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石尠、石定墓誌，1919年出土於洛陽城外東北五里、北邙山南麓馬坡村，曾經周季木收藏，後歸故宮博物院。石尠，是西晉太尉石鑑之子，曾參與誅除楊駿，死於西晉末的戰亂。
西晉石尠墓誌
一 誅除楊駿：風雨式乾殿
誅除楊駿，是西晉武帝、惠帝之際的大事件。武帝晚年對身後事的安排，是以宗室司馬亮與外戚楊駿相互制衡，夾輔惠帝。楊駿外放司馬亮，獨攬大權。永平元年（291），惠後賈南風鳩集司馬瑋等，將楊駿誅除，武帝的籌謀盡付東流。隨賈后專權、八王之亂，西晉王朝走向崩潰，福原啓郎視之為重建“公權化”國家的最終失敗。
中古史研究中，出土墓誌等新資料的價值，毋庸贅言。史家筆下的楊駿之誅，不免因“倒放電影”而流於簡易。石尠墓誌，既可補充細節，亦揭示新問題。
西晉石尠墓誌拓本
志雲：
（遷）中書侍郎，時正直內省，值楊駿作逆，詔引尠式乾殿，在事正色，使誅伐不濫。
式乾殿，或為曹魏洛陽宮新殿。《通鑑》胡三省注云屬皇后宮，不確。式乾，是指皇帝取法於天，而非胡注“乾父坤母”。魏晉南北朝，皇帝多於式乾殿宴會公卿、講論文義，當屬皇帝宮便殿（參《宋書·蔡廓傳》），《讀史方輿紀要》以為在北宮南。誅除楊駿，主事者為惠後賈南風，“詔引”一事，應出其手。當日，或以後宮不便外臣出入，而式乾殿既較正殿私密，又可借重於皇權，故成為賈南風於宮中謀事的大本營。
錢國祥：《漢魏洛陽城北魏城門分佈圖》
賈南風為何招石尠入式乾殿？石尠又何以能“使誅伐不濫”？
石尠“中書侍郎”的職任，是解讀的關鍵。西晉的中書省，是草擬詔命的機構。《太平御覽》存晉令雲：“中書為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是形諸法令的明文規定。（參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掌握皇帝詔命，尤其是草擬權，是楊駿專權的重要一環，也是東漢外戚常“錄尚書事”的成法。武帝病危，楊後（駿女芷）奏以楊駿輔政，“帝頷之”，楊後立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作遺詔。楊駿覆滅後，其黨羽受株連而夷三族的，見有中書令蔣俊。蔣俊其人，史傳無考，當是楊駿調整中書人事所安插的心腹。楊駿又以其甥段廣、張劭控制宮中，“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經上述人事安排，楊駿得以內外暢達的掌握皇帝詔命。
誅除楊駿之際，賈南風自然要拋開楊駿一系的中書吏員，而被召至式乾殿的中書侍郎石尠，或承擔了針對楊駿及其黨羽的一系列詔命的草擬。“在事正色，使誅伐不濫”，應是石尠在草擬誅捕詔書時，未盡按賈后主張，而是有所全濟。（原因詳後）
政變之際，數通詔命有多大效力？
如福原啓郎、仇鹿鳴所論，由武帝一手扶植的外戚楊駿，並不為宗室、功臣認可。楊駿在外，楊太后在內，內外暢達，是楊駿得以專權的根基，也是其要害所在。賈南風對政變的謀劃，正切中要害。
對於政變，楊駿早有防範。假手楊後的武帝遺詔，特許其出入宮廷皆備宿衞，“持兵仗出入”。洛陽禁衞，由楊駿親黨掌控近半。政變當日，楊駿亦有所察覺，“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隨時可以整軍一戰。四十年前的高平陵之變，是楊駿深以為戒的。
