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藝評｜高考收官，看“招生文學”零的突破

在上海作家中，張生比較低調，也比較善於自我解嘲。他自稱“五角場作家”，無意博取全國影響。更因託身高校，不常行走文壇，故不免給人以自甘沉寂的印象。其實這並不妨礙他暗暗用力，堅守自己的文學追求。

自從恢復高考以來，考生和家長在筆試之後就一直千方百計想拿到理想的錄取通知書，各高校每逢招生季也都使盡渾身解數，派員分赴各地大肆宣傳，儘量讓成績最好的考生入吾彀中。退而求其次，也要竭力爭取本校錄取的考生儘可能佔據各地考生分數線的靠前位置。這固然是為國掄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但也是為了宣傳各高校綜合或專業的優勢，通過招生來助力學校的排名與未來的發展。

正因為家長考生與各高校均高度重視，每年招生錄取就不啻沒有硝煙的戰爭。然而像投檔線、填志願、招生宣傳、見面會等實際操作都是短時間內完成，具有封閉性、專業性、一過性的特點，因此在整個高考錄取過程中反而不太為全社會所關注。小説家們涉及高考的敍事，通常總是家長們如何鼓勵子女好好讀書，如何節衣縮食傾其所有為子女營造最佳學習與生活環境，老師同學們如何在學校這塊方寸之地夜以繼日爭分奪秒，以及社會、家庭、學校、師生和同學之間會發生怎樣的摩擦，而到了筆試結束，課本作業撕完，就完事大吉，這以後直至拿到錄取通知書之前的招生投檔環節會掀起怎樣的波瀾，則往往被忽略。張生自己多次赴外地宣傳招生，這方面經驗豐富，感觸良多，他從這個通常被小説家同行們忽略的關鍵環節切入，就意外地取得了“招生文學”零的突破。

圖説：《投檔線》 資料圖

當代文學史上的“題材決定論”固然是不足取的創作方法，因為作家們只知靠“題材”取勝，而不知“題材”須融入創作主體的獨特情思，但反對“題材決定論”的後果也會誘導作者們失去對“題材”應有的敏感，以至於找不到最佳寫作材料。《投檔線》則不然，它既抓住小説家們理應關心而實際上卻一直忽略的招生環節，彌補了題材空白，同時又寫出作者對這個特殊環節的抵近觀察與深入思考。

《投檔線》貌似堅持作者過去習慣的“流水賬式”敍事，嚴格遵循物理的時間順序，盈科以進，鉅細無遺，極盡“話癆”之能事，但暗中也頗見其剪裁的用心。

比如小説避開新世紀以來大多數作家鍾愛的都市（至少二三線城市），將場景放置於敦煌。敦煌固然有其封閉性和邊地感，但畢竟又是旅遊勝地和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名城，具有其他城市無法比肩的別一種世界性與全球性。

又如《投檔線》多寫易於把握的小場景，並善於忙裏偷閒，在招生主線之外，從容不迫地描寫“德華大學”兩位招生大員“老張”與“李果”如何在校友“曹總”的招待午宴上談笑風生，如何讓曹總的司機驅車數十公里去探訪“陽關鎮”家庭困難的考生。這些小場景小故事都寫得頗有趣味，極大地豐富了主線的鋪排。同時遇到類似多家名校在有些虛構和誇張成分的敦煌市“陽關中學”互相鬥法、激烈比拼的大場面，作者也能迎難而上，且頗多斬獲。

化整為零，避重就輕，舍大就小，捨近求遠，這些都是《投檔線》在整體構思與場面描寫上值得讀者留意的匠心獨運之處。

小説在各高校為了招生而展開激烈競爭的主線敍述的間隙，頻頻追溯這些學校的歷史，品評其現狀。張生在這方面積累有年，他的大量散文隨筆都針對中國高校尤其文史哲院系歷史沿革而發，《投檔線》吐露的僅是冰山一角。小説並不刻意炫耀作者在大學研究領域的心得，但有沒有這方面的藴蓄，區別很大。厚積薄發，方能應付裕如。在小説敍事中遭遇繞不過去的知識性問題，切忌臨時抱佛腳，現學現賣，那樣難免露出馬腳，失掉讀者的信任。

《投檔線》最大的看點，或許還是老張/李果一而二、二而一的角色設置，他們彼此都是對方的鏡像，看與被看，猶如雙手互博。小説的重心與其説是寫招生，倒不如説是寫頗有滄桑之感的老張與“青椒”李果借一同出差公幹的機會，相互審視。小説敍事所呈現的內部風景遠勝於師徒二人目光所及的外部風景，整個敍事過程因此也就充滿反諷與自嘲。

一師一生（或一主一僕）的結構模式在中外文學史上司空慣見，但要像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狄德羅《定命論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或中國傳統戲劇中的“二醜藝術”那樣駕馭嫺熟，也並非易事，而《投檔線》的可貴也就在於此。

不僅老張/李果全過程的“看與被看”不斷拓展（或抹消）招生敍事的意義，隱含作者還以客觀全知視角俯瞰實際講述者李果的侷限性視點，這就在既熱鬧非凡又充滿戲謔的敍述過程中淡淡地灑瀉着存在主義式的迷惘、孤獨、疏離與虛無之感。

張生過去受“南京青年作家羣”影響，難免落筆就被一根筋的情緒基調操控，陷入單一封閉的“小説腔”。十餘年來，張生埋頭中西哲學研究，近年來更堅持創作以“法國理論”冠名的系列隨筆。成敗利鈍暫且不論，但無疑有益於將其筆法從當下多數作者無力擺脱的魔咒式“小説腔”泥塘拯救出來，打破小説/隨筆的間隔，在小説這個看似日益喪失自由度的文體中繼續爭取“自由説話”的空間。拋開張生偏愛的《赫索格》《拉格泰姆時代》《人類的語言》《舞舞舞》等外國文學不論，《投檔線》也頗能使老派文學讀者們想見“創造社”小説家郁達夫那種看似荏弱單薄實則簡勁嚴明的骨力。直抒胸臆，不管文體，方能拓展小説語言與精神的邊界。

要説有什麼遺憾，可能還是未能於熱鬧詼諧的寫實中，進一步引出主體更深的啓悟。全書寫實有餘，空靈不足。卒章顯其志，其志卻僅限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類的套話，以及各校為招生而激烈爭奪的無意義。這都影響了老張與李果二人不斷自嘲與互嘲所應抵達的深度。（郜元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