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竭力強化漢式儒學教育，開創了史上雙元教育模式的先河
入主中原後,金朝統治者基於提高女真族文化水平以及加強民族意識的需要,以儒學教育為手段,以鞏固政治統治為目的,採取了強化漢式儒學教育、廣集人才,創新女真民族教育、加強民族意識等措施,從而形成了漢族教育和女真族教育並行的教育體系,開創了中國官學史上雙元教育模式的先河。
金朝統治者認識到儒學教育的強大功效,便大力強化漢式儒學教育,以便廣集人才,為其政治統治服務。學校是灌輸統治階級意志,實行社會教化最有效的工具。正如《金文最》所説“治天下者,本乎人才,學校者,人才之所自出,固不可緩。”“學校者,化民之本,仁義道德之所修也,禮樂教化之所宣佈也,人才之所作成也,風俗之所變易也,廣而言之,則致君澤民之道皆出其中。”史載,太宗時期開始“興庫序,設選舉”,試探性地興辦學校教育,以培養國家所需要的儒學人才。海陵王天德三年年仿效唐宋之制,在中都“始設國子監,後定製,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親、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入學,不及十五者入小學”,開創了金朝官學教育的先河。此時國家教育體制初具規模。在教育內容上,金朝以中原經史典籍為基本教材,全面推行儒學教育。
據《金史·選舉志》所載,學校所用教材“凡經,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菠注、鄭玄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註、邢吳疏,孟子用趙岐注、孫爽疏,孝經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馴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粟周書、魏徵隋書、新舊唐書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註疏,荀子用楊驚注,揚子用李軌、宋鹹、柳宗元、吳秘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可見,官學所選用的教材均註明了註疏的作者,表明當時統治者對教材的選用和編審是頗為嚴格的。國子學是國子監的最高學府,設有國子博士,助教、教授、國子校勘及國子書寫等。博士正七品,助教、教授正八品,主要負責教學。國子校勘、國子書寫官都是從八品,分掌校勘和書寫實錄。金世宗“大定六年年,始置太學,初養百六十人,後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曾得府薦及終場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隸屬國子監。”章宗時期,中央官學教育取得長足發展,史料記載,“章宗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行。學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羣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摧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所以,金世宗、章宗時期中央官學教育的發展達到了巔峯,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教育制度,為全面推行儒學教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史載“大定以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此景象便是金統治者強化漢式儒學教育的結果。
在中央官學繁榮的基礎上,地方官學也迅速發展起來。金朝的地方官學是指各府、州、縣所設立的學校,其中主要包括府學、州學、節鎮學、防禦學等。金初戰爭連年不斷,“而太宗雖誕布文德,以綏遠邇,儒學之事,未逞遍舉”。隨着金軍入主中原,他們逐漸認識到學校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民事有大小,政令有先後莫大於化民,莫先於興學”。
金朝統治者從中央到地方竭力強化漢式儒學教育,提高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為金朝政府培養了大批德才兼備的文化人才,擴大了統治階級內部成員的結構,並得到了廣大漢族知識分子的擁護和支持,鞏固了其在中原地區的政治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