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範若愚：周恩來和毛澤東整風以前不是“風雨同舟”？
來源：人民網-文史頻道
本文摘自《紅牆見證錄：共和國風雲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尹家民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2
毛澤東與周恩來(資料圖)
毛澤東宣佈：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對全國性“大躍進”進行總動員並對反冒進作正式結論的會議。
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對批評反冒進作了結論。報告説：反冒進損害了羣眾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的生產建設，特別是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馬鞍形”。
會上，黨的歷史上出現過的那種開展過火斗爭的氣氛很濃，有不少人在發言中猛烈批評反冒進，覺得這個結論對反冒進的批評還不夠，語氣輕了，對立面講得不夠，應徹底清算反冒進的“錯誤”。各地方代表也在會上報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團”、“右傾集團”、“反黨集團”作鬥爭的經過。
就是在這種氣氛之下，周恩來、陳雲等人被安排再次檢討。
從1958年夏季開始，短短几個月時間，全國74萬多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圖為湖南某人民公社成立大會。16日陳雲檢討。他説：“在這裏，我要説一下關於1956年發生的‘冒進’的錯誤問題，因為這是同我的工作有直接關係的。從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這一段時間內，我對於我國經過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以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形勢估計不足，對於1956年生產高潮的偉大成就估計不足，對當時大躍進中出現的個別缺點，主要是由於新職工招收得過多和某些部分工資增加得不適當，一度造成商品供應和財政的某些緊張情況，估計得過分誇大了……反‘冒進’的錯誤是看不見和低估當時羣眾性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了當時財政和市場緊張情況……對於當時財政和市場緊張的錯誤看法，首先而且主要是我的看法。因此，對於當時反‘冒進’的那個方針性的錯誤，我負有主要責任。”
17日周恩來檢討。他手裏拿的雖然只有幾十頁稿紙，卻顯得那樣沉重。他把全部稿紙放在講台上，抬起臉朝台下望了望。熟悉周恩來那張總是洋溢着熱情和充滿認真神態的面孔的人們，覺得他一下子老了許多。
據當年周恩來的秘書範若愚回憶(範若愚：《歷史最終會把一切納入正軌》)説：
“1958年，在成都會議期間，周恩來同志對我説，回到北京以後，要起草一個準備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要我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去住，聽候周恩來同志給我佈置工作。有一天，周恩來同志對我説，他這次發言，主要是做‘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在南寧會議上已經被提出來了……周恩來同志指示我：過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談內容，由我記錄下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這次發言，不能像過去那樣，因為這是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只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只是在文字的連接上，做一點工作。周恩來同志還説，關於這次‘犯錯誤’的問題，他已經和毛澤東同志當面談過了，主要原因在於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同志。他還説，雖然和毛主席常見面，但並不能因此在思想上就能完全一致。這説明，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周恩來同志在講了這些情況後，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説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志給他打來電話，陳雲同志講的什麼，我只聽到一兩句，周恩來同志講的話，我當然聽清了。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説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説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説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我暫時離開他的辦公室，讓他安靜地構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來記錄一段。我覺得，這時我如果守候在他的辦公室旁，對他是一種精神上的負擔，會妨礙他構思和措辭。周恩來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見，當時已經深夜12時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牀上，等候隨叫隨去……第二天凌晨2時許，鄧大姐把我叫去，她説：‘恩來獨立坐在辦公室發呆，怎麼你卻睡覺去了？’我把周恩來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議的情況講了以後，鄧大姐説：‘走!我帶你去和他談。還是由他口授內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這樣，我隨鄧大姐到了周恩來辦公室，她和周恩來同志爭論了很久，最後，周恩來同志勉強地同意，還是由他口授內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記錄。在整理到學習毛澤東思想問題時，我引了一句成語説：‘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但是在思想上還跟不上毛主席……’後來，我把整理後的記錄請周恩來同志審時，他看到‘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這句成語時，嚴厲地批評了我。他説，在關於他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上，在整風以後，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在整風以前，不能引用。‘這也説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得太少!’周恩來同志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最後，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動筆修改一遍，又親自補充了幾段，才打印出來，送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閲。這個稿子退回來時，政治局常委和書記提的意見，把‘檢討’部分中的一些話刪掉了，有些話改得分量比較輕了。”
範若愚説：我發現周恩來同志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十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了。
周恩來在17日的發言中，首先表示擁護大會的有關報告和毛澤東的講話，他説“主席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看問題”。這是周恩來發自內心的話，他可能從多少次歷史經驗中，覺得毛澤東比他站得高、看得遠，這一次可能是自己錯了。然後他圍繞支持“大躍進”這個核心問題進行檢討：“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蹟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
