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都城佈局的新發現及其意義

作者:趙海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領隊)

1959年發現的二里頭遺址,經過60餘年持續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二里頭遺址位居當時的天下之中,300萬平方米的超大規模顯示它在二里頭文化乃至東亞地區都佔據極高地位。通過中心區“井”字形主幹道路網絡,把都城規劃成以宮殿區為核心的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官營作坊區、祭祀區分居宮殿區南北,共同形成都城中軸區域,中軸區域的東西兩側都是貴族居住和埋葬區。嚴整有序的佈局規劃反映出嚴格的社會等級觀念,宏大的宮城和複雜的大型夯土宮殿建築顯示了清晰的宮城、宮室制度。鑄銅作坊、綠松石加工作坊設置在宮殿區以南的作坊區,並以圍牆防護,體現了當時對奢侈品生產、使用的壟斷、獨佔。在宮殿區北部設置專門區域進行祭祀,反映出對祭祀活動的特別重視,使用複雜、珍貴的青銅、玉質禮器及綠松石龍等“國之重器”體現了等級禮儀,使用較大的墓穴並隨葬有豐富珍貴的用品,説明已經出現較為嚴格的喪葬禮儀制度。這些跡象反映出當時具有等級分明的社會結構和井然有序的統治格局,充分證明二里頭文化已經產生了最早的王權和王朝國家,二里頭遺址成為王國的權力、祭祀、禮儀、經濟等方面的核心。這些史無前例的偉大創造都不見於早期文獻記載,卻是認識當時社會歷史極其重要的關鍵內容。

絕大多數學者認為,距今3800年到3500多年的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所處的年代、地域、發達程度、發展階段等諸多情況與文獻記載中的夏都、夏王朝對應度極高,它們極有可能是夏都、夏王朝的遺存,是研究中國早期王朝國家、夏朝考古最重要的對象。因此,以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為基礎進行夏文化探索就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重大命題,也是實證中華文明5000多年曆史的關鍵環節。從聚落形態的角度探索二里頭都城佈局,可以研究當時的社會結構、等級劃分,以及規劃思想、禮儀制度、統治模式等,這些重大問題對於夏朝歷史研究至關重要。因此,最近幾年探索二里頭都城的佈局結構仍是考古學界的重要工作之一。

首先是對中心區西南路口處的發掘,確認了原被民房壓佔、跨建於宮城西牆南段的8號基址為南北長方形,面積近190平方米,其南緣未到宮城牆西南拐角,應為宮城西牆南段具有門道性質的夯土建築,是1號夯土基址羣的重要組成部分。接着在中心區原先發現的“井”字形主幹道路網絡、“九宮格”式佈局、宮殿區和作坊區外有圍牆的基礎上,發現了“井”字形道路的西南路口,宮城西牆南段、南牆西段、作坊區圍垣西北角、宮殿區以西區域圍垣的東南角。西南路口處的道路寬約18米。宮城西牆南段、南牆西段、作坊區圍垣西北角為近直角,西牆與宮城西牆大致成一直線,北牆與宮城南牆平行。作坊區圍垣西北角的發現,排除了2012年作坊區以西的南北道路西側的牆垣Q7為作坊區西側圍牆的可能性,確認作坊區以西區域存在東牆,而其他牆垣仍有待探索。

隨着2019年以來工作範圍的進一步擴大,發現“井”字形道路延伸範圍更大,宮殿區南北兩側的東西向道路向東、向西延伸,自宮西路向西延伸的長度均超過400米,道路的兩側多發現有與宮城南北牆成一直線或平行、寬度接近的牆垣;在宮西路以西新發現與宮西路、宮東路平行的南北向道路,相鄰的兩條南北向道路之間的距離大致接近。

二里頭都城以道路和牆垣規劃為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區域,表明二里頭都邑已經有了嚴格、清晰的規劃。宮殿區居於核心,顯示了王權的至高無上、權力中心的高度集中。除宮殿區、作坊區以外的多個區域外側也以圍牆間隔、防護,歷年在其中多個網格內發現有不同等級的建築和墓葬,每個網格應屬不同人羣,表明二里頭都城極可能已出現了分區而居、區外設牆、居葬合一的佈局。這樣嚴格、清晰、規整的規劃佈局,顯示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統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進入王朝國家的重要標誌。

時間序列和空間位置是考古研究的兩個重要基礎。二里頭都城這些新發現的道路和牆垣以及規劃形成的多個網格、居葬合一的佈局,為繼續進行佈局研究以及在空間位置基礎上進行其他綜合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原龍山文化的聚落佈局多是居葬分離,發掘居址和墓葬較多的陶寺、清涼寺、周家莊等龍山文化遺址都是居葬分離,但有一些專家認為海岱龍山文化應屬居葬合一。二里頭文化在這方面具有值得關注的特點,二里頭都城通過主幹道路和牆垣劃分網格,宮殿區居於核心、居葬合一的這種佈局結構,體現了二里頭先民偉大的創造能力。二里頭都城居葬合一的佈局結構,在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周原的殷人聚落等都有類似發現,表明這種制度被商周王朝延續,體現了二里頭文化、二里頭王國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的劃時代意義,以及其對商周文明的引領作用。同時,二里頭都城的這種佈局,也為先秦時期其他都邑遺址探索佈局、結構提供了有益參考。

二里頭文化呈現的嚴格方正、居葬合一的都城規劃制度、宮城宮室制度、青銅禮樂制度等多種文化、政治制度和模式,成為商周文明的主要基礎,是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曆史的關鍵環節,也是中華文明開拓創新、綿延不斷、生生不息的重要體現。

《光明日報》( 2021年02月08日 14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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