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拜登14日提出總額達1.9萬億美元的經濟救助計劃，以應對日趨惡化的新冠疫情、推動美國經濟復甦。其中包括：向大多數美國人直接支付1400美元，連同12月的600美元在內，救濟總金額將達到2000美元；將聯邦每週失業救濟金提高到400美元，並延長到9月底；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等。不少媒體評論認為，這一計劃更多是拜登在上任前，對彌合美國內部不同階層之間矛盾做出的最新努力。因為，美國政治精英心裏很清楚，美國社會撕裂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紐約時報》近日刊發的一篇評論認為，特朗普在低學歷選民中的基本盤之所以穩固，是因為民主黨強調“精英人設”，正是“脱離羣眾”的傾向和“不接地氣”的刻板印象助推了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民粹崛起。該文援引的美國國會研究處一份報告指出，2019年開始的本屆美國國會535名議員中，100%的參議員、95%的眾議員都有本科及以上學歷，作者由此建議，“應在國會招募沒有上過大學的議員”，這樣有助於“微妙地重建公眾信任”。通過拉低學歷改變“精英人設”作為反思“特朗普主義”的結論，基於將價值取向與教育程度作簡單的一致性理解，這顯然不是一個嚴肅而深刻的反思。不過，該文關於精英與大眾關係的指向，卻切中了問題的要害。
展開關於精英與大眾關係的反思，不僅需要與不平等問題相聯繫，而且意味着這一問題的現實凸顯。只要稍微瞭解全球化在成就資本全球擴張的同時也加劇了美國社會貧富分化的這一事實，就很容易理解在特朗普“反精英主義”的旗幟下為什麼有那麼多支持者。經濟的不平等和教育的不平等一般呈現為一種正相關的關係，前者決定了後者的生成和發展，後者反過來進一步加深了貧富分化的程度。只要引入這一邏輯，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批低學歷選民堅定地站在特朗普一邊。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在《精英主義的陷阱》一書中關於精英教育的批判，為當下美國懸殊的貧富差距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他認為，精英教育對當今世界的貧富兩極分化“做出了極大貢獻”。美國五大名校的學生來自年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比率非常之高。這些有錢人的孩子在逐利遊戲上本來就比普通人有更多的籌碼，有了精英教育的加成之後，他們更是所向披靡。精英教育之於精英階層複製意義，顯然顛覆了“富不過三代”的傳統觀念。
全球化強化了資本的邏輯，各類資源越來越多地向以資本家為主體的精英階層集中，馬太效應成為資本邏輯的表現形態和檢驗的標準。當教育作為一種資源循就資本邏輯的時候，教育資源也具有了壟斷性特徵。換言之，教育就不再是助推向上流動的力量反而成為拉大社會貧富分化的工具。缺乏資源和資本的中低階層哪怕再重視教育也很難競爭過他們，因此上升渠道變得越來越窄，向上流動也就自然變得越來越艱難。
階層固化的過程，也是精英與大眾逐漸疏離和強化對立的過程。民粹主義的解釋雖然五花八門，但可以確認這個意識形態概念中一般包含着對精英的反對和對平等的訴求這兩個辯證統一的內容，而平等觀念本身就是現代社會的大眾化性質賦予。從階級的視角看，貧富差距以及各種不平等帶來的不是什麼所謂的“失敗國家”，更不是什麼所謂的“失敗世界”，因為失敗不應從抽象意義上理解，一部分人的失敗總是反襯出另一部分人的成功。
全球化帶來了經濟繁榮和發展，但兩極分化這個副產品被一些人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這一現象不僅存在於資本輸入的國家，更存在於資本輸出的國家。資本在技術和全球化的幫助下，在壓縮美國中產階級進而改變社會結構外部特徵的同時，也嚴重撕裂了美國社會。精英和大眾一起被資本推入了一個巨大的陷阱之中，越陷越深，無法自拔。
這一幕在顯示資本對美國社會的統治程度的同時，也顯示出美國社會的危機程度。“在國會招募更多沒有上過大學的議員”的想法雖然略顯幼稚，但至少感受到作者對美國未來的高度緊張，正如德國《商報》網站一篇文章指出的，充滿仇恨地與所謂精英劃清界限以及對民主制度的不信任，是一場現代文化戰爭的徵兆。美國大選過程中凸顯的意識形態衝突，儘管不是發生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但是在客觀層面已經宣佈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
當前美國精英與大眾之間衝突無疑是一面鏡子。資本作為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範疇，如今在國內不少語境中早已作為中性概念泛化使用着，這是資本邏輯麻醉和遮蔽功能的顯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資本邏輯還是權力邏輯都是一個需要承認的客觀存在，只有始終堅持大眾的根本立場，將打擊權力精英的背叛和抑制資本邏輯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緩和精英和大眾之間的疏離和對立。（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