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歷史上，有個臭名昭著的小團體，他們就是主要活躍在宋徽宗年間的六大佞臣，分別是蔡京、童貫、梁師成、朱勔、王黼、李彥，這六人被稱之為“六賊”。
耐人尋味的是，在這六人之中，有一個人比較特殊——比其他五賊相比，此人無論在官修正史上還是民間野史當中，歷朝歷代所遭受的口誅筆伐都是最為突出的。他就是童貫。
《宋史》中直言不諱地評價童貫“性巧媚”，對其不擇手段為宋徽宗蒐羅天下文玩奇珍、供其揮霍享樂的事實大加撻伐。
在宋人的各類野史筆記中，譏刺童貫的段子比比皆是。
兩宋之交比較有正義感的文官武將們也紛紛彈劾童貫，大學生陳東更是用“伏闕上書”的形式來表達當時士人對童貫的強烈不滿，指斥其“結怨遼金”，從而導致邊患不斷、國勢日危。
而廣大人民羣眾則是直接咒罵童貫，這從當時下來的民謠中就可以看出來，童貫被老百姓視為禍國殃民的佞臣賊子之首。
那北宋的皇帝對童貫又是什麼態度呢？公元1126年3月，宋欽宗下詔賜了童貫一個“死”字，並在詔書中不厭其煩地羅列了童貫的“十大罪狀”，簡單來説，就是認定他十惡不赦。
然而，當你深入研究史料之後就會發現，其實童貫之惡並沒有到這麼誇張的地步，如果要給他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可以用七個字來概括，那就是“頗具才幹的弄臣”。
童貫本身有幾分才能，也着實有幾分狡詐，善於投機取巧、阿諛逢迎也是事實。但我們也應當看到，他在與西夏、吐蕃等部的作戰中，也確實取得了收復不少失地的軍功，還是鎮壓方臘起義的宣撫制置使，是得到過宋徽宗大力褒獎的。
眾所周知，北宋滅亡，宋徽宗作為最高統治者難辭其咎，可是到了最後，一度權傾朝野的童貫卻成為宋徽宗亡國的頭號替罪羊。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首先，太監這個出身就是童貫的原罪。要知道，在封建倫理體系中，太監弄權跟後宮干政一樣，在人們眼中都等同於牝雞司晨，是極度不守本分、逾規越矩的行為，註定了要受到世人的撻伐。
其次，童貫在領軍出征時，也確實留下了一大難以洗刷的污點，那就是臨陣脱逃。公元1125年，他作為屯兵太原的軍中統帥，卻畏敵如虎，溜回了東京，使金兵得以長驅直入。
再者，在儒家文化背景下，君永遠是君，臣永遠是臣，即使是君主亡國的罪魁禍首，但依據當時的綱常倫理，也不可能去追究君主的責任，“埋單”的永遠首先是臣子。
翻閲中國古代歷史就不難發現，幾乎歷朝都不乏敗事誤國的昏君。儘管他們在倚紅偎翠、盡情享樂的執政生涯中，滿足了自己的私慾、踐踏了秀麗河山，導致天下動盪、社稷將傾。
但他們仍以聖明自居，一面聽着佞臣的阿諛逢迎，陶醉於自己的“赫赫武功”、“雄才大略”之中，其喜洋洋、其意悠悠，決不許任何臣子忤其意、逆其情、彰其罪惡；另一方面，又在千方百計地嫁禍於人，尋找可憐的替罪羊，以脱自身在歷史上的罪責，維護自家的賢德形象。
總之，童貫淪為宋徽宗亡國的替罪羊並不冤，他要怪只能怪自己不該是太監，不該犯了臨陣脱逃的致命錯誤，更不該生錯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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