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賀丹接受採訪時稱，應重視企事業單位和各類組織機構的社會責任，推動“家庭友好機構”建設，鼓勵有條件的企事業單位開辦幼兒園和託兒所。全國政協委員謝文敏也表示，建議鼓勵用人單位為職工提供托幼服務。“每句話都説在我們心坎裏”“女代表最懂職場媽媽”……對於相關提議，不少網友紛紛點贊。
回憶
企業託兒所曾是常態
“弄一間屋子，招兩位阿姨看着，從我們工資里扣點兒給阿姨開工資都行啊！”對於由用人單位開辦幼兒托育機構，曉燕語氣裏充滿嚮往。
婆婆身體不好，老公長期在外地工作，每月只能回京兩三次。母親幫着把孩子帶到快2歲時，曉燕的哥嫂也生了孩子，需要老人經常過去幫忙。於是入園前這段時間，若沒有老人“搭把手”，曉燕只能把孩子帶到辦公室。
幸而同事比較體諒，曉燕尚可勉力維持。但藉助動畫片吸引孩子注意是少不了的，午睡也只能安置在辦公室角落小沙發上。她時常心生愧疚，偶爾還要面對孩子吵鬧的尷尬。
和曉燕相比，有婆婆幫忙的小陳至少不用擔心孩子吃睡問題。但她偷偷“吐槽”稱，孩子奶奶不愛出門，就喜歡在家看電視，做飯時肯定也是靠電視來“拴着”孩子。可老人幫忙照顧孩子本就不易，也不好説得太多。
“要是公司能託管孩子就太好了。午休還能見一次，不像現在加班回去晚了，可能一天都看不到。”小陳坦言，自己知道有上門日託，保育老師可以到家提供服務，但價格實在昂貴。小陳還考察過幾家面向1到3歲幼兒的商業托育機構，“稍微看得上眼的，每月費用都奔着一萬塊去了。”
嘆氣之餘，小陳不禁回想起自己從6個月到5歲多，都是在媽媽工廠開辦的託兒所、幼兒園中度過的。相關新聞評論中，也不乏各地網友對往昔時光的追憶：“各個企業，甚至是我父母工作的那種小廠，都是有免費託兒所的。如果不是有人提起，我甚至都快忘了以前這是常態。”“小時候的廠辦託兒所，1歲多的孩子就能去，父母上班順手就把孩子放託兒所，現在倒要重新呼籲了，唏噓……”
經營
小規模機構難抵風險
相對於高價的商業托育機構，由企業開辦托育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意味着必須投入大量資源。更不用説萬一出事，企業形象面臨的巨大風險。無論從實力和意願出發，很少有企業能夠承擔。而相對親民的小機構，則難以抵擋經濟環境的“風吹草動”。
“託兒所？已經轉出去一年多了！”提起自己曾開在樓下的託兒所，小賈五味雜陳。2017年6月，她從小區裏租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辦起了家庭式託兒所。因為知道幾乎不可能辦下來正規手續，她一直低調行事，連招牌都沒敢掛。即便如此，接二連三的上門檢查還是讓她提心吊膽。
“有一天，來自衞生、消防、社區的十多名工作人員聯合行動，認為民房辦託兒所存在不少隱患。”小賈意識到，這樣下去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正好附近新開的一家培訓機構有意向，於是連人員帶設備一併轉過去了。僅僅一個月後，疫情突然來襲。“幸好已經轉手了，否則肯定損失慘重！”
北五環外，葉梅開在小區裏的託兒所規模也在不斷縮減。2019年3月，精心打造的第一家託兒所正式開業時，她滿心期待。“那段時間一直在穩步發展，後來又開了第二家，當年冬天已經基本可以實現單月收支平衡。”然而，疫情讓一切戛然而止。“一停就是七八個月，房租壓力太大，只好縮成一個店。”
經過努力，葉梅終於在去年底再次實現收支平衡，結果又遭遇了今年元旦前後的新一輪疫情。沒辦法，她只能把原來家裏的東西搬過來，辦起了真正意義上的家庭式託管。“目前這套房是兩居室，我們一家人住主卧，留下客廳作為孩子們的活動區，次卧作為就餐、手工、繪畫的區域，託管的孩子也就兩三個，勉強維持運營。”
