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預注《左傳》有“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之言。有趣的是，歷史上關於這三位女性的亡國故事都提到了她們的“笑《呂氏春秋》載周幽王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戲諸侯；《帝王世紀》説“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列女傳》載“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何以此三人之笑竟成了亡國之笑？這三個故事為何如此相似？究竟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後人的虛構？本文試梳理“亡國三笑(為方便起見，這裏將褒姒笑烽火妹喜笑裂繒、妲己笑刑統稱為“亡國三笑”)文本的形成過程，並探討“三笑”故事形成的原因。
褒姒笑烽火戲諸侯
關於褒姒的記載較早，《詩經小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詩作於周幽王時，詩人感到天下大亂，鎬京亦亡在旦夕”，他以敏鋭的政治眼光預見了褒姒對國家命運的影響。《國語》中將妹喜、妲己、褒姒並列言之：
史蘇曰：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寬，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坦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中人、部人召西戎以伐週週於是乎亡。(《國語·晉語一》
此段論述的焦點在於戎狄之患，史蘇排比三代女戎亡國之事，是為增強其説理的説服力與可靠性，其事未必全部真實。這兩段文字雖寫到了褒姒，但未提到“笑”，那麼，褒姒之笑出現在何時？試看《呂氏春秋》的記載：
戎寇當至，凼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悦而笑，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凼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凼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
《呂氏春秋》首次提到了褒姒之笑，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處記載的是戎寇來時幽王擊鼓，褒姒見諸侯之兵來而笑，笑的是真寇，幽王為討褒姒歡心，才屢次無寇而擊鼓。細研此段可以發現，作者並未將褒姒之笑與亡國直接聯繫起來，而是將主要罪責推於周幽王。此後，《史記》將此事情節誇張化，褒姒之笑才真正演變為亡國之笑。《史記周本紀》載：
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説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
司馬遷説“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想盡“萬方”，仍然“不笑”塞宴幾筆，把褒姒乖張誤國的形象勾勒得十分生動。自此，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褒姒一笑而亡國的故事才開始廣為流傳。(我們雖不能確定褒姒之笑是始於《史記》，還是司馬遷另有所本，但從保存的文獻來看，這個故事是從《史記》以後才開始頻繁地被引用)
自《史記》載褒姒笑烽火之説以來，後代諸書所記皆本自《史記》。如西漢末年劉向《列女傳》：“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總之，褒姒之笑的文本最早出現於《呂氏春秋》，是時為“笑擊鼓戲諸侯”。司馬遷可能覺得擊鼓不足以招來諸侯之兵，遂改為“笑烽火戲諸侯”，此説更有戲劇性，烽火戲諸侯的故事遂由此定型。從這個赦事的文本形成過程來看，故事情節無異議，形成過程較為簡明。比較而言，妲己與妹喜之笑則完善較晚，且文本不統一，分歧較多。
妲己笑炮烙之刑
《尚書·牧誓》言“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但並未指明妲已之名。《國語·晉語》載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姐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國語·晉語一》)，但也並未言笑。其實，妲已笑炮烙之刑的故事本自劉向《列女傳》，而《列女傳》又根據《史記》引申。《史記·殷本紀》載：
(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已之言是從……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闢刑，有炮烙之法。
