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教九流”來指代社會各階層人士，古而有之。
那麼，“三教九流”指的是哪三教九流呢？
在傳説領域，所謂“三教”指的是闡教、截教和西方教。不過，廣義上的三教，説的卻是佛教、儒教（儒教只是一種稱呼，不屬宗教）和道教。由於信仰和文化的不同，廣義三教存在較大的區別。九流在《漢書·藝文志》分別指：道家、儒家、陰陽家、法家、農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因襲劉歆，並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來，人們去“小説家”，將剩下的九家稱為“九流”。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三教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異同，以及唐朝三教兼容幷包現象的起因。
三教對“世”的理解有較大差異。
佛徒崇尚的是“超世”，道士則奉行“出世”，儒生則秉持“入世”。
佛教比丘，提出了“無生”的主張，也就是説人活在一個不由自主的世界，生而為人本已深陷苦海。人無法改變既定的未來，所以要忍受現世，追求超脱，這便是“超世”的本質。既然選擇了忍受，就要摒棄各種慾望的誘惑，以“無”的境界脱離苦海，進入到沒有苦難的極樂世界，使修行圓滿。簡單概括