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四大強國晉齊楚秦中，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傳承久遠、根正苗紅的晉齊兩國在戰國初期都被國內卿族權臣篡位，晉國更是被一分為三，而被他們視為蠻夷的楚秦兩國卻都始終如一地延續到了最後。縱觀中原諸侯，國君受制於臣的現象相當普遍，鄭、魯、宋等老牌諸侯都沒能逃脱這個怪圈，楚秦兩國是如何保障王權不被以下克上的呢？而更有意思的是，秦楚兩國從制度設計到發展軌跡全然不同，他們又是如何殊途同歸的呢？
眾所周知，周朝實行的是分封制，周天子冊封諸侯統御各地，而各地的諸侯也要依賴下一級的士大夫管理自己的封地，所以會繼續向下分封。在多級分封制下，這些直接管理土地的士大夫實力不容小覷，成為諸侯國內重要力量。
所以在諸侯國中，大多都是國君和士大夫所屬的卿族共治之局面。卿族的的來源主要是公族，即沒有繼承君位的公子公孫，但他們在法理上也擁有着對君位的繼承權。所以國君必須對自己的臣子保持一定的防範，然而又不能不重用。雪藏公族一是不符合歷史傳統，容易被家族孤立；二是公族子弟大多接受了良好教育，素質相對較高，值得重用；三是大家都懂的道理，鍋裏的肉即使爛掉了也是在自己鍋裏，這樣即使被篡權也不至於讓國家改姓，總比被外姓人佔了便宜好。
晉齊兩國由於歷史上深受公族專權之苦，都有意壓制公族勢力。晉國早期就發生了著名的曲沃代翼事件，封邑在曲沃的公族支脈取代了在翼城的主脈，所以以支脈身份起家的晉國曆代國君格外關注自己親族的動態，有意壓制他們的權力。晉文公始建六卿時，雖然過半數卿士都出自晉國公族，但關係都很疏遠，甚至都已經改了氏，法理上早沒了繼承權。而齊國情況類似，齊桓公即位前就要和自家兄弟競爭，死後諸子也鬧個沒完，所以齊國後來的國君也都時時提防那些血緣關係很近的公室成員，朝內掌權的卿士都是公族遠支或者異姓大夫。但正是對公室的壓制，晉齊兩國的異姓卿族勢力得以壯大，並持續打壓公族，經過數代發展，國君日益勢單力薄，異姓卿族最終各自取代了本國的公室。
秦國國君對待公族的態度本與兩國類似，注意啓用異姓人才，平衡國內各方勢力，但也有很多自己的特色。秦穆公時期秦國最重要的五位大夫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和公孫支，除了公孫支外，另外四人都是異姓，且多是來自他國。異姓勢力對秦國有着重要影響，制衡公族，甚至能發動政變更立國君。但這些人的影響力大多侷限在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罕有能繼續保持影響者，可見官職世襲在秦國並不是普遍現象，至少子輩不能完全繼承父輩的爵位或官職，這無疑限制了世家大族的形成。秦國之所以能精確控制卿族的規模，和殉葬制度有一定關係。在秦武公和秦穆公去世後，秦國都有大批士人殉葬，其中不乏良吏名士。《國風·秦風·黃鳥》便由此而作，“彼蒼者天，殲我良人！”現在讀來還是不寒而慄。
限制家族世襲影響力的現象同樣出現在秦國的公族身上，這一點和晉國形成鮮明對照，晉國存在大量遠支異姓公族，如郤氏、韓氏，而秦國則很少。秦國曆史上出鏡率高的公族人大多是在世國君的子嗣和叔伯，血緣關係疏遠的基本很難在仕途上受到照顧，也就形成不了晉國那樣龐大的卿族世家。所以秦國曆史上公室子弟爭位雖不罕見，但屬於典型的肉爛在自己鍋裏，繼位的仍然是自家人，不影響嬴姓在秦國的統治。
楚國對公族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和秦國完全相反，公族出身的人幾乎壟斷了楚國官場。楚國的傳承和齊國一樣久遠，故國內存在大量公族後裔，繁衍出了數支大家族。楚國設置令尹協助國君處理國政，類似於後世的宰相，楚國史上共計46位有名可查的令尹，裏面39位出自公族，而其中一多半是異姓公族遠支，剩下的是在世國君的叔伯兄弟之類的近親。
楚國的公族勢力龐大，但那是對整體而言，具體來看並沒有能夠長期延續的世家，兩三代間往往就會被其他家族取代，這與歷代楚王的主動制衡過強的老公族密切相關，公族之間也存在激烈競爭，不能齊心應付國君的壓制，新公族也樂見其成，協助新君騰出新位。當然楚國也存在很多宮廷內鬥，但和秦國類似，都屬於爛在了自己鍋裏，楚王一系始終對異姓公族保持着絕對優勢。
