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發布《關於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明確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具體要求。《通知》還列舉了“家政服務”“住家教師”“眾籌私教”等7類隱形變異學科類校外培訓形態，“一經發現，堅決查處”。（9月9日光明日報）
雙減新政能否有效紓解義務教育“內卷”亂象？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取決於明面上培訓機構的生態，更取決於暗底下培訓生意的規則。
俗話説，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比如最近這兩個月，隨着“雙減”政策出台，打着“新家政”名義的“住家教師”概念也在悄然興起。“家政服務”“住家教師”“眾籌私教”……教培服務隱形變異的速度和趨勢，似乎比預期更迅猛、比段子更誇張。於是，難免有人覺得雙減新政是可以被基層各色“小動作”對沖的。
這個判斷，顯失客觀。包括最近北上廣深等城市部分家長對校內課後服務的反彈之聲，看起來，是家長們“不補不罷休”，但説到底，恐怕還是過渡期的治理焦慮。説白了，家長們擔心的不是政策不好，而是好政策究竟能落實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當然，一方面，補課補習慣了，深受其害的家長們有點兒“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另一方面，減負數十年，高揚輕放非一日，直到雷霆而果決的2021年雙減新政出台，家長們難免擔心：這是“真來了”還是“狼來了”？出於理性經濟人考量，他們難免在態度上會趨於選擇懷疑或觀望、在行動上選擇小幅“對抗”。於此背景之下，“眾籌私教”等變通之計，似乎成了看起來很美的選擇。
但顯然，這些變通之計低估了雙減新政的力度和決心。地方而言——比如7月28日，湖北宜昌發佈通知，嚴禁任何組織和個人以家教、諮詢、文化傳播等名義面向中小學生開展培訓業務。又比如8月8日，根據北京市教委通報，在平谷區某咖啡店內，某個人因“無辦學資質擅自組織學科培訓”被罰；北京市教委明確處罰對象“含一對一培訓”……全國來説——8月30日，教育部新聞辦主任、新聞發言人續梅表示，對於學科類培訓可能轉入地下或者家庭來開展這種違規的學科類培訓，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具體的指導意見。短短數日，細則出台，“家政服務”“住家教師”“眾籌私教”等7類隱形變異學科類校外培訓形態被點名整治。凡此種種，大概説明了一個清晰的共識：誰都別把雙減當“過家家”的遊戲。
這些年，在少數培訓機構的煽風點火下、在某些“高考工廠”的失序傾軋下，義務教育負擔變本加厲，學生、家長、教師深受其害。過重的課業負擔和培訓負擔，壓累了孩子、壓垮了家長，“一時之得”“一分之得”最終成了義務教育的“一程之失”“一生之失”。雙減新政，深得民心。自中央到地方、從校內到校外，圍繞雙減的配套舉措都很硬核、都不含糊。於此背景之下，鑽政策空子，玩文字遊戲，大概只會倒逼落地細則出手更狠準、更“事無鉅細”。而對於家長們來説，只要雙減能真正在執行中“穩預期”，擔心與焦慮自會隨着時間消失殆盡。（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