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節市黔西縣,貴州西北部的大山裏,天亮得遲。
清晨六點,楊明從教學樓一角的宿舍裏走出來,睡眼惺忪地走到公共衞生間去洗漱。昨晚,他又熬夜工作到了一點半,連軸轉了二十個小時。過往十餘年來,這樣的工作時間是常態。
這是楊明來支教的第11年,他先後輾轉在六所學校教書。從六七個老教師到七十人的年輕團隊,從青磚瓦、木窗户的簡陋校舍到明亮開闊的學校,楊明也終於擁有了一間自己的宿舍。
長達幾年,楊明都住在教室裏,一張摺疊牀,一牀被子。後來教室被用作食堂,楊明就搬到樓梯一個角落的儲物間,不足五平米。因為電網改造,學校經常停電,楊明就點着蠟燭工作。他送學生回家,村民留他過夜,他吃遍了百家飯。
11年來,楊明走過了上千公里家訪路,30多個村落,“在黔西的地圖上如果標註我住過的地方,可以畫出個夏夜星空圖來。”
黔西幾乎沒有人不認識楊明。36歲的他已經是大半頭白髮,皺紋深了,膚色黑了,瘦了十幾斤。頭幾年,學校的師資力量薄弱,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來處理,一個人幹好幾個人的活,經常就工作到後半夜。
也因此落下了一身毛病。因為低血糖,説話太久會頭暈無力,他隨身會攜帶糖果。頸椎、腰椎、膝蓋也都出了問題,但他始終都不肯去醫院做檢查。
近幾年,因為媒體的報道,楊明遭受到一些網友的質疑,他大學畢業,剛畢業就月薪過萬,卻選擇貴州山村支教。“是不是在作秀?”“有什麼目的?”,當時,楊明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七年,他覺得有非議很正常,“一兩年是作秀,十年八年呢,我可以一直作秀做下去。”
楊明和黔西觀音洞鎮景山小學的孩子們。受訪者供圖
杭州“爸爸”
週末的工作依然繁忙。快到傍晚,楊明不停看時間,因為今天晚上,他要去陪“兒子”看電影。
楊明來到“兒子”王小告(化名)家裏,剛一敲門,一個胖乎乎的男孩跑着來開門,喊了一聲“爸爸”。他盼這天盼了好久,爸爸要帶他去影院看《我和我的家鄉》。
小告今年十歲,是楊明班上的學生。八個月大的時候,在外務工的父親不小心從三樓摔下來,過世的時候才二十三四歲,母親後來也改嫁了,是爺爺奶奶把他養大的。家裏的牆上掛了一張父親的遺像,小告對於父親只有照片上的模糊記憶。
楊明在一次家訪中解到小告的情況,他主動跟孩子爺爺説,“要不把你家孫子‘送’給我吧”。小告爺爺特別高興,對小告説,“現在你終於有爸爸了!還是一個老師爸爸。”
沒有一點猶豫和羞澀,小告衝着楊明就喊了一聲“爸爸”,就像是已經偷偷練習過很多次。當天正好是小告十歲的生日。
他買了乒乓球拍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小告,還給小告和自己買了套一模一樣的親子裝,“孩子需要父親,我也有一種當爸爸的幸福感。”
這是楊明第二次看《我和我的家鄉》,“在裏面好像看到了自己,每個故事都很有共鳴。”朋友和親戚看完電影,立刻就發來消息説,看到《最後一課》裏範偉扮演的那個支教老師,就像看到了楊明。
1990年代初,楊明在杭州蕭山的農村裏上小學。學校由老祠堂改建,青磚瓦房,木窗子,和電影裏一樣,“時代變化太大了,我在家鄉已經看不到童年的影子,但是在貴州的大山裏,我好像回到了我的童年。”
來貴州支教11年,楊明的杭州口音沒有變,長相倒是越來越像一個貴州人,膚色黑了,頭髮白了,皺紋多了,身高一米七二的他體重也從一百二十斤瘦到現在的一百零幾斤。他認了不少乾兒子和乾女兒,以前每個月工資只有一兩千,除了自己的吃住,他基本都花給了學生,買文具、輔導資料、衣服鞋子。