在對待公族問題上，齊晉的方法一致，大量啓用異姓卿族，經過數百年的醖釀，終成外重內輕的局面。秦國則刻意壓制家族力量，制約了世家卿族的形成，秦國的卿士大夫沒有足夠的力量持續壓制王權。楚國相對秦齊晉來説，就有點兒破罐子破摔的味兒了，公族在楚國始終居於絕對優勢地位，即使臣子或公子篡權也跑不出自家的範疇，反保熊氏家族延續近千年。
秦楚兩國公室始終屹立不倒，和其高高在上的君權分不開。在人事官制制度設計上，兩國有很大不同，但都保證了君權的絕對權威。
（1）繼承人制度
晉齊兩國在君位繼承上深受周室嫡長子繼承製的影響，簡單來説繼任國君須是正妻的長子。表面上看保障了君位的有序傳承，但也限制了國君在繼承人上面的選擇權。當晉獻公、齊釐公等人試圖突破這一限制的時候，堅守周禮的卿族士大夫就有了同國君對抗的法理依據，結果往往會導致延續數年乃至數十年的混亂。最後繼位的新國君自然會倚重曾支持自己的卿族，卿族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君權就這樣逐步被壓縮。
秦國則沒有受到這方面的嚴格限制，國君在選擇繼承人時範圍很廣。從歷史上看秦國有冊立長君的傳統，秦國有記錄的幼君只有秦出子，五歲繼位，最後被權臣弒殺。秦國國君去世前若無成年子嗣，往往會從兄弟中選一個賢能者當繼任者。
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
《史記·秦本紀》
秦穆公就是以君弟的身份繼承的王位，而他的前任秦成公同樣是繼承的哥哥秦宣公的位子，秦穆公的父親秦德公走的也是同樣路子，而且過程相對平和，並沒有發生大規模宮斗的記載。秦國的長君策略極大的保障了君權的穩定，限制了潛在的卿權的發展。
楚國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大，但也有兄終弟及的王位繼承情況，卻要比秦國血腥的多。比如楚武王就是殺死侄子奪得王位，楚成王則是直接殺死哥哥即位的。秦楚兩國雖然形式各有特色，但殊途同歸，國君始終是成年人，限制了臣子坐大的可能，君權在兩國得以持續強勢。
（2）軍權和人事權
在秦楚的歷次對外征戰中，經常能見到國君的身影，比如楚成王、楚莊王、秦穆公、秦桓公都曾帶兵出征。而晉齊歷史上，則很難見到這種景象。這至少説明秦楚兩國國君對掌控軍權的意願和能力上都比齊晉要強。
除了軍權，秦楚兩國國君還始終掌控者朝堂人事大權。楚國設有統攬朝政的令尹，和晉國的正卿類似，但令尹並不是終身制，任免完全由楚王説了算。楚成王時期的令尹子上被誣告收受晉軍賄賂，便被成王下令誅殺，楚共王時期的令尹子辛因外交失利被處死，楚悼王還一度摒棄公族，啓用衞人吳起為令尹，推行變法。楚王一直掌握着令尹的任免，那令尹之下的羣臣自然也就在掌握之中，故楚國鮮有傀儡國君出現。
秦國在春秋官制方面的史料較少，出鏡率最高的官職是（大）庶長，權力類似於古老的長老會，他們的數量並不固定，統管所屬部民的刑罰、納税、兵役等一切大權，此職是秦君之下最重要的官職，自主權很大，甚至至少策動過兩次政變。整個春秋時期，秦君對管控庶長一直沒有很好的辦法，這也是秦國在春秋後期衰落的主要原因。秦國這段時期多次發生以臣弒君事件，幾乎和晉齊被取代的過程同步，這是公族勢力偏弱的必然結果。但秦國的卿士遠沒有晉齊兩國的同行底藴深厚，甚至很多都沒留下具體的名字，所以秦國公室才能擺脱晉齊的命運走向復興。秦國經歷獻公孝公兩代賢君，大大加強了國君的權力，削弱庶長的職權，取消了終身制，最後經商鞅變法將它弱化為爵位名稱。秦國後效法關東諸國設置相邦，但其職權被大大限制，類似於現代美國的國務卿，更多從事外交工作，在國內的影響力遠遠在國君之下，再行廢立已很難想象。
楚國的官僚制度相對健全，保證了君令得到貫徹，有力地維護了君權的權威。而秦國的模式相對混沌，君權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晉齊還要危險，卿權時有僭越，但秦國卿族的先天不足令他們難成氣候，君權得以保全。
（3）中央和地方
晉楚齊秦四大國在春秋時期都經歷了滅人國家擴充領土的過程，面對不斷增加的新領土，各國都需要解決誰來統御新領土的問題。晉國參照了周室的做法，實行分封制，將新領地直接賜給領軍將領，冊立新大夫，並鼓勵他們向外自主擴張，趙國和魏國都是這樣發家的。這種做法無疑極大刺激了底下臣子建軍功的熱情，對提升國家實力和名望作用甚大，晉國也正是靠這一招維持了百餘年的霸權。但副作用也很明顯，新領土各自為政，對國君的命令陽奉陰違，加速了國家的分裂和君權的衰落。
