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時任新四軍第三師師長的黃克誠給一位女偵察員寫了一個條子，批給她19元錢的經費，以解決她和手下隊員當時面臨的一個難題。難題是解決了，卻給這個女偵察員留下一個數十年揮之不去的疑問：為什麼偏偏是19元錢，而不是20元或其它數字呢？
那是在1941年夏天，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開辦了新的一期對敵工作訓練班。所謂敵訓班，就是培養偵察員的短期培訓班。三個月裏，學員們實行全封團式管理和訓練，白天不準外出，只有晚上天完全黑了才允許幾個人結伴出去散散步，主要是怕被周圍的羣眾看見，暴露身份，不利於以後開展偵察工作。
經過緊張的學習，學員們懂得了怎樣開展情報偵察工作，並且掌握了怎樣化裝混入敵營，主動接觸對手，收集、隱藏、傳遞情報的技巧。
女學員李恆甫回到部隊後，組織上分配她到蘇北的漣水縣一帶開展工作。區裏給李恆甫分配了8個12至15歲的小鬼，年近16歲的李恆甫就成了孩子頭，帶着一羣小兵活躍在漣東主要的敵佔區新安鎮、響水口、三口一帶。
當時蘇北的戰爭形勢十分嚴峻，1941年7月，日軍糾集了17000餘人，出動裝甲汽艇百餘艘，在飛機和大炮的掩護下，對以鹽城為中心的蘇北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掃蕩，妄圖消滅新四軍華中局及軍部首腦機關，摧毀蘇北根據地。
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深入敵後偵察獲取情報就顯更為要。李恆甫和隊員們知道自己的任務就是當好部隊首長的耳朵、眼睛，及時提供準確有價值的情報，才能以少勝多，出其不意地狠狠打擊敵人。
當時戰爭打得很殘酷，生活條件也非常艱苦。有時候只能靠發黴的豆麪和地瓜幹來充飢。穿的方面情況就更糟糕了。天氣一天天轉涼，已經到了深秋，李恆甫和另外8個小鬼每人身上只有一件單衣，北風一吹，就只有瑟瑟發抖的份兒了。再加上平時經常吃不飽飯，就更是飢寒交迫。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也從未抱怨過，一聽到有情況要進城去偵察，都爭先恐後地要求去執行任務。
當時隊員們經常化裝成賣雞蛋賣煙捲的小販，混人敵人軍營，瞭解敵人營房佈局、莊軍人數等。李恆甫年齡大一點，經常女扮男裝，化裝成做小生意的商人，陪國民黨軍官太太打牌，以瞭解國民黨軍隊的行動規律和行動計劃，及時為部隊首長提供情報。
由於李恆甫帶領隊員們工作開展得成績顯著，經常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
有一天，漣東縣三區區長薛位五來駐地看望李恆甫等人，發現他們這九個小鬼衣着單薄，一個個凍得臉色發青，有的還不停地咳嗽、流鼻涕，這才感到事情的嚴重性。
薛位五心疼地看着他們，沉思了一會兒，忽然眼睛一亮，對李恆甫説：“有辦法了。明天黃克誠師長在北沙召開部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的聯席會，到時候你就説有情報要直接交給黃師長。只要你能想辦法進入會場，他們就可以幫你們向黃師長反映一下情況。”
第二天，李恆甫如約趕到會場，看到她進來，薛位五馬上向黃師長介紹：“這是李恆甫（後因革命需要改名李春華），她帶着一羣小鬼在搞情報，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就是條件太艱苦了，快過冬了，都還穿着單衣裳。”
黃克誠認真地聽着薛位五的介紹，又看了看他們身上的衣服，稍作思考，給他們開了一張便條，上面寫着：請漣東縣政府二科發給李恆甫同志19元錢，以置辦冬裝。
懷揣着黃克誠寫的便條，李恆甫心裏甭提多高興了，儘管一路上頂着刺骨的寒風往回走，可她一點也不覺得冷，彷彿冬裝已經穿在了身上。
只是有一件事，李恆甫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黃師長批給她的是19元錢，而不是20元錢呢？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李恆甫。
領到了黃克誠批給他們的19元錢，大家興奮地聚在一起商量着做棉衣的事。算來算去，怎麼算都不夠每人做一套的。
有個叫倪學富的小鬼，母親剛好來隊，也參加了他們的討論。她説有個辦法可以讓他們每個人都有東西穿，那就是到當鋪去買那些過期了沒人贖領的衣服，回來拆洗一下，再爾新拼湊起來做冬衣。
李恆甫按照這個辦法去做，後來又從當地比較開明的紳士家裏要了一些舊棉絮，有的是舊被子裏的棉胎。這樣經過一番東拼西湊、縫縫補補，每個人都開心地穿上了棉衣。
欣喜之餘，那個為什麼是19元而不是20元的疑問一直困擾着李恆甫，久久揮之不去。在以後的日子裏，聽到大家議論説黃克誠師長特別會過日子，據説三師的餘糧夠全師吃三年的。
李恆甫就想，也許黃師長認為19元錢可以解決的問題決不用20元錢。這19元錢是師長教育他們們要精打細算、勤儉持家，要艱苦奮鬥，為革命節省每一個銅板，抑或還有別的更深刻的道理在裏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