賈南風之策，則是隔絕內外，斬斷楊駿與楊太后的聯繫。政變之初，司馬瑋屯司馬門，司馬繇屯雲龍門，司馬晃屯東掖門，裴頠屯萬春門，並未以武力突襲楊駿。楊駿所面對的，不是軍伍對陣，而是史書一再提及的“中外戒嚴”“內外不通”“內外隔塞”。楊駿幕僚勸其燒雲龍門、開萬春門，引軍入宮，或是破局良策，但楊駿未從。等到賈南風“遣使奉詔廢駿”，楊駿只得引頸就戮。
相比楊駿，宮中的楊太后，確曾危及賈南風的密謀。五十年代洛陽出土的徐美人（義）墓誌，記政變中：
楊太后呼賈皇后在側，視望 候，陰為不軌……美人設作虛辭，皇后得棄離元惡。
假如當日賈南風被拘束於楊太后宮中，而不能在式乾殿居中定策，詔無所出，事態將如何發展呢？
賈南風隔絕內外，實際是剝去了楊駿“代王言”的可能，並取而代之。為賈南風“代王言”的，或即式乾殿內的中書侍郎石尠。
那麼，石尠當日“正直內省”，是湊巧，還是預謀？
二 石鑑父子：浮沉武惠間
福原啓郎強調了武帝主導下，策立太子、齊王攸歸藩以及外戚楊駿崛起等系列事件的意義，視之為西晉政治的“私權化”。仇鹿鳴則強調咸寧二年為“不起眼的轉折之年”，借扶植外戚楊駿以與功臣、宗室相鼎足，武帝進一步擴張了皇權。武帝的一系列舉措，歸根結底，在於捍衞司馬衷的繼承權，以確保帝系在武帝一支中延續。
以此視角，石尠的仕宦履歷，浮現出特別的一面：
少受賜官太中大夫、關中侯，除南陽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三公侍郎……遷南陽王友、廷尉正、中書侍郎……（按，誅楊駿後）拜大將軍秦王長史。
志文南陽王、秦王，均指司馬柬。咸寧三年（277），司馬柬由汝南王徙為南陽王，太康十年（289），再徙為秦王，正與墓誌相合。武帝得以成年的嫡子，只有武元楊後（豔）所生的司馬衷、司馬柬兄弟。武帝必立司馬衷為太子，如韓樹峯所論，在於張“立嫡以長”之幟，以杜絕朝野擁立齊王司馬攸的呼籲。司馬柬，則是司馬衷的“保險”。司馬衷如果失位，或有不測，司馬柬必是武帝對儲君的不二人選；司馬衷如順利繼位，“沉敏有識量”的司馬柬，亦是武帝眼中的鼎力援手。石尠的履歷，除任廷臣之外，始終出入於司馬衷、司馬柬的幕府。或可推測，石尠是武帝為司馬衷兄弟所揀選的潛邸之臣。
石尠夫人諸葛氏，與此或不無關係：
夫人琅邪陽都諸葛氏，字男姊，父字長茂，晉故廷尉卿、平陽鄉侯。
毛遠明指出，諸葛長茂，即武帝諸葛夫人（婉）之父諸葛衝。換言之，武帝、石尠同為諸葛氏之婿，這一重私人關係，或可視作外戚關係的推擴，正與武帝借外戚以隆私權的謀劃相合。
其父石鑑在武帝時代的沉浮，亦可由此索解。
晉武帝一朝政局中，“出自寒素”的太尉石鑑，鮮見留意。武帝受禪（265），石鑑年過五十，封堂陽子。受《晉書》斷限的影響，石鑑在曹魏時代的活動，記載不多。石鑑曾任魏侍御史、御史中丞，均掌奏劾，本傳稱“朝廷憚之”。《北堂書鈔》存石鑑碑雲：
為治書侍御史……直方其道……頻居爪牙之任，鷹跱虎視，而庶僚風靡。
正與本傳相合。由爪牙鷹虎的評價，石鑑在名臣大族為主導的魏末晉初政局中，是風貌迥異的異質分子。出身京兆名族的杜預，更是與石鑑公開交惡。
武帝前中期，石鑑兩膺方鎮之任。泰始六年（270），樹機能反於秦州，石鑑奉詔進討，軍還，杜預奏其論功不實，石鑑免官。不久，重獲啓用的石鑑，在對吳戰事中，再以虛報首功而免官，晉武帝並下詔書：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今遣歸田裏，終身不得複用，勿削爵土也。