2016年臨近除夕,楊明陪伴留守兒童學習。受訪者供圖
在黔西地區,村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數孩子讀完九年義務教育,就輟學去外地打工。2018年,楊明在熊洞村景山小學教書時,得知苗族村寨裏貧困學生楊志遠(化名)學習成績很好,但因為父母沒有錢支付高中學費。初中畢業後,父親想讓他出去打工,他不忍心給家裏添負擔,決定放棄中考。
楊明來到楊志遠家,決定資助他上高中。
如今,楊志遠在黔西縣世傑中學念高三,成績在班級名列前茅。壓力大的時候,他就給楊老師發微信。三年來的家長會,籤的都是楊明的名字。在楊志遠心裏,“楊老師是除了父母之外,對自己最重要的人,早已把他當做了父親。”
上千公里的家訪路
今年5月,楊明從黔西坪子小學被調到黔西縣新建的錦繡學校。這是一所為易地扶貧搬遷子女建的學校,幫助1650名易地扶貧搬遷子女實現就近上學。
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兒童,父母在外地打工,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楊明每天給孩子們上完自習再送他們回家。
楊明走着山路送學生回家。受訪者供圖
這是楊明來貴州支教的第六所學校,有70多位老師,幾乎都是本地老師,平均年齡也都在32歲左右,“像我這樣36歲的算老的咯,比我大的應該沒幾個了,”楊明笑着説,被曬得黝黑的臉上皺紋很深,“甚至有人問我你是不是70後的。”
2008年,24歲的楊明大學畢業,從重慶回到杭州。對外漢語專業的他在當地一家外貿公司工作,月薪過萬,還被公司派駐迪拜,在親戚眼裏是事業有成。
2008年,楊明大學畢業後被公司派往迪拜工作。受訪者供圖
但楊明不喜歡,“收入再高也沒用”。2009年,瞞着父母,楊明隨着一支愛心支教團隊來到貴州。上大學時,他就曾前往安徽支教一個月。
楊明還記得第一次到貴州的情形,路途格外遙遠,沒有高速,從貴陽到黔西大巴車走的是一條老舊的公路,沿着大山,一路顛簸。進入農村後,就像在坐船,搖搖晃晃地開着,車後能揚起一大片塵土。直到天黑才到了黔西縣金碧鎮瓦廠小學。
楊明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已經是2009年,這所小學卻像是被時間封印在上個世紀90年代。古老的磚牆,叮叮噹噹的敲鐘聲,“我上小學的時候已經有電鈴了。”學校有將近三百名學生,高原紅的臉蛋上鑲嵌着一雙稚嫩明亮的雙眼,年齡看起來比城市裏的小學生要大些,他們對遠道而來的年輕老師充滿好奇。
鄒安權是瓦廠小學的老教師,比楊明大十幾歲。在他印象裏,楊明是第一個來到這個小山村支教的老師,“高高瘦瘦的,長得也清秀,一個陽光的大學生。但他一個外省人,不可能在這地方待下去的。”
楊明也以為,一年後自己就會回到杭州。
他和同伴租住在路邊的一所房子裏,只有一塊牀板和一盞電燈。旁邊就是一個牛圈,老鼠經常光臨他們的住所。沒有辦法洗澡,就用毛巾簡單擦一下。實在忍不了,楊明就去附近的地下河裏去洗澡。
2009到2010年在瓦廠小學支教期間,楊明挑水和洗澡的地下河。受訪者供圖
最大的困難是挑水,儘管從小在農村長大,楊明也沒有挑過水。吃住的用水要從一公里的地方挑來,山路難走,扁擔硌在他瘦弱的肩膀上,疼得説不出話。因為買菜不方便,孩子們經常會給楊明送來青菜和雞蛋。
九月初,班裏轉來一個學生,每天都穿着雨靴,拄着一個長長的木棍來學校,有時候全身都是濕的,楊明覺得詫異。國慶放假前,他就跟着男孩一起回家,一路泥濘坎坷,必須要拄着木棍前行,還要趕走野狗和突然從草叢裏穿出來的蛇。山裏的天氣時常下雨,一路有很多污水坑。
