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辯論,我快樂,我入世

我辯論,我快樂,我入世

1月,劉怡然和隊友在上海杯辯論華語錦標賽上。吳妍伶/攝

我辯論,我快樂,我入世

視覺中國供圖

  西天取經讓齊天大聖找到自我還是失去自我?自媒體時代讓人們更具有批判性思維還是更隨波逐流?現代青年人的焦慮主要是社會問題還是個人問題?電影《流浪地球》中,人類應該選擇希望還是火種?當代德國人是否需要彌補對猶太人的歷史過錯

  這些涉及古今中外的有趣問題,都是熱愛辯論的上海高中生們在實戰比賽中遇到的題目。近幾年,一度消沉的辯論賽逐漸在上海的高中之間又風靡起來。據不完全統計,上海約六分之一的高中都擁有辯論隊。

  對辯手們來説,辯論賽是他們一展風采的舞台,也是與同好“並肩作戰”的機會。喜歡辯論,最初可能是因為“説話比較溜”或者“贏的時候很爽”,而真正投入辯論訓練和比賽,他們迎來了更多的驚喜和收穫。

  辯論不是吵架而是追求更好的表達

  “有人覺得辯手之間更容易吵架,其實恰恰相反。”上海市建平中學高二學生劉怡然總結:“打贏一場辯論,最關鍵的是要迅速找到雙方的主要分歧,而辯論給人邏輯思維的訓練,能讓人在生活中更好地理解分歧,明確對方的底線和認可,然後解決問題。”

  劉怡然初二時就在學校參加過一場小型辯論比賽,還拿到了冠軍和最佳辯手。因為“説話比較溜,不怯場”,上高中後,她又通過新生辯論賽的選拔進入學校辯論社團,曾代表學校參加過區級、市級和全國多場高中生辯論賽。“辯論賽是競技活動,也是‘入世’的活動。除了辯手的攻防言辭,賽場氛圍,個人神態、服裝,評委的介入等都會影響到你,辯論賽是一種綜合性的鍛鍊。”

  劉怡然覺得,除了享受在賽場上叱吒風雲的感覺,辯論也教給她溝通的智慧。剛學辯論時,她和父母發生小摩擦,爭強好勝的她總是用邏輯扳倒對方;後來“技術更高了”,就會用父母接受的方式表達觀點,反而減少了摩擦。“比如媽媽把我跟表姐比,數落我做家務太少,以前我會説:成績和家務你選一個,結果大家都不開心;而現在我會明確表示願意做家務,但重心會放在學習上”。

  劉怡然的隊友金鑫是建平中學辯論社社長,她同樣認為,很多事其實沒有定論,關鍵在於怎樣更好地表達。她用“西天取經讓齊天大聖找到自我還是失去自我”的辯題舉例:正方會把最後觀點的高度上升到“人不要被社會所改變”,要保持反抗的勁兒,和不公現象作鬥爭;而反方可以説,懂得變通、聰明地融入體制中的人,才是更了不起的。“從根本上説,雙方的價值觀並不衝突,辯論是鍛鍊你描述更高境界的能力”。

  參加辯論賽的經歷還讓金鑫轉變了勝負觀。“以前覺得輸贏是最重要的事,但後來發現,贏了一場表現一般的比賽,還不如一場沒贏但打得精彩的比賽有意思。”

  相較比賽結果,她對自己辯論時靈光一現的發揮印象更深刻。“在一場題為‘現代青年人的焦慮主要是社會問題還是個人問題’的模辯時,我用《月亮與六便士》舉例,説主人公查爾斯的形象之所以珍貴,是因為他代表了社會中一種罕見的力量,他的妻子、朋友認為他逃脱社會責任,讀者卻被打動,正是因為社會給人的壓力太大了,所以內心才渴望‘月亮’”。

  因為辯論見識更廣闊的世界

  “上世紀90年代流行的國際大專辯論賽注重語言優美、修辭多樣;現在更流行靠強悍的立論和技術打贏比賽。”談起華語辯論界代表人物的不同風格,劉怡然頭頭是道:“我們學校辯論隊屬於格鬥派,強調把對方‘拆掉’,馬來西亞辯手胡漸彪是代表人物;北京和新加坡的辯論隊是‘守’派,注重強調自我觀點,靠嚴密論證和更高價值觀取勝;以武漢大學辯論隊為代表的‘漢’派打法不拘泥於論點交鋒,而是呈現出立論的框架和構造;還有以辯手黃執中為代表的門派,常採取先承認對方觀點,然後反推回去的技巧,特別適合在《奇葩説》上使用……”

  對這羣校園中的高一、高二學生來説,辯論給予了他們窺見更廣闊世界的機會。

  因為辯論社的活動,劉怡然看過不少比賽視頻,還讀了不少課外書:哲學導論《大問題》,邏輯論證書籍《學會提問》《統計陷阱》,用於瞭解社會制度的《天空的另一半》《1984》《美麗新世界》,肯·福萊特的歷史小説《世紀三部曲》,等等。“我希望在賽場上有很多攻擊的武器,也能更好地防禦。”她説。

  擔任過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浦東外國語學校辯論社社長的高二學生徐靜怡(化名)覺得,辯論社的工作和比賽的經驗不僅給自己帶來更多知識儲備,還無形中幫助她提升學習能力。比如,寫語文課佈置的議論文作業時,邏輯更加清晰;因為參加英語辯論,有了全英文的語言環境,口語能力變強了。

  徐靜怡還是學校的學生會文藝部部長,在藝術節時接手了主持和接待等工作,上舞台主持、演講不再怕生。“我沒有系統學過演講,但通過辯論,我會有意識地把語言包裝得更完美,知道怎麼把控演講節奏、利用幽默感昇華主題”。

  上海市進才中學高二學生王曦平告訴記者,回想自己一路參加的校內辯論賽、區賽、市賽,不知不覺中自信心提升了很多,從最初的緊張逐漸變得遊刃有餘。辯論還讓她接觸到更多歷練的機會。因為有辯論經歷,有位學長邀請她一起參加哈佛大學主辦的China Thinks Big創新比賽項目。聽完線上課程、完成論文後,大家去上海科技大學參加結題答辯,壓力不小:“100多個隊伍集中在體育館,每組在半天內要進行10場答辯,一旦卡殼就會被pass掉,但我的答辯完成得比較輕鬆。”

  每個辯題都是思考的契機

  賽場上的揮斥方遒離不開平時的積累和賽前準備,王曦平對此體會頗深。“拿到題目後隊員們會一起頭腦風暴,明確論點,分頭找資料;確定關鍵詞、搭建大致框架之後,再一遍遍打磨稿子。記得在準備‘當代德國人是否需要彌補對猶太人的歷史過錯’辯題時,大家窩在教室裏準備了一整天,文件夾裏放了20多個文檔,打磨了好幾個版本的辯詞”。

  這成為王曦平特別喜歡的一道題。“我們的觀點是不需要。一是因為德國已經做出足夠的彌補,德國普通民眾也對歷史有正確態度;二是因為當代德國人並沒有戰爭罪,人們應該眼看未來,不要揪住過去不放。”剛開始不熟悉德國曆史的她,在準備過程中閲讀了大量資料,也因此喜歡上了歷史學科,決定高考選擇歷史科目。

  金鑫覺得,每個辯題都是自己思考的契機。準備比賽時,從正反雙方兩種角度去思考,能提升思辨能力。“以‘自媒體時代讓人們更具有批判性思維還是更隨波逐流’題目為例,我方的關鍵論點是,多種聲音的發出讓我們有了質疑的動機,相比過去只有一種信源,人們的批判性思維會進步;而反方通常會説,自媒體的內容良莠不齊、真假參半,不利於培養人的批判性思維。但我個人覺得,批判性思維是高階思維,不是媒體可以左右的”。

  金鑫認為,辯論給自己帶來最大的改變是思維方式的轉變:在遇到新問題的時候,應該先作事實判斷再作價值判斷;在作事實判斷時,應該尋找相關背景、交叉印證,多考慮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打完辯論賽變得更加迷茫,感覺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對事件沒有堅定立場,沒法下確切結論。經過關於批判性思維的辯題,我才意識到‘不篤信一個觀點’並不是一件壞事,動搖正是思考的開始。這對我來説很重要。”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魏其濛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0年05月18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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