詔書追罪舊事，責其臣節，處以禁錮終身，近乎終結了石鑑的政治生命。論功不實，罪不至此。石鑑的際遇，並非孤例。同樣出身寒素的鄧艾、石苞、張華等人，其政治命運也大致相近。石鑑、杜預之爭，彷彿鄧艾、鍾會之爭的翻版。石鑑名其子為陋、尠，字雲處賤、處約，是可玩味的。
弔詭的是，較長的沉隱之後，武帝忽又啓用石鑑，更累擢至三司：
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鑑，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
可留意的，是石鑑“領司徒”的除拜。武帝立國，並置八公，史稱“特假名號”而已。但如祝總斌所論，唯司徒常置府，並握有品騭人物以定其任免、升黜的實權，“確與其他諸公不同，決非純粹尊崇之位”。石鑑的冊拜，尤見禮遇。高層政治中，不尋常的恩寵，常有深意。漢武帝封樹公孫弘、田千秋，各是尊用儒術、轉向守文的政治信號。晉武帝力拒輿論，封楊駿為臨晉侯，亦是外戚崛起的標誌。“終身不得複用”的石鑑，何以顯擢至此？
石鑑領司徒的時間，史無明文，清人張熷甚疑石鑑“無領司徒事”（《晉書斠注》引）。石鑑拜司空，本傳記在“太康末”，《武帝紀》則雲“太熙元年（290）三月甲子”，當以紀為準。那麼，本傳“太康末”，或即石鑑領司徒的時間，正接續以司徒致仕的魏舒。
武帝於太熙元年（290）四月去世，石鑑則於太康末領司徒、太熙初拜司空，《晉書·職官志》雲：
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衞瓘、石鑑皆領傅保……以終武帝之世。
武帝始終未確立顧命大臣的人選，而為楊駿乘隙擅權。上述四人名單，或反映出武帝對輔政人選的最終安排。司馬亮、楊駿、衞瓘，分別是宗室、外戚、功臣的代表。“爪牙鷹虎”，與功臣大族有所疏隔的石鑑，則是作為制衡的異質力量。武帝末年，元老將盡，石鑑老而彌堅，“自遇如少年”，或也是得膺此任的原因。
武帝身後，楊駿初擅權柄，疑不自安。監統山陵事，即控御陵兵的重權，不由宗室、功臣典任，而歸於石鑑、張劭（楊駿之甥，後亦族滅），無疑出自楊駿，亦可見石鑑當時的位望。恰在此時，謠言稱司馬亮將起兵討駿。楊駿急忙矯詔令石鑑、張劭進討司馬亮，石鑑按兵不動，探明司馬亮已奔還許昌。一場迫在眉睫的危機，就此化解。以事件的處理來看，石鑑與楊駿、司馬亮之間，似乎均無所黨同，而是若即若離，以制衡鎮安為務。
峻陽陵、崇陽陵示意圖，引自《西晉帝陵勘察記》
惠帝元康元年（291）十月，即誅除楊駿後，石鑑進為太尉，位極人臣。下至元康四年，石鑑去世，年八十餘，其間再無石鑑事蹟的記載。誅除楊駿，石鑑是否與謀？史無明文。
回到石尠墓誌，政變當日，石尠為何“正直內省”？賈南風謀事所借重的宦官董猛，正是惠帝東宮舊臣。同為東宮舊臣的石尠，當日於式乾殿內草擬詔命，恐怕亦非湊巧。石尠得以違逆賈后，有所全濟，則只能借重於其父石鑑的位望。以此而論，誅除楊駿，石鑑、石尠父子，多半也是預其謀者。即便賈南風完全繞開石鑑父子，借“詔引”石尠，他們也順水推舟地成為與謀者。墓誌所以敍事隱晦，語焉不詳，則是賈南風覆滅以後，“政治正確”的表達了。
石鑑、石尠父子的立場，並非賈后黨羽，而是由武帝遺志而尊奉惠帝。這一點，亦可見於八王之亂中石尠的升降。志雲：