沒多遠的路走了一個多小時,到家時已經天黑。家長看到楊明,一臉驚訝,“你是第一個到我們家裏來的老師。”
也是從這時候起,楊明開始了他漫長的家訪路。山路崎嶇,直線一公里,走起來得個把小時,“一個孩子這頭喊一聲,那頭是能夠聽到的,但是要上山下山。”最遠的一次他走了兩個多小時,有七八公里。11年裏,穿壞了無數雙鞋子,有時候一雙新鞋都穿不到半年。
楊明在家訪的路上。受訪者供圖
“附近幾十個村子都去過了。走出了一條長征路,這是絕不誇張的。”楊明説。
楊明的腳上全是傷口,每到冬天,就像凍瘡一樣開裂,每走一步都鑽心的疼,用了不少藥都不管用。一次他走在家訪路上,一個學生的奶奶招呼“楊老師,來我家坐一下。”她拿出一雙毛線織的鞋,用方言説“你這個腳皸裂開了,這是凍傷了,你試試我這雙鞋。”楊明穿進去,不大不小,非常合腳。温度從腳心向上蔓延。
一次家訪途中,楊明在山上發現了一所無人問津的小學校,要爬一個多小時才能上去。學校一百個學生,只有五六個老教師,還在修建,非常簡陋,燈光昏暗,兔子和雞就在院子裏來回跑,旁邊有幾個孩子看上去年紀很小,在收割玉米稈子。
這所學校就是楊明後來支教了七年的觀音洞鎮景山小學。
艱難的選擇
一年後,支教隊員紛紛離去。令所有人意外的是,楊明考了貴州省黔西縣特崗教師,選擇繼續留下來,在景山小學教書。
鄒安權也很詫異,“本地老師都沒有像他那樣走幾個小時山路去做家訪。一個外來的老師這麼拼命,我敢説遠近沒有一個像他這樣的。”鄒安權也選擇了景山小學,和楊明繼續做同事。楊明會教老師們用電腦,他也是學校裏唯一一個有智能手機和懂英語的人,學校的大事小情都要他來幫忙,他不懂拒絕,經常就熬夜工作到凌晨。
“現在他頭髮比我的還白,和剛來的時候比,簡直變了一個人。我們早就拿他當我們家鄉人來看待。”鄒安權説。
楊明是不捨得這些孩子。
他記得有一個學生的家,就是一間磚砌的小平房,只有空空的幾面牆。家裏連一個像樣的杯子也沒有,就是用塑料礦泉水瓶剪成的杯子。農村房頂高,只有一個吊燈,孩子晚上寫作業時光線很弱,一直揉眼睛。在心願卡上,很多孩子寫下“我想要一個枱燈”,“我想要一張書桌”,“我想要一盒水彩筆”。
“其實有的人家不是買不起枱燈,但就是沒想到,沒有這種教育理念。”楊明嘆氣。
還有一些孩子父母在外打工,是爺爺奶奶或者其他親人帶大,在心願卡上,他們寫的是“希望爺爺奶奶能有個按摩的洗腳盆”,“想給伯伯買一件厚衣服跑摩的時穿。”
一次家訪時,孩子給楊明做了一頓半生不熟的土豆飯。受訪者供圖
這些心願楊明都會幫孩子們實現,早些年做老師時他的工資每個月只有一兩千,但他大部分都花在學生身上。自己的衣服就在淘寶上買幾十塊錢的,一穿就是好幾年,剛來支教的短袖到現在他還在穿。
除了基礎的文化教育,楊明也會帶孩子們上勞動課。
農村的原生態茶葉很好,楊明就帶着學生們去山上採茶、挑選茶葉,一起做茶,做好的茶葉他在朋友圈賣了幾百塊錢,五十塊錢一兩,比村裏人平時不加挑選賣的茶葉高十幾倍。賣茶葉的酬勞他分給孩子們,大家特別開心。中秋節前,他在網上買模具,看教程,教孩子做月餅和綠豆糕。端午做粽子,清明做茶葉。
楊明帶着學生們上山採茶。受訪者供圖
劉廷江是景山小學的首任校長,看到偏僻的小學來了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喜悦難以言表,“不要説杭州,就是貴州其他城市來的,我們都會很高興。他和學生們一起吃、一起住、一起玩,還教少數民族的老人識字。孩子們喜歡他帶來的那種外面世界的東西,成績也有明顯提高。”
2018年,楊明教苗族的孩子和家長認字。受訪者供圖
楊明是有機會離開大山的。2012年,他買了考研的教材,想利用空閒時間多學習。工作佔據了大部分精力,複習的時間很少。
