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
這是一幢沿街的石庫門寓所。底樓是客廳，樓上是住宅。當年這裏還不是鬧市區。法租界1914年自金陵路、西藏路向西擴展，這一帶叫西門區，是1920年剛開發的住宅。樓房很新，街道幽靜。106號的房主是李書城，同盟會成員，當時僑居日本。他的兄弟李漢俊暫住在這裏。
這天，一羣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聚集在這裏，秘密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中有編輯、教師、學生，年齡最大的何叔衡45歲，最小的劉仁靜19歲。還有兩個外國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他們彼此也不熟悉，會議也沒有明確的主持人和擬定的文件。大家就共產黨的組織形式、行動綱領、指導思想展開討論。開了幾天，也沒定論。到了30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再次到會，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在政治路線和組織上都要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這天的會議沒開多久，突然有個陌生人敲門，張望一下説找錯了。馬林意識到危險，立即宣佈休會，代表們各自散去。李漢俊是主人走不了，陳公博陪着他聊天。一會兒，法國巡捕帶着人前來搜查，在房子裏翻了半天，還問他們是不是日本來的過激黨，沒查出個結果才悻悻而去。
上海無法繼續開會，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安排大家乘火車到浙江嘉興南湖，租了一條畫舫，又開了一天會，通過了黨的綱領。當大家乘火車返回上海時，已是半夜。
當年開會的人可能沒想到，他們做了一件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兩個建黨發起人李大釗、陳獨秀都沒來開會，參加會議的東道主李漢俊、李達不久就脱離了黨，重回書生本色。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走向歷史的反面。1927年共產黨走上武裝鬥爭之路，開始了長達22年的艱辛路程。陳獨秀半路放棄了，王盡美、鄧恩銘、何叔衡、陳潭秋為革命犧牲，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堅定理想信念，迎來勝利的那一天。中國共產黨發展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億萬民眾，指揮百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成了天翻地覆的壯舉，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一大過後，當事人都不記得當年開會的日期和細節了。1941年6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決定紀念中共成立20週年，這是一次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但是一大什麼時候召開的呢？毛澤東只記得是“放暑假，天很熱”，董必武也認定是7月，但具體日期已記不清。經過討論，中央決定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1941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在第二版以一個整版登載了“中國共產黨二十週年紀念特刊”，發表了題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週年》的社論，以及朱德、林伯渠、吳玉章的紀念文章。《解放日報》當時每天只有兩個版面，這樣重要的事情，怎麼不放在頭版呢？原因在於社長博古本着“一國際，二國內”的編輯方針，在頭版報道蘇聯紅軍抗擊德國侵略的新聞。從那以後，7月1日就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紀念日。
1949年7月1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開頭指出：“1949年的7月1日這個日子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二十八年了。”
1951年7月，胡喬木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文章寫道：“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運動以後發展起來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選舉了十二個代表，在中國工業中心和工人運動中心上海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包括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約五十個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章，選舉了黨的中央機關，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在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的政黨。” 文章明確説7月1日是中共一大召開日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日。
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後，思想解放使學者們開始重新研究中共黨史一些重大問題。1978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提議編寫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這一重大任務由近代史所副所長、著名史學家李新牽頭，調集人員，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革命戰爭內容佔有重要地位，於是又從解放軍軍事、政治、後勤學院和軍事科學院借調人員，其中有後勤學院黨史教員邵維正。
在撰寫中共一大的章節時，大家根據史料推斷，一大不可能在1921年7月1日召開。他們從中國革命博物館看到謝覺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記：“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〇〇〇〇〇之招。”謝老在1952年回憶：“一個夜晚，黑雲蔽天作欲雨狀，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新青年》雜誌第9卷第3號上有陳公博當年寫的遊記《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他用隱晦的語言記述了參加中共一大的經過：“這次旅行，最使我終身不忘的，就是大東旅社的謀殺案。7月31日那天早上五點多鐘，我在夢中忽聽有一聲很尖厲的槍聲，繼續便聞有一個女子鋭厲悲慘的呼叫。”後來陳公博在《寒風集》中詳細地記述了在李漢俊家開會，受到法國巡捕的搜查和審問，回到大東旅社後，“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聽見一聲槍響，同時又聽見一聲呼叫。在杭州讀報，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喚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記，是一個洋行的西崽。”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這件事：“公博當時帶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東旅社。巡捕走後，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回旅館。繞了幾個遊藝場，才回旅館。哪知他緊隔壁的房中，當晚發生一件姦殺案，開了兩槍，打死了一個女人，公博夫婦真是嚇得魂不附體。”
根據這些線索，邵維正去查民國上海的老報紙。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刊登了“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殺案”的消息。上海《申報》同日也刊載了《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少婦》的新聞。這兩家報紙都説孔阿琴的案件，時間是7月31日。
這就落實了中共一大在上海最後一次會議的日期，以此前推，會議召開的日期就是7月23日。邵維正把這些成果彙集起來，寫成論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發表在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上。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説中共一大是“偉大的開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變”，怎麼中共一大的確切日期都要經過這麼多年才搞清楚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在編寫《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時，向胡喬木請示這個問題。後來，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胡喬木寫道：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大會會場一度遭到帝國主義的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點燃起來了。
——摘自《火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劉 統
編輯：蔣楚婷
責任編輯：朱自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