問教丨應試教育,是怎樣愈演愈烈的?

問教丨應試教育,是怎樣愈演愈烈的?

資料圖(東方IC)

*來源:騰訊教育(ID:qq_edu),作者:熊丙奇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108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提交了《關於落實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為中小學生鬆綁減負的提案》。這樣的提案,讓社會輿論更感到減負的無力感。因為給中小學生減負,已經提了20年了,199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指出:“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已成為推行素質教育中刻不容緩的問題。要切實認真加以解決。”可是,伴隨着減負聲,基礎教育階段的應試教育卻愈演愈烈。

為什麼出台了那麼多減負措施,可減負效果卻不佳,應試教育傾向更嚴重?最根本的原因是,所有減負措施基本都只“治標”,而不“治本”,甚至在“本”方面,在進一步強化。其中,教育資源等級化配置,尤為突出。

不少70後感慨,為何80年代、90年代的高考升學率不高,也是採取一樣的高考錄取制度(按高考總分錄取),但當時的基礎教育,卻沒有那麼嚴重的應試傾向,反而在高考錄取率平均超過85%,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1.6%,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89.5%時,應試教育傾向更嚴重,學生負擔更重。

在20多年前提出減負時,就有一些教育人士指出,隨着高等教育資源日益豐富,高考錄取率提高,學生的升學壓力會逐漸減少,基礎教育會重視學生的素質教育。當前,也有一些人分析學生升學壓力大的主要原因,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不足。他們的邏輯是一樣的,把學生升學壓力大歸於教育資源不豐富、不充分。可問題是,什麼是優質教育資源?學生和學生家長心中的優質概念是什麼?如果只有排在前5%或者前10%的學校是優質學校,那麼,不管怎麼豐富高等教育資源,“優質”的,永遠只有5%、10%,升學競爭和壓力將不可能減少。

回顧過去20年的教育發展,高等教育隨985、211工程的實施,進一步等級化,製造“清北崇拜”,以及各地為打造升學政績而舉辦超級高中,出現“超級高中神話”,是應試教育加劇的直接推手。

一位重點高中校長告訴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學生只要考上大專院校,也算學校的升學率,而到了本世紀初,2005年時,就只看本科率了,到2010年,本科率也不看了,要看一本率,近年來,一本率也非重點評價指標,而主要看考上北大清華的人數,所謂“清北率”。有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門,直接給高中學校下達考北大、清華的指標,如果完不成指標,就將扣發獎金,甚至免除校長職務。

用升學率評價辦學,本就是背離政府發展教育的職責的。一個國家的教育,有普通教育、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只有平等發展,才可能給受教育者創造更多的教育選擇。如果對初中學校辦學,用普高率評價辦學質量,這不是自我矮化、否定中職教育嗎?如果對高中學校辦學,用本科率評價辦學質量,不是使高職教育“低人一等”嗎?而進一步用“清北率”、一本率評價學校辦學,則把大學分為三六九等。這樣發展教育,必定走入死衚衕。

但這種發展教育的思維卻很頑固。之所以要把學校分為三六九等,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對學校進行行政評價,強化行政權力。從依法治教角度説,政府部門的教育職責是,依法保障對教育的投入,依法監督學校依法辦學,至於學校如何辦,這屬於學校的自主權,辦得如何,則應該由專業機構進行專業評價,以及由社會評價。但行政部門不願意把辦學自主權交給學校,也不願意把評價權交給專業機構,於是推進行政治校與行政評價,其結果就是行政評價把學校分為不同的等級。

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實施的985工程,其目的是為了加快建設一流大學,但是,入選985工程,就變為學校的身份,加上部分985高校校長的級別提升為副部長級,這讓大學的等級更加細化,也加劇社會的“名校情結”。上985高校,成為很多學生和家長的追求。針對985工程實施出現的身份固化、競爭缺失問題,我國於2017年全面啓動“雙一流”建設,其初衷是克服985工程建設的弊端,重視建設,而非給學校一個身份,但是,入選“雙一流”建設名單,又變為了學校新的身份,有多少學生考進“雙一流”大學,也變為評價高中辦學的新指標。

二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時代繼續堅持精英教育模式。我國高等教育在2002年進入大眾化時代,在2019年進入普及化時代,高等教育快速地從大眾化時代進入普及化時代,要求教育觀念從精英化轉向普及化,不能再以精英教育模式發展教育。但是,總體而言,我國的教育觀,還停留在精英教育時代。

在基礎教育階段,表現最為典型的就是所有學校採取升學教育模式開展教育,即以升學為目標組織教學。這在城市地區,造成學生學業負擔重,同時並沒有接受完整的基礎教育(非中高考科目的教育教學被邊緣化),而在農村地區,在“高考改變命運”的口號下,反而出現新的讀書無用論,一些成績不好的學生,覺得考好大學無望,於是不讀高中,進而在初中就輟學外出打工。2019年,我國的義務教育鞏固率為94.8%,意味着還有5.2%的學生沒有完成義務教育。

升學教育模式中的超級高中則把應試教育做到了極致。在我看來,幾乎所有超級高中,都是地方政府縱容學校違規大規模招生、辦學的結果,按照教育部的規定,一所高中的規模為每個年級最多20個班1000人,三個年級3000人,但有的超級高中規模超過萬人。國家已經明確要求高中學校在規定區域招生,可不少超級高中卻擁有跨地區招生特權,或者在地方政府的默許、縱容下,採取公辦民辦不分模式辦學。

超級高中帶動了整個省的升學競爭,也惡化地方教育生態,影響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我國《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義務教育階段不得設立重點學校、重點班,但是,各地實際上還存在變相的重點校、名校,原因是,面向所有學生的均衡義務教育,不如集中優質資源打造重點學校出升學政績。

毫無疑問,如果繼續實行教育的等級化管理、評價,繼續堅持精英教育模式,圍繞升學組織教育教學,應試教育就會繼續“發揚光大”,所謂的減負措施,就只剩下象徵意義。要構建教育的良好生態,必須推進動真格的改革。其一,推進教育管辦評分離改革,落實學校自主權,依法治教。其二,推進教育評價體系改革,不再以單一的分數評價學生,而要建立多元評價體系,促進學校開展多元教育和個性教育,把學校、老師、學生和家長,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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