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伍裏川
我們需要“雙減”的最終理由，其實是救救孩子。
今年夏天，網絡上流傳着一位14歲女生留下的遺書：“快樂的初一，我都是玩命扛下來的，哪還敢奢望什麼魔鬼初二初三……中國人愛説小孩瘋掉是因為學習壓力大，可明明是家長把成績看得過重。”雖尚未經證實，為人父母的我當時還是心頭一凜。
在教育“雙減”政策落地5個月後，依然有人在哀鳴培訓機構的式微、就業者的離場和重新就業之艱難。但很少有家長去細想：在曾經的校外培訓盛宴中，孩子們獲得了什麼？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下一代？
要長痛，還是要短痛？
教育“雙減”，首要任務是“減負”。
今年7月，“雙減”新政兩隻靴子同時落地。這場挾有教育改革風雷的大動作，直指教育領域長期存在的沉痾，給校園和教培行業帶來的震動前所未有。
先是“兩辦”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切實提升學校育人水平，持續規範校外培訓，有效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此後，《關於進一步明確義務教育階段校外培訓學科類和非學科類範圍的通知》、各省“雙減”工作落實進度每半月通報制度、《關於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關於做好校外培訓廣告管控的通知》《義務教育階段校外培訓項目分類鑑別指南》等配套性政策或舉措密集出台——有力回擊了“教育改革一陣風”的猜疑。
這些年來，中小學生普遍陷於沉重的校內課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百度去年發佈的一份報告中，K12在校學生總數1.9億，9500萬參加校外培訓。越來越多的孩子被家長以“為你好”的理由送進校外培訓班，校外培訓班則以“幫你好”的口號，把孩子帶入無邊無際的題海和三六九等的對待。
與此相呼應的是，校內課業負擔也居高不下。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一項調查顯示，38%的中小學生就寢時間晚於規定要求，67%的中小學生睡眠時間不達標，17%的中小學生書面作業總量超標。寫不完的作業、睡不好的覺，成為孩子們的常態。
長期以來，儘管呼聲不斷，但各地各層面的“治理”“調整”往往流於形式，以至於“減負”年年喊、負擔年年增。“雙減”打破了幾乎所有人的經驗，從制度改革的高處着眼，把幾乎所有的利益藩籬一併打碎。説這是一場觸及靈魂的革新，更符合事實，它已經具備了新一輪前所未有的、嚴厲、觸及靈魂的教育改革的應有特徵：掀翻利益盛宴的桌子，根本不給討價還價的機會。
一些蠅營狗苟的“合作”，一些暗度陳倉的“聯手”，一些吃相難看的誘導，瞬間找不到北了。
這當然會帶來各種陣痛，但我們要長痛，還是短痛？
去“資本化”與“去政績化”
其實，幾乎所有的學業負擔都在明面，或者説可以在明面找到蛛絲馬跡。因而將直接引發學業負擔的機制予以調整並不難，例如給校外培訓機構列出白名單，以及教育部劍指“打擦邊球”或轉入地下的隱形變異培訓問題。但應該看到，“雙減”的幕後和永久性對手是教育資本化和政績化。
教育資本化體現最明顯的，是校外培訓市場。
只要送過孩子去校外培訓班的都知道，那裏有着昂貴的“一對一”，且對續課非常重視，以至於培訓中途就開始各種催促和誘導。表面上看，培訓機構當然要抓授課質量，但即使“補課一年花費十幾萬無效果”的這樣報道屢出，機構也毫無壓力。不少機構往往有話術來試圖讓你相信：絕大多數的孩子經過了他們的培訓都在精進，你的孩子不行是因為你的孩子真不行。教培市場成為“風口”，資本的持續湧入堪稱現象級，僅2020年全年融資金額就超640億元。
還有“公轉民”熱以及由此激化的生源掐尖現象。通過擴大民辦校規模以彌補公辦教育投入不足，誠然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客觀上，超級中學的擴張加劇了教育競爭的白熱化和教育資源的不均衡。不少教育集團實現上市、融資後，迅速擴大辦學規模，以高額獎金甚至免費待遇“掐尖”優質學生。資本的介入後，短期逐利性佔據主導，其價值觀難免就從“教書育人”變為了“股東至上”。