楚國的政策和晉國不同，一般在新領地設縣，由中央另派人管轄。楚國是最早設縣的國家，一縣之長稱縣尹，雖多由公族出任，但任期並不固定，更不世襲，且經常進行調換，確保中央對地方的掌控。
秦國對地方的掌控則沒有楚國那樣有系統性，但同樣沒有推行晉國模式，而是將相對落後的國野制和縣制並行。這和秦國的特殊國情有關，早期的疆域遠沒有楚國遼闊，核心領土侷限在關中渭河一線，亦不如晉齊人煙稠密，而且秦國人口集中在國都附近。所以秦國以一都制全國的模式並不落伍，秦國中央對地方的掌控遠強於晉齊。
楚秦兩國通過不同的策略都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有力掌控，而這正是晉齊兩國最欠缺的地方之一，無限度的推行分封，最後也落得周室的下場。
只要看一眼春秋時期的地圖，就很容易發現晉齊楚秦四國分別位於中原北東南西四個方位，當時都是周人與戎夷的交界地帶。事實上週室交給晉齊秦的任務正是防備四遭未服王化的野蠻部落，楚人本是周室的防備目標，結果反噬了申、隨等一系列周室諸侯，並融入了周室大家庭。
危險和機遇總是同時到來，邊疆國家國防壓力大，任務重，但也留給了他們極大的擴展空間。春秋小霸鄭國深處中原之中，四周都是同族人，無論是擴充軍力還是向外擴張勢力範圍就要承受很大的道義包袱，所以興盛難以延續，秦晉齊等國則完全沒有這種顧慮。
周王朝自建立始，軍事行動主要針對齊國附近的東夷，後來才轉向北狄和西戎。春秋時期齊國的外部壓力已經很小，而在北方戰線周室設置了燕、邢、衞、晉等一系列諸侯國，晉國毫不孤單，還能趁機擴充勢力。齊桓公就靠着“尊王攘夷”的口號當上霸主，晉文公也以保護周天子的名義聯合諸侯抵禦楚國北上。
但在西方，秦國面臨的形勢和地近中原的晉齊兩國有所不同。關中本是周人祖地，但西北諸戎勢力強盛，西周末年，多次聯合內地諸侯擄掠關中，最後釀成幽王之亂。周人不堪其擾，周平王這才動遷，將爛攤子留給了以秦為代表的的一羣小諸侯國。周王朝的中央軍尚且應付不了戎人部落，秦國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秦穆公時期，秦國在春秋時期的國力達到極盛，秦人已經取得了對西戎諸部的優勢，戰略目標轉而向東，但遭到晉國的強力阻擊，無奈迴歸西線，遂“滅國十二，開地千里”，獨霸西戎。秦穆公之後，秦國衰落，諸戎慢慢復甦，秦國的後院始終無法安寧，直到戰國中期，秦國消滅義渠部落後，這才徹底解決心腹之患。在秦國的整個春秋史上，秦人始終要面對西北遊牧民的威脅，養成了秦人堅韌不拔、剽悍尚武的精神氣質，這是秦國強大的根本。而持續的外部威脅促成了國內的團結形勢，客觀上也不允許出現性格軟弱或年紀偏小的國君。
楚國以小小的子國身份崛起，一路篳路藍縷，發展成為南方第一大國。楚國的潛在的敵人比秦國要更加複雜，除了壓制江漢至淮河諸夷，還要提防北方的姬姓諸侯。連續不斷的外部軍事行動掩蓋了相當多的國內矛盾，在春秋後期之前楚國呈一路上升勢頭，國君的地位自然難以撼動。
開啓外戰是轉移國內矛盾視線的不二法門，一旦沒了外部戰爭，內部矛盾會瞬間放大。晉齊兩國的外部威脅消失之後，便很快陷入內鬥。齊國吞併消化了東夷後，獨佔膠東半島，三面環海，唯東面獨對中原各中小諸侯，如此地緣態勢，若不想對外爭霸實在是個安樂窩。齊桓公之後的齊國正是安於現狀，很少主動對外征戰，直到國君被田氏完全架空。晉國的北方威脅減小後，一直積極南下爭霸，國內卿族與國君還算相安無事，爭鬥更多發生在各卿族之間。到春秋後期，晉國的向外擴張已到極限，三家分晉便成最後的選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秦楚兩國堪稱“糟糕”地緣位置，令他們要面對比內地諸侯和晉齊更多的外部威脅，但也造就了更加團結統一的國內環境，最終轉化為凌駕於他國之上的國力。
秦楚兩國強君弱臣的集權形式在戰國時期被關東諸國效仿，在由戰國首霸魏國發端的變法浪潮中，對於統治階層來説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瓦解了卿族賴以生存的世卿世祿制。卿權被嚴重削弱，國君權力得到極大加強，國君完全掌控人事、財政和軍事大權。隨着君權的強勢，君權強盛的標誌宦官專權和後戚政治開始在各國逐漸出現，並最終成為歷朝歷代統治者難以解決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