楊明沒想到自己會考上。但第二年,他收到了重慶市委黨校哲學系的錄取通知書。鄒安權和幾個老師勸他為自己的前途考慮,去讀研,家人也希望他去讀研。但學校的領導想留住他。整整一個暑假,他都留在學校裏糾結到底要不要去。
決定去讀研的前一天,孩子們紅着雙眼把留言卡送給了楊老師,上面寫着周華健《朋友》的歌詞,“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話,一輩子,一生情。”楊明拿着那張沉甸甸的紙,流下了眼淚。
最後他留了下來。
最大的遺憾是對不起父母
2000公里外,杭州蕭山戴村,楊明的母親平時種種地,父親釀酒。兩個老人都已經60多歲,日日夜夜想念着遠方的兒子。
剛知道楊明考了貴州特崗教師時,家裏人都反對。父母聽説貴州農村條件不好,交通不方便,天天給楊明打電話問他那邊是什麼情況,“還是早點回家吧”。一些親戚直接問,“你現在能拿多少工資,能存多少錢?”問得他啞口無言。表弟和他説,“杭州七八千塊錢工資的工作,如果你找不到,我來幫你安排。”姐姐也不支持,但知道弟弟喜歡當老師,“回來的話你進不去公辦學校,私立學校也可以的,或者説哪怕是培訓機構都可以,收入都不會很低。”
但楊明堅定了主意,雷打不動。多年來,他都報喜不報憂。
平時楊明給父母的錢,老人都攢着捨不得花。姐姐楊飛玲在杭州一家公交公司上班,住在父母的隔壁鎮上,方便照顧四位老人。
去年父親做結石手術,在醫院住了十幾天,姐姐楊飛玲日夜守在病牀旁。那段日子,楊明內心十分煎熬,恨自己不能陪在父親身邊。今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母親又感染上肺炎住院,楊明因為隔離政策,沒能回來。他每天憂心忡忡,難以入眠,覺得自己對不起父母。
“想兒子啊,每天想,想讓他回來,但他做的事情確實有點偉大。”提起兒子來,楊明的父親聲音裏滿是激動和驕傲。
五年前,家人開始在媒體報道上看到楊明的故事,看到照片裏他滿是傷口的雙腳和簡陋的校舍,才知道這麼多年楊明真正經歷了什麼。
也是因為報道,楊明開始遭受一些網友的質疑,“是不是在作秀?”“有什麼目的?”楊明覺得有非議很正常,“要是作秀能一直做下去也行。”
頭幾年,楊明很害怕參加同學聚會。同學都在企業工作,有房有車,而他還在用第一代智能手機。他感覺自己在一個很封閉的環境裏,外面世界發展得太快了,已經跟不上時代。同學説,“在山區你就買輛二十萬左右的國產四驅車,性能也不錯,”楊明只能尷尬笑笑,“在他們眼裏,二十萬就好像是個很輕巧的數字,但對我來説幾乎不可能。”現在,楊明唯一的代步工具就是一輛自行車。每次聚會結束後,他都有種格格不入的失落感。
去年,楊明在黔西縣買了一個房子,老人把兒子給的錢又給他湊了十多萬的首付。楊明貸了最長的期限,每個月還一千多。上個月,楊明把父母接去貴州玩,這是老兩口第一次去兒子工作的地方,他帶着父母去看了自己支教的學校。
回來後,父母再沒提過讓兒子回家的事情,他們親眼看到了那片大山,理解了楊明。
楊明的微信名字是“山花”,他期待山裏的孩子們像花朵一樣綻放,能走出大山,再走回來,擁有多彩的人生。
2009年在瓦廠小學支教期間,楊明和孩子們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距離高考還有七個月,楊明資助的孩子楊志遠已經定好目標院校——中央民族大學。對於大山裏的孩子來説,北京就是他們最嚮往的地方,“要去就去最好的地方”,他要學教育相關的專業,畢業後再回到黔西做一名教師。
新京報記者 解蕾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盧茜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