趙王篡位，左遷員外散騎常侍。三王舉義，惠皇帝反正，拜廷尉卿，除徵虜將軍、幽州刺史。
趙王倫篡位後，賞罰皆濫，石尠不誅不賞，而是左遷閒散，可見他並非賈氏心腹。故惠帝反正，石尠旋拜列卿。同時，也可看到，石鑑死後，石尠並未進入權力中心，在八王之亂的詭譎政局中，隨波浮沉而已。
三 樂陵石氏：魏晉門第的流動
石鑑於武、惠之際遍歷三司，石尠又曾任列卿、樂陵國大中正，假如西晉克終，樂陵石氏，未必沒有躋身中古名族的可能。
石鑑“出自寒素”，其夫人家世已不可考。所謂“寒素”，是相對“勢族”而言，非指寒賤。（參胡寶國《魏西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由石尠退居鄉邑，“親率邑族”，石氏在樂陵應有相當勢力，先世或是未得顯宦的地方家族（或豪族）。石鑑仕魏為尚書、御史，石尠“有倫理刑斷”，均無經學、玄學素養的記載，或亦與其家世仕郡縣、練達文牘的風尚有關。
石尠少受賜官太中大夫，初除南陽王文學，或即以二品起家為諸王文學（賜官非正途，並參《晉書·鄧攸傳》）。其兩夫人，一出琅邪諸葛氏，已見前文。志雲：
夫人廣平臨水劉氏，字阿容，父字世穎，晉故步兵校尉、關內侯。
或即出廣平劉氏。以石尠生年計，他娶於廣平劉氏、琅邪諸葛氏，約在晉初泰始、咸寧間。換言之，西晉立國，樂陵石氏已由“寒素”進為“勢族”。
至石鑑孫輩，石定娶於沛國劉氏，妻父劉終嘏（石定墓誌），即華芳墓誌中的劉宏，父為肅成伯劉芬。劉宏兄弟三人，各聯姻荀氏、華氏、杜氏，皆當時望族。又，石尠之女，嫁江安侯潁川陳世範（石尠墓誌）。陳世範爵為縣侯，其字“世範”，似取自陳寔碑“文為世範”（參《三國志·鄧艾傳》），應出潁川陳氏，即陳羣、陳泰家族。又，石定兄弟某，娶於潁川荀氏，荀嶽墓誌雲：
息女柔，字徽音，年廿，適樂陵石庶祖。
石定字庶公，少弟石邁字庶昆，“樂陵石庶祖”當為石定兄弟行。荀嶽為荀彧從孫，荀柔之弟即號稱“日下荀鳴鶴”的荀隱。故石鑑孫輩，已結姻於海內名族潁川荀氏、陳氏，加之石鑑遍歷三司，樂陵石氏的“世族”門第，已初見規模。
西晉石定墓誌
永嘉元年（307），石尠鄉居樂陵，汲桑來攻，石尠身死，長子石定、小子石邁同死。二年，懷帝遣使者護喪至洛陽，祔葬於石鑑墓側。石氏葬地，在武帝峻陽陵（南蔡莊北）以西約二十公里處。
北朝隋唐，樂陵石氏門第不顯（文略）。究其原因，當是晉室南渡以後，樂陵石氏於南北均鮮見人物。或可推想，在八王之亂的動盪局勢中，石氏家族的經營，是以石陋一支處京師，石尠一支退據鄉邑。（參韓樹峯《河東柳氏在南朝的獨特發展歷程》）在與汲桑的戰事中，石尠及其邑族一時俱沒，使得石鑑家族在本籍鄉里根本蕩盡。而石陋一支，以及護喪赴洛的石恭，可能亦隨西晉覆亡而星流雲散。樂陵厭次石鑑一支，或覆宗於永嘉之亂，故其郡望門第，在北朝隋唐的郡望譜系中，也漸次淪沒。中古時期，樂陵石氏郡望的上升與湮滅，是認識士族社會下門第升降的生動個案。此外，由兩志的行文格式及敍事異同，或可追索其文本的形成，以及狀、策、志、傳等文本間的關係，文多不贅。
總之，由石尠父子墓誌，樂陵石氏的人物事蹟、門第流動，及其關涉較深的武、惠政局，以及中古墓誌的相關問題，或可推進認識。凡此種種，大概正是西晉墓誌的史料價值所在。
小文蒙韓樹峯、周鼎、熊長雲等先生賜教尤多，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