基礎教育改革，關涉千萬孩子，也關係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資本短期逐利的本性，與基礎教育應當以人為本的初衷存在衝突。其實，基礎教育的生命力在於公平，而不是一些人所看重的效率。基礎教育是兜底教育，不應該成為產業，當成生意做。
而教育要去資本化，更得去政績化。
幾個月前惹來沸沸揚揚爭議的衡中學子“土豬拱白菜”論人盡皆知。對一個孩子的誇張比喻自然不必上綱上線，一笑置之即可。但“土豬拱白菜”式的夢想卻着實是不少青年的追求，細究其內涵，不無功利的隱線。教育政績化的特質之一，就是教人功利。當學生們功利且發憤了，校長的榮耀之路也隨之“打通”了，代價是向下傳導的壓力越來越大。
從地方到學校，教育政績化將原本低競爭性的教育生態變為高競爭性的生態，以至於內卷從幼升小就開始。一方面，只有出指標才能有政績，因而“縣中模式”一直廣受歡迎；另一方面，只有出名次才能有政績，因而熱衷各項檢查評比，甚至不惜擠壓課時和改變師生時間安排，抬高了教師和學生負擔指數。考試成績成為評價一個地方的教育質量、學校領導政績和和教師教學水平的核心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教育政績化盛行之處，往往更多學生和教師難以擺脱“工具人”的命運。
在“禁炒狀元”、禁搞排名的大環境中，把“狀元”變為“最高分獲得者”、把學校間排名處理成“你懂的”模式……很多學校對此類擦邊球遊戲樂此不疲，充分説明教育政績化的頑固一面，也折射了教育去政績化的痛點和難點。因而教育去政績化的根本之道，是下決心改變以考試成績、名校率為導向的教育評價機制，尊重教育規律，尊重師生權益。
某種程度説，去政績化比去資本化更難，也來得更慢，但我們應該拭目以待。
精英？平民？歸根結底是“人”
在筆者的小學和中學時代，不知校外培訓是何物，也沒有寫不完的作業，雖然中高考一樣的緊張備戰，但是我們有大量的時間抬頭望星空、低頭讀閒書。如今的孩子，對那個年代的教育生態，是驚詫的：原來讀書也曾有過這樣的自由時光。
有人總以古人“頭懸梁錐刺股”的例子來説明學生“學海無涯苦作舟”的必要性。但這種説法迴避了古人（準確説是少數古人）這麼做是一種自覺，而不是被人拿着指揮棒逼迫人的事實，也罔顧從孔子開始就堅持的快樂教育之實。快樂教育，快樂是根本。如何快樂呢？“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一種路徑，“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也是一種。別忘了，孔子並沒有否定刻苦學習的意義，但刻苦學習從來不是某些時候所呈現出來的“受虐”。
繁重的學業負擔讓學生普遍成為疲憊之師，但人們的解釋卻是此時不苦更待何時。我們希望他們成為中考、高考出彩的人，為父母爭光、為學校爭光，甚至為培訓班爭光，以至於每年中考高考的考場外，旗袍和向日葵鬥豔不休。但很多人很少想過，被綁上提分、內卷的戰車，這是孩子們想要的人生嗎？
讓孩子們按照“大家都一樣”的苦熬式活法度過每一天，改變不得，且動輒得咎，一旦他們難以承受就評判説孩子們應該提高“逆商”——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鬼話。
我們想要的孩子人生，和孩子想要的人生，在太多頻道里是嚴重錯位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中國青少年的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鬱檢出率為7.4%。這也是教育部近年來強調學生心理健康的表述和文件越發頻繁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在爭議我們要重視精英教育還是平民教育，但在我看來，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回歸人的教育。像孔子和一代代教育先賢那樣注重因材施教、呵護學生的精神世界。
我們需要“雙減”的最終理由，其實是“救救孩子”。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都應該明白，最好的教育其實是“尊重”，這種“尊重”何其稀缺。
編輯 尹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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