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1904－1933)，一生不過是二十幾年的光陰，卻經歷許多坎坷，這與他的直傲，不妥協的性格有直接的關係，朱湘16歲考入清華學校，可謂是天才少年，與此同時，他在詩詞上的造詣確實讓很多清華學子望塵莫及，1922年，朱湘開始在《小説月報》等刊物上發表新詩，其詩重韻律，用字清雅，拉近了白話詩與古詩間的距離。朱湘與饒孟侃、孫大雨、和四人並被稱為“清華四子”，但是這樣一個才學卓越的年輕人，卻在日常生活上與他人常常發生矛盾。
1923年11月，朱湘在《清華週刊》發表《課程上前車之言》，表明“清華現在是一個垂危的人，‘課程’便是伊的催命鬼。”繁重的壓力讓朱湘對學習徹底厭惡，一定要離開，似乎成了唯一的解脱，也是朱湘想要獨立的催化劑。
此時，朱湘突然被清華學校開除，這是朱湘同當時社會的第一次衝撞，因為當時的清華是一所留美預備院校，學業相對繁重，校規較嚴格，學校會在某些活動上對出席的學生點名，而朱湘比較排斥這種規章制度，點名時會故意遲到，導致被學校記三次大過。
早前，朱湘的便定下了娃娃親，1923年時，對象劉霓君女士北上找他成親，他雖不滿意，但出於同情，還是接受了這樁婚姻。次年春，二人回到南京。朱湘的大哥，常年為官，自然要將五弟的婚禮辦的風光體面。
但在婚禮上，這位代家長，要求五弟像對待父親那樣向自己磕頭，朱湘卻只肯三鞠躬，雙方當即吵鬧起來，連喜燭都被打成兩截。哥弟兩徹底決裂，朱湘所堅持的三鞠躬，實則是他同社會的第二次衝撞，是對新的禮儀的執着和追求。
1926年，朱湘參與徐志摩、聞一多等人創辦的《晨報副刊·詩鐫》工作，因此被視為新月派的中堅力量，不久，二人便鬧起矛盾，在聞一多出版《屠龍集》後，朱湘立馬寫了一篇《評聞君一多的詩》，在用韻、用字等問題上對聞一多的作品進行批判。聞一多給梁實秋寫信説：“朱湘目下和我們大翻臉。
當時朱湘和他們一同出版詩集，排版時，將朱湘的《採蓮曲》排在一個角落裏，卻將自己的《死水》和《黃昏》以及饒孟侃的《搗衣曲》排在版面上方，這一舉動引起的朱湘的強烈不滿，朱湘認為自己的作品比他們都好，聞一多這一行為在他看來就是嫉妒自己的才華，於是便跟他們決裂。
不僅如此，朱湘還遷怒於徐志摩，發文嘲諷徐志摩，稱其為“油滑”的假詩人，也公開批判：“瞧徐志摩那張尖嘴，就不像是作詩的人。”。朱湘的舉動，實在可氣，也讓他同曾一起成長的朋友反目。
儘管如此，朱湘的才氣還是無法掩蓋的，1927年，朱湘的另一本詩集《草莽》發佈，在當時的文壇界引起不少人的追捧。
可是，這時的朱湘已經和家族、朋友都漸行漸遠。
朱湘出國前，是一個極為自信和有規劃的人，在他的計劃中，用3年取得博士學位，繼而大展拳腳；然而現實比較殘酷，在美國2年，他先後換了3所大學，最終未能拿到任何文憑，這在當時的清華公派生中，像朱湘這樣情況的是極少的，本就是敏感的人，這一段經歷，也沉重刺激了朱湘的精神世界。
當時造成這種的局面主要有兩大因素，一方面，在美國，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心理，終日苦悶成為朱湘的常態；另一方面，留美學生每月只有80美元，學習、生活都要靠它，在海外時，與妻子多次通信，信中內容絕大多數都是與錢有關，窮困潦倒的生活使他出現了精神危機。
1929年9月，朱湘回國，被安徽大學聘用，月薪300元，可因該校經常拖欠工資，他的生活艱難。夫人給他生了一個幼兒，朱湘與夫人劉霓君初期感情還較好，但是因為當時的經濟情況不好，小兒子沒有奶吃，活活餓了七個晝夜後離開人世，小兒子死後，妻子開始埋怨丈夫無能，夫妻關係漸趨惡化，朱湘的性格也越來越奇怪，常常遷怒於他人，當時沒有收入的朱湘，平時卻要抽最貴的白金龍香煙，自負和自卑的朱湘跳入了虛榮與現實的旋渦，無法自救。
他本想靠寫作和教書來養家，無奈得罪的實在人太多，誰也不敢用他，幾番釘子碰下來，妻子只好在工廠給朱湘找了一份臨時工，以維持生活。
1933年12月5日，朱湘用口袋中僅有的錢買了從上海去南京的船票和一些酒，還買了一包劉霓君最愛吃的飴糖。然而，當船至江心，朱湘躍入清波，結束了短暫的人生。
朱湘是一個耿直坦率之人，亦是一個糾結的孤獨之人。學者雷素娟認為：朱湘少孤，撫養其長大的大哥又性格暴躁，使朱湘常有寄人籬下之感。朱湘心中積怨過深，總想找一個突破口來發泄，這是他後來情緒常常失控的重要原因。
從被清華退學，與大哥反目，留美不濟，這種相承的痛苦都表露了朱湘在性格上的矛盾和痛苦，幸福的童年可以治癒一生，不幸的童年卻要用一生去治癒
“我的詩，你們去吧！站得住自然的風雨，你們就存在；站不住，死了也罷。”
這是一個孤獨和又絢爛的朱湘，不肯妥協，只願自由而獨立，作芬芳的夢，而這執拗的白話詩的任性，也隨着朱湘的離開，再也不見。
文/趙賀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