文中並未提“笑”，其記載炮烙之刑乃紂所設，並未與妲己扯上直接關係。而《列女傳》則在《殷本紀》的基礎上增加了“笑”的內容，其中“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已之所憎，誅之”，與《殷本紀》所記“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如出一轍，本自《史記》無疑。在此基礎上，劉向又將炮烙之刑與妲己之“笑”聯繫起來，首次寫到了妲己笑炮烙之刑：“百姓怨望，諸侯有畔半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
後代稱妲己笑炮烙之刑者皆引自《列女傳》。如唐孔穎達《尚書註疏》卷十引《列女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
由此觀之，妲己笑炮烙之刑起源於《史記·殷本紀》，定型於西漢晚年劉向《列女傳》。其形成與完善較褒姒笑烽火的文本稍晚。
妺喜笑裂繒
妺喜笑繒的故事流傳並不廣泛，不像前兩個故事為人熟知，且歷來分歧較多：一説妺喜笑飲酒溺死者；一説妹喜好聞裂繒之聲，未提笑；一説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一説並非妹喜笑裂繒，而是褒姒笑裂繒。下面分別梳理這幾種説法的形成過程。
一説妹喜笑酒。
妺喜笑酒首見於《列女傳》。《列女傳》之前，雖有提及妹喜，卻不言笑。《荀子·解蔽》曰：“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藏於妹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荀子認為，夏桀、殷紂分別為妹喜和妲已所蔽”，她們要為夏、商之亡負責任。《國語·晉語》載“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指出妹喜與亡國的關係，並未言笑。西漢早期《韓詩外傳》卷二載：“昔者桀為酒池糟堤，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其卷四又載：“桀為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他們都記載夏桀為“酒池”，但未提妹喜。《準南子·本經訓》雲：“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琁室、瑤台、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疲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酒池”又為紂所設，與妹喜更沒有關係。
《史記·外戚世家》序雲：“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此段雖明言妹喜、妲己和褒姒三位女性與夏、商和西周的滅亡有一定的關係，但並沒有指明其間的具體的、必然的聯繫。而司馬遷在《夏本紀》中甚至沒有提及妹喜，只説夏桀不務德，司馬遷一向好書奇談異聞，何以不書妹喜之事？只有兩個可能，或者司馬遷作《史記》時並無妹喜之笑的説法；或者有，但司馬遷以為不可信。既然《列女傳》之前均不見有妹喜之笑的説法，劉向是如何杜撰出笑酒的呢？《列女傳》雲：“(桀)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妹喜笑之，以為樂。”比較前文所提到的文獻，不難發現，此段記載糅合了《殷本紀》和《韓詩外傳》中對妲己的記載，《韓詩外傳》有“牛飲者三千”之説，《殷本紀》説紂與姐已“好酒淫樂”，“以酒為池”，“為長夜之飲”，《列女傳》寫妲己時唯恐讀者不能感受到妲己的禍國之罪，添上“妲己好之”四字，而寫到時，或許由於缺乏材料，劉向不過將各書所記糅合發揮，導致故事的主人公也出現不同的説法。後代説妹喜笑酒的極少，只見於明代夏良勝撰《中庸衍義》，其曰：“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明顯是襲自《列女傳》。
一説妹喜笑裂繒之聲。
《帝王世紀》並未言笑，只説妹喜好裂繒之聲：
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鈎索鐵，手能搏虎，多求美女以充後宮。為瓊室瑤台金柱三千，始以瓦為屋，以望雲雨。大進侏儒倡優，為爛熳之樂，設奇偉之戲，縱靡靡之聲，日夜與妹喜及宮女飲酒。常置妺喜於膝上，妺喜好聞裂繒之聲，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
再看《列女傳》中的記載：
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為樂。