至於是否還能迎來轉機，葉梅心裏沒底。“單純做託管本身就很困難，基本需要半年一招生，上半年相對好一些，但下半年有的孩子要上幼兒園，就又流失一批。”
建議
擴大托幼一體化規模
“鼓勵用人單位建立托育機構固然是一種解決路徑，但存在很多現實困難。”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研究員蔣永萍談到，上世紀80年代以前，我們國家的托育服務的確主要由用人單位提供，那個時期女職工產假較短，哺乳需要無法得到滿足。而現在產假相對延長，再加上技術進步，有了一定的母乳儲存條件，讓女職工可以不再依賴單位提供托育服務。
此外，蔣永萍認為，全社會在0到3歲嬰幼兒的養育觀念上也發生很大變化。以往托育服務僅限於最基本的照護，現在則更重視育兒質量，對從業人員要求更高。用人單位很難直接提供服務，需要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來完成，運營風險較大。即便真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職工會把孩子帶過來也是個問題。北京等大城市通勤時間較長，特別是對於坐公交或地鐵上班的職工來説，帶3歲以下嬰幼兒擠早高峯不但辛苦，也不安全。
“相比之下，在社區建立托育機構或許更現實，而幼兒園開設託班會比家庭式託兒所更可行。”在蔣永萍看來，《上海市托育服務三年行動計劃（2020-2022年）》值得借鑑。“其中，提到要擴大托幼一體規模，建立以社區為依託、機構為補充、普惠為主導的資源供給體系。並明確要求在有條件的公辦幼兒園開設託班，鼓勵民辦幼兒園開設普惠性託班，托幼一體園所在公民辦幼兒園總量中佔比不低於50%。”
蔣永萍坦言，按國家衞健委印發的《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和《托育機構管理規範（試行）》，家庭式託兒所很難完全達標，也不太容易取得家長的信任。“更何況，孩子3歲以後又會去幼兒園，如果單純提供托育服務，運營壓力會很大，人員招聘也是難題。”她提出，由幼兒園來開設託班基礎會好很多，質量也更有保證。“托幼一體化還需要在管理體制上跟進調整，托育服務涉及多個部門，如果能夠由教育部門來牽頭，將會更有助於托幼一體化的推動。”
背景
託兒所嘗試踩雷遇困境
事實上，近年來不乏“由用人單位開辦托育機構”的各類提議。作為知名人口學者，攜程創始人梁建章曾發表《中國為什麼缺少託兒所》，稱生育政策的改變，加上社會狀態的改變，令沒有託兒所的弊病又逐漸顯現出來。
2016年2月，攜程“身先士卒”在其上海總部開辦親子園，可接收企業職工1.5歲至3歲幼兒。據當時媒體報道，很快有120多人選擇了親子園，並陸續有新進員工排隊申請。
然而好景不長，2017年11月，攜程親子園曝出虐童事件。教職員工給幼兒餵食芥末、毆打推搡幼兒，引發輿論沸騰。“若託兒所停辦，攜程是受害者，倒黴的是員工”，彼時攜程公關總監宋燕發表的這番感慨，被不少人視作公司方面在推卸責任，但也無法否認，她直白地説出了幼兒父母面臨的無奈現實。
曾考慮為員工解決後顧之憂的不止攜程，2017年春季，京東也宣佈開辦“初然之愛托幼中心”，免費接收4至24個月的嬰幼兒，總計能夠接收約20名寶寶。
出於各種考慮，京東方面未對本報記者希望探訪該托幼中心的請求作出回覆。但據此前媒體報道，托幼中心自運營來預約火爆，需根據員工在職年限排隊，名額供不應求。且其功能主要定位為“為寶寶提供早教體驗和父母臨時託付”，每次入園為期一週。相關負責人曾表示，此舉是為了讓服務的覆蓋範圍大一些。雖與公眾慣常理解的托育機構運行有異，更接近臨時求助的“應急措施”，仍引得不少雙職工家庭豔羨不已。
來源 北京晚報
記者 魏婧 宗媛媛
流程編輯 邰紹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