周恩來講得很平靜，沒有惱怒、否認、替自己辯護、請求原諒，也沒有索性不在乎，他講得很認真，完全不由自主地露出他素常的嚴肅。他唯恐與會者聽不清楚，於是提高嗓音反省道：“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他的聲音有些顫動，他的眉宇凝結起來，兩頰的肌肉有些鬆弛：“反‘冒進’的錯誤，不是偶然發生的。這個錯誤的思想根源是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在多數問題上表現為經驗主義，在某些問題上則表現為兩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這些錯誤，結果造成了建設工作中右傾保守的錯誤。這樣，就違背了毛主席一貫主張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總方針。”
據黨史專家叢進等潛心研究，認為周恩來的檢討發言，既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也有其誠心的一面。因為，歷史上種種事實證明，毛澤東歷來是正確和比較正確的，這是延安整風以來已為全黨所接受的認識，凡遇到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大家即習慣地自覺地向他靠攏。又加建設經驗不足，當時周恩來也預想不到搞“大躍進”竟會出現後來的嚴重後果。在這兩種情況下，周恩來也難以有充分的根據與信心來堅持自己原先的反冒進觀點。
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在發言中還專門談了“向毛主席學習”的問題，他説：“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揹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錯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或者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思想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必須下苦功夫，認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學習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學習他的羣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學習他的思想和作風以及他所具有的偉大的共產主義的風格。”
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評價是發自內心的。但是這與他在建國之初給全國青年大會講“學習毛主席”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在那篇講話中説道：“決不要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無法學習的領袖。如果這樣，我們承認我們的領袖就成了空談。既然是誰也不能學習，那麼毛澤東不就被大家孤立了嗎？我們不就把毛澤東當成一個孤立的神了嗎？……因此，學習毛澤東必須全面地學習，從他的歷史發展來學習，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偉大而不看歷史的發展。”
現在的事情正在起變化。
在歷史中形成的對毛澤東的衷心愛戴和敬仰，開始變成了個人崇拜。有的人還加以發揮，對個人迷信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如受到毛澤東推崇的柯慶施就説過：“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個人崇拜的空氣驟然膨脹，黨中央的政治生活從這時開始不正常，“左”的東西便得以暢行無阻，以至發展到後來的“大躍進”，及更大破壞作用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這一切，都有其歷史背景：一方面是國際上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後出現的混亂；另一方面是國內各階層對中共工作的不滿以及由此而來的罷工、罷課、鬧退社等事件。在毛澤東看來，在1956年這樣一個多事之秋，公開糾正自己工作中的冒進傾向，無疑是給反對派提供進攻的口實。因此，按照毛澤東確信的“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的思維定式，反冒進便難逃被指責批判的厄運。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重印《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按語時寫過説明，他寫道：“我們沒有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料到1956年國內方面會發生打擊羣眾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由此就不難理解毛澤東何以在黨的工作遭到非議之時，特別是在反右派鬥爭後，要對反冒進進行嚴厲的指責和批判了。
——那是一個時代。
毛澤東指間的那節香煙燃盡了，他輕輕地將煙蒂撳滅在煙缸裏。周恩來檢討後，毛澤東宣佈：“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
毛澤東將反冒進的事態看得極其嚴重，一再警告説：“有些人不顧大局，像莫洛托夫那樣，像我們中國的高崗那樣，那就要出現分裂。……代表大會的同志，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照顧大局，誰就會跌筋斗。……有人認為講了分裂，心裏就不舒服。我看講了好，大家有個精神準備。”
毛澤東講得十分嚴肅，從此那些不願看到黨內產生分裂的共產黨人，對反冒進一詞噤若寒蟬。周恩來遇事發表意見也就少了。
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內心異常苦悶又極其矛盾的周恩來，鑑於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有以柯慶施代替他的總理職務的考慮，又鑑於自己在反冒進問題上犯了“方針性”的錯誤，便向中共中央真誠地提出：請考慮自己“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6月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議挽留周恩來繼續擔任總理。會後，鄧小平擬了個會議記錄，寫道：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並把這個記錄報送了毛澤東。這樣，周恩來仍然擔任國務院總理一職。但是，他和陳雲等人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在經濟建設中發揮其主動、求實和創造性的作用了。
這期間還有一則軼聞，就是“躍進”一詞的發明權。1958年5月25日，彭真給毛澤東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關於發動全民討論農業四十條的社論，並説明這是最早使用“躍進”一詞的地方。毛澤東當即寫信讚揚説，發明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並説：“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沒想到，最早使用“躍進”一詞的不是別人，正是主張反冒進的周恩來。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的會議上，為了批駁大鳴大放中有人説1956年經濟建設是全面冒進的言論，就使用了“躍進”一詞，説1956年是“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展”。所以，一天以後，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來這個報告送給毛澤東，把“躍進”一詞的發明權歸於周恩來。(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
然而，毛澤東欣賞“躍進”一詞，一個原因就是它堵住了反冒進論者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日致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説：“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對於反反冒進和“大躍進”的形勢，毛澤東非常滿意。8月初，他以極其興奮的心情對來訪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説：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問題還是沒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後，很窮，一窮二白。以後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