對比可以發現，《帝王世紀》的記載與《列女傳》基本一致，只是把笑酒改成了妹喜好裂繒之聲。這是十分重要的一筆，雖未言明“笑”，效果不如“笑繒”強烈，但作者已經意識到“繒”與亡國的聯繫。(後文將具體論述)妹喜好裂繒之聲見於後代諸書者，如《白孔六帖》卷三十五、《太平御覽》卷一百三十五、《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九，皆只言“好”，不言笑其他如《資治通鑑外紀》卷三、《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十九、《中庸衍義》卷七、《庾開府集箋註》卷六、《陳檢討四六》卷十七等雖言好裂繒者為褒姒，但僅改姓名，亦未言笑。
那麼，妹喜笑裂繒究竟從何而來？太平御覽》卷一百三十五引《帝王世紀》：“《帝王世紀》曰：妹喜好聞裂繒之聲而笑，桀為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明言“笑”者只見這一處。而《太平御覽》第八十二卷又引《帝王世紀》妹喜一事，所錄與今本《帝王世紀》同，只言“好”不言“笑”，且後代均無言妹喜笑裂繒者，可見《太平御覽》卷一百三十五所引並非原文。《太平御覽》系類書，作品擇錄他書，以類相從，所擇書不同，所錄亦不同，或擇原書，或擇轉引，故有此異。大約有人誤讀《帝王世紀》，以“好之”推“笑之”，加之《列女傳》有笑酒之事，便移花接木，以訛傳訛。至於誤讀者為誰，所出何書，已無從稽考，對於我們研究這個問題亦不重要，因為自《帝王世紀》改“笑酒”為“好繒”，就已經完成了最為重要的改寫，將“繒”與亡國直接聯繫起來了。
一説褒姒笑繒。前文討論的笑裂繒之聲的主人公都是妹喜，而歷來又有褒姒笑繒的説法。説褒姒笑裂繒者，多言引自《史記》。而稽考《史記》卻並無此類記載，可知褒姒笑繒之説，乃是一本誤讀的糊塗賬。
巧合還是虛構？
“亡國三笑”之中，笑繒之事出現時間最晚，以魏晉時期《帝王世紀》為代表，且訛誤多，並無統一的説法，其附會的成分最大。對比“亡國三笑”的形成過程，可以明確，褒姒笑烽火之事出現較早，在秦時就有穩定的版本；妲己笑刑的故事定型於西漢末年《列女傳》，而其中原委又以《史記》為藍本。總之，“亡國三笑”的主人公所處年代越早，文本定型、完善的時間越晚，人為杜撰的痕跡越明顯。
那麼，杜撰者為何在美女亡國的故事中獨添“笑”這一筆？
其一，受褒姒之笑故事的影響。褒姒為西周末年人，其事最近，必然流傳最多，而妲己、妺喜所處時代較遠，其事遙不可考。歷來追述三代亡國，皆以此三人並舉，因她們的人生經歷有很多相似的成分，且都對國家命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此後人在記載時，對於已不可考的事蹟容易撰寫成相似的模式，產生張冠李戴的現象。
其二，笑這一行為一方面符合女性的特徵和戀愛中兩情相悦的情形，易於使人接受；另一方面，當它與所笑之事結合在一起，又呈現出強烈的諷刺效果。“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君王對女子的寵愛自然地表現在希望博得佳人開懷一笑，這是人之本性，無論乎帝王與庶民。但是，在國家大事面前，女子之笑就顯得微不足道了：君王為了如此小的目的(美人笑)而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這種對比無疑會產生強烈的諷刺效果，編輯者也可謂用心良苦。
其三，杜撰者意圖通過編造和改善“亡國三笑”所笑的對象來表達他們對國家的關心，對國家命運的思考，甚至個人的政治目的。温柔敦厚、遺世獨立的笑不會亡國，既要編造出“笑”這動人的情節，又要將亡國的責任推到女人身上，只好在笑的對象上做文章請看這三笑之事：烽火戲諸侯、炮烙之刑、裂繒之聲。這三樣事看似平常，實則大有文章，從本質上説，它們不正是戰爭、刑法與農業手工業嗎？換言之，笑”所笑，皆是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之事。筆者認為，這不是巧合，而是編輯者們有目的的虛構：如果説將亡國之罪繫於女寵一笑是為了將亡國責任推卸到女人身上，那麼對所笑對象的虛構則又從本質上否定了女禍論，從而晦澀地傳遞出他們對亡國原因的探索—對戰爭的輕視、對刑法的濫用以及對勞動人民的漠視。這種探索不僅僅是對三代亡國的反思，也是對當下政治的思考。司馬遷批評周幽王為博女寵一笑而亂燃烽火，實則是對漢代長時間內外戰爭的批判，同時也是為了警告漢武帝小心黷武亡國。後來，劉向《列女傳》中採用了《史記》中的説法，並用“笑”對與妲已的事蹟添油加醋，這也必然與劉向的政治目的有關。劉向之世當西漢成帝之時，此時漢元帝之後王政君專權，王氏一門五侯，執掌國家大政，成帝大權旁落，又荒淫無能，寵信趙合德、趙飛燕姐妹，國家動盪，劉向作《列女傳》意在以古代賢妃德後為榜樣，為當時女主王政君樹楷模，以女寵亡國而告誡成帝以史為鑑，遠離女色。
通過梳理“亡國三笑”文本的形成及其原因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地説，這三個相似的文本並非史實的巧合，而是出於有目的的加工。雖然它們被女禍論的外殼所包裹，但當我們剖開這層外殼去研究“三笑”的本質，會發現其內核還是包含了許多理性的成分。總之，“亡國三笑”文本從無到有、不斷充實、最終定型的過程曲折地反映了古人對國家命運的關心，對國家興亡的思考，值得我們重新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