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新學期開學，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全面落實“雙減”政策之際，日前教育部又規定，中小學要嚴格執行均衡編班的法律規定，不得以任何名義設置重點班，均衡配置師資，也不得按考試結果給學生調整分班、排座位、貼標籤。
消息一出，家長們就已在網上分成兩派吵開了。
一方認為，每個孩子的成績都有起伏，人為將孩子按一時的成績提前分出優劣，這既不利於個體發揮潛力，還會造成他們的心理創傷；
而另一方則主張，取消重點班是對優秀學生的不公平，這樣老師為了照顧學得慢的孩子，進度勢必會受影響，反而難以因材施教。
在“爸爸真棒”的專欄作者維舟看來，這兩種觀點可能都失之偏頗，而背後更需要家長思考的是，我們的教育思路該如何與時俱進。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歡迎文末討論，本文配圖來自電視劇《3年A班：從現在起，大家都是人質》劇照。為什麼要有重點班？這個問題在國內由來已久，如果我們不瞭解重點班的由來，就很難辨清其中的利弊。
確實，在國外是沒有“重點班”的，這可説是近代中國的一項制度發明。
重點班的想法，在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身上就已可見端倪：國家急需人才，但又一窮二白，不得不選拔極少數有天賦的孩子，將有限的教育資源集中在他們身上，指望這些未來的精英承擔起國家現代化的使命。
在1905年廢除科舉之後，全國基礎教育極為薄弱，能讀到高中的就僅有3%的少數人。
這還未必是根據孩子的智商選拔的重點班，而是與社會階層有關：當時私立教會學校更為精英化，1935年聖約翰大學估算學生每年最低費用為600美元，遠非當時一般家庭所能承擔。
不僅如此，一個尚未充分現代化的國家，其實也不需要太多精英。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國家很快就發現，限於種種現實原因，國家只能負擔、供養相當有限的少部分幹部和專業技術精英，因而明智的選擇是努力推廣初級教育，但中高等教育尚缺乏普及的基礎——否則培養出來也無法充分就業。
這樣，再加上教育資源本身就有限，只能用在刀刃上，重點班、重點中學、重點大學的普遍設立也就順理成章了。這是一個連貫一體的層層選拔機制，最終都是為了確保及早識別、選拔出少數適應國家需要的精英人才。
幾十年下來，這麼做的效果如何？梁晨等人所著的《無聲的革命》一書在利用1949-2002年間北京大學、蘇州大學的學籍卡數據的基礎上，得出結論：新中國在農村和落後地區推廣基礎教育，這“使得精英教育具備了開放性和生源多樣性的基礎”。
也就是説，重點中學看似得到了教育資源的傾斜，也確實為重點大學提供了主要生源（不到來源總數1%的前50所中學輸送了20%多的北大學生），但由於重點中學本身的生源就有多樣性，所以它在社會階層上的分佈仍是較為公平的。
這種多樣性、公平性才是最重要的。社會學家們在研究後得出的結論，大體都贊同這樣一個結論：“在中國，無論成為哪種‘精英’，教育程度的作用都是顯著的。”
反過來説，這也意味着，教育還是可以改變命運的，僅靠有錢、有權，還不足以讓你家的孩子也能子承父業，必須得讓他接受良好教育才行。
從某種意義上説，學校間的高低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像日本倒是沒有重點中學，但中學的精英化程度相較國內有過之而無不及，加藤週一《羊之歌》中就回憶，一高的學生普遍自視為天之驕子，“就算現在天下還不在自己手裏，但遲早都是他們的”；伊頓公學等英國九大公學，也是眾所周知的“精英的搖籃”；至於韓國，本來國家就小，家長、學生的選擇更少，能否進入排名靠前的一流中學，基本上就提前鎖定了人生道路。
在這些發達國家，精英教育已明顯地成為一種社會精英再生產的工具，父母從小就為孩子鋪墊好了道路。2008年美國精英私立大學中，家庭收入處於後50%的學生只佔12%，而家庭收入處於前2.5%的學生卻佔了1/3強。
相比起來，國內這兩年雖然也有“寒門再難出貴子”的悲嘆，但各校的重點班無論如何首先看重的還是孩子本身的天賦和成績，至少兼顧了公平性和多樣性。
如果這樣一套做法在國內運作得還算不錯，那麼現在為什麼又要取消？
這就説來話長了。從大的方面説，自1999年大學擴招起，中國的教育已漸漸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階段。
1950年代全國僅5%的人口能讀高中，但現在高中毛入學率已高達90%，接受大學教育的提升更為顯著：同期從僅僅0.1%飆升至30%以上，增加了300多倍，相當於歐美髮達國家1990年代的水準。
大眾化並不僅僅是“大學生不稀罕了”這麼簡單，它還意味着中國要改變原先的模式：過去是從5%的人口中選拔精英，現在則要在90%的適齡人口中擇優錄取，這就需要把機會公平擺在更突出的位置。
因為現有的研究幾乎無一例外地證明，智力水平在大規模人口中的分佈是隨機的，這就意味着過早將教育資源偏重於任何一個羣體，最終都可能有失公平。
在這種情況下，以往那種教育資源的過度集中就不再適宜了，更何況，國內這些資源的分配主要並非依靠市場化的機制，而是通過行政系統劃撥的。
國家教育經費是按重點/非重點來分配的，而在學校內部，又是按重點班/普通班來調配的。教育家卿光亞幾年前就曾説過，成都市20多所重點中學的基建費，就相當於另外3000多所非重點的總和。
可想而知，這難免造成城鄉、區域間基本公共教育的不平衡局面。由於重點大學的生源主要來自重點中學，又可能出現衡水中學這樣獨佔大量資源的局面。
2010年，北大曾賦予39所重點中學校長推薦學生資格，這一制度一旦大規模推廣，勢必會造成生源的過度集中。
不僅如此，由於升學率與校長、教師的一系列待遇掛鈎，這就自發產生了一種績效激勵機制，驅使各地學校都絞盡腦汁，將本校資源傾注在重點班上，煞費苦心地將一些“好苗子”送進重點中學或重點大學。
作家沈書枝曾回憶，1990年代她讀初中時，鄉下各初中每年能有三四個學生考上縣一中就已經謝天謝地，為此會有十來個孩子被選中“加強管理”，由老師開小灶另外補課。
問題是，這樣的做法看似是為了學生的前途，其實卻是為了老師們達成績效，並因此犧牲了其他學生的公平競爭機會，他們相當於提早被放棄了。
正因此，教育部早在2015年就提出，將實行縣（市、區）域內城鄉中小學教師編制和工資待遇同一標準，以及教師、校長交流制度，逐步取消義務教育階段重點校和重點班。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界一直以來呼籲和重視的，並非教育機會的平均分配，而是教育機會的公平競爭。
取消重點班，並不意味着把所有教育資源平攤給各地，而是“不能讓一個孩子掉隊”，讓那些因為地處偏遠、家境貧寒但其實頗有天賦的孩子，能和那些含着銀匙出生的孩子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
換句話説，“初心”仍然沒有變，是為了保持各級學校生源的多樣性，讓不同社會來源的人都有通過教育實現社會流動的可能性。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取消中小學義務階段的重點班，但重點高中、重點大學仍在，因為只要實現公平競爭和生源多樣化，沒有必要搞平均主義。不是説分流不對，而是説不能在義務教育階段就提早分流，那樣既不利於孩子的成長，也不能為國家和社會公平選拔人才。
對家長們是好消息嗎？
儘管取消重點班是一項新政策，但如前所言，其實這一精神早在2015年就已開始下達了。
上海的家長更不用多擔憂，因為上海早就開始這麼做了：2004年，上海在高中階段有33所市重點中學，但也是從這一年起，上海人熟悉的“市重點”、“區重點”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實驗性示範高中。至於九年義務教育階段的重點班（俗稱的“快慢班”），多年來早已取消。
我也是和一些外地朋友談過才知，重點班在現實中可以變成什麼樣子：各班原則上按分數排座位，考分高的學生獲得不被老師安排的自由權，即自主決定坐在哪個位子，以及自願下調的自由選擇權。
這些微小的特權，都是校方為了激勵學生展開學業競爭所採取的變通做法，以便最終提升本校的升學率，但這不僅加劇了內卷的焦慮，常常也扭曲了學生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有的老師甚至覺得小學就“完全可以設快慢班了”。
因為她觀察下來發現，即便在小學裏，孩子之間的兩極分化也已挺嚴重了：只要老師選一套有點難度的試卷做單元測試，馬上分層就很明顯了：全班55人，90分以上的只有七八個，整個學期每次都90以上的只有兩三個，而低分的甚至都有隻考30分的，還有查字典學了五六回都不會的學生。
每個學校、每個班級都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有些孩子就是開竅晚，學習進度跟不上；另一些孩子又吃不飽，其結果是老師沒能講透，這些孩子得不到充分發展。
落實到現實中，老師就只能主要照顧中等學生，儘量讓有困難的孩子學會，對拔尖的孩子反而倒不會多操心了。
這早就不是秘密了：與國外發達國家的教育相比，國內更偏重均衡發展。
2012年，哈爾濱69中初三13班的孩子與丹麥奧胡斯市一所典型公立中學的9年Z班PK，結果發現：中國學生整體表現更勝一籌，大多集中在中段，兩頭尖——特別優秀和特別差的都很少，而丹麥孩子則相反，個性突出，有更多表現優異的學生，但遠低於平均值的差生也較多。
可想而知，現在取消重點班，會進一步強化中國教育的這一特點。
對絕大部分家長來説，這可能都是個好消息，畢竟拔尖的孩子是少數；可是那些有特異長處孩子、又或你想培養孩子有異於常人的優長，該怎麼辦？
在“雙減”之後，皮球就又踢回到了家長腳下。指望老師開小灶、特別點撥或許都比以前更難了，但與此同時，重點高中、重點大學又仍然存在，也就是説，家長如果想要自家孩子將來出類拔萃，躺平仍然是不行的。
這倒不是説現在家長得赤膊上陣，自學所有科目，取代以前補課老師的角色，而是説，家長得更深入地瞭解自家孩子，及時察覺並挖掘他真正的興趣所在，陪伴他，給他一個自由成長的空間，好好地利用雙減之後孩子多出來的時間。這當然很難，但卻是更值得做、也只有父母才能做的事。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爸爸真棒”（ID：babazhenbang），作者維舟。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