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改寫歷史的人物很多，主要是“士農工商”中的士族和農民，改寫歷史的士族非常多，劉邦也可以歸於士族，改寫歷史的農民主要是各種農民起義，但在14世紀，卻有兩個和尚堪稱史上最強，改寫了中國600年來的歷史，影響極為深遠，可惜第二個鮮為人知。
第一個是朱元璋，在走投無路之下，出家皇覺寺，做了7年和尚，後來參加“紅巾軍”，一飛沖天建立了大明王朝，影響了中國數百年，唯一從南打到北的皇帝，做成了一個不可能做成的事情。第二個叫道衍和尚，靖難之役的主要策劃者，這是一個被低估的歷史人物，也做成了一件不可能做成的事情。關於朱元璋的傳説，早已人盡皆知，本文重點聊一聊道衍和尚，顧炎武評價中才華不低於王陽明的頂級謀士。
道衍和尚，蘇州人，原名姚廣孝，家族世代行醫，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出身。但在1348年（元朝至正八年），年僅十四歲的姚廣孝剃度出家，法名道衍。
中產家庭出身的姚廣孝，為何父母狠心讓他出家？這與元朝政策有關，元朝針對漢人的科舉難度、錄取比例、考中之後授予的官職等，都有嚴重的歧視，也就是説，付出與收穫嚴重不成比例，“南人”（南方漢人）幾乎別想靠科舉出頭，比如畫下《富春山居圖》的黃公望，就是其中的縮影。所以，朱元璋手下的文官，很多都沒有參加過科舉，比如明朝第一個功臣李善長、宋濂等，還有要中舉之後但很快又歸隱的，比如劉伯温、提出“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等，因為進士得不到元廷重視。
但元朝統治者好佛，對僧人有優待，而且還經常在佛教中選拔人才，最典型的是僧人宰相劉秉忠，通過信佛得到忽必烈的注意，由此走向人生巔峯。所以，姚廣孝家人讓他出家做和尚，其實有走終南捷徑之意。
《明史》記載，“嘗遊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可見，不光姚廣孝家人，可能他自身都有想走終南捷徑，希望成為下一個劉秉忠。
姚廣孝是不幸的，因為此後天下風起雲湧，大元王朝都岌岌可危了，信佛沒什麼用了，當然也可能興趣或追求真理的原因，所以姚廣孝後來拜道士席應真為師，學習陰陽術數，跨界成為道士了。
這一番跨界學習之後，姚廣孝卻由此精通儒釋道三教，並與明初儒釋道各家學術領袖都有不錯的關係。
但姚廣孝卻一直沒有機會發揮才學，1375年（洪武八年）朱元璋招聘精通儒書的僧人，卻沒有注意到姚廣孝，所以姚廣孝只能繼續蟄伏，7年之後機會終於來了。
1382年，朱元璋愛妻馬皇后去世，於是挑選一批高僧，讓他們到各個藩王身邊，為馬皇后誦經祈福，姚廣孝就被分配到了朱棣那邊，成為慶壽寺住持。所謂乾柴碰烈火，朱棣與姚廣孝兩人一見鍾情，《明史》記載是相談甚歡，且到了神秘的程度，“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成為最被朱棣重視的下屬。
1392年，太子朱標去世，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繼位，並用黃子澄、齊泰之計削藩。不到一年時間，周王朱橚、湘王朱柏、代王朱桂、齊王朱榑、岷王朱楩相繼獲罪，被廢除藩國。其中，燕王朱棣最雄傑、兵最強，尤為朱允炆忌憚，是必須要被削藩的對象，如果不反抗，最好的下場是被圈禁。
在這一背景之下，姚廣孝密勸朱棣起兵，朱棣道：“百姓都支持朝廷，怎麼辦？”姚廣孝答道：“臣只知道天道，不管民心。”最終，在姚廣孝的勸説下，朱棣以尊祖訓、誅奸臣、靖難為名出征，經過三年多苦戰，成功奪取皇位。
在改寫明初歷史格局的靖難之役中，坐鎮後方的姚廣孝至關重要，除了穩定後方防線、確保後勤等之外，還有三個方面極為重要。
一，堅定朱棣決心，王朝建立之初的“以一隅敵一國”，從軍事上看幾乎不可能，朱棣是唯一的成功案列。清朝也“以一隅敵一國”，但卻是在明朝末期，且後期招降了各地兵馬，不能算一隅敵一國。以區區燕地一方土地敵全國兵馬，朱棣才猶豫不決，姚廣孝“只知天道，不管民心”堅定了他的決心。
二，輔佐決策之功，除了各種謀劃之外，姚廣孝還能決勝千里之外。“成祖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班師。’乃還。復攻東昌，戰敗，亡大將張玉，復還。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庸，破房昭西水寨”，多次在關鍵時間，幫助朱棣做出正確決策，否則不堪設想。
三，戰略規劃之功，攻打東昌（山東聊城）戰敗，且張玉陣亡，朱棣打算修整一段時間，但姚廣孝卻極力勸説繼續進軍，由此擊敗盛庸，攻破西水寨。隨後，姚廣孝建議“不要去攻打城池，應迅速直取京師。京師兵力單薄，一定能攻克”，這一軍事行動直接讓建文王朝崩潰，朱棣順利攻入南京。區區直搗京師，即讓建文王朝崩潰，而朱棣平定天下，説明朱允炆施政的確不足，搞得天下分崩離析。
缺乏姚廣孝的頂級謀略支持，朱棣不可能實現“以一隅敵一國”，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永樂大帝。
1402年（建文四年），朱棣稱帝之後，將姚廣孝列為靖難第一功臣，給予非常高的禮遇，最令人震驚的是，“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明成祖每次與姚廣孝交談，都稱他為少師，而不直呼其名，換言之朱棣都要避諱姚廣孝名字，足見朱棣對他的尊重程度，可能古今唯一吧。
儘管是靖難第一功臣，但姚廣孝卻一樣不取，深藏功與名，低調淡泊，獲賜的黃金全部分發給宗族鄉人。已經還俗的他，依然居住在寺廟中，上朝時便穿上朝服，退朝後仍換回僧衣。
此後，明成祖往來於南京、北京之間，並幾次征伐蒙古，姚廣孝都留在南京，輔佐太子朱高熾監國。1407年（永樂五年），姚廣孝又奉命教導皇長孫朱瞻基。
除此之外，姚廣孝還曾監修《太祖實錄》，參與編修《永樂大典》，還是一個文學家、史學家，《明史》記載是“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啓、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獎之”。當然，姚廣孝晚年時，佛教漸成頹勢之際，又擔起護教（佛教）之責，整理了反排佛的《道餘錄》，為佛教史上一件大事，受到儒家文人的責難，所謂“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
1418年，姚廣孝去世，明成祖聽聞之後，“帝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榮國公，諡號恭靖，朱棣親自撰寫神道碑銘，並以文臣身份入明祖廟，是明代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再一次見證姚廣孝的影響力。
關於姚廣孝，有人説他是“奸僧”，野心勃勃的勸説朱棣謀反，有人説他是黑衣宰相，功名利祿與他如浮雲，是一個德行無虧的傑出政治家，但筆者認為，無論是貶也好、褒也罷，以事實而論，朱棣的確要比朱允炆更適合做皇帝，對國家更有利，既然如此姚廣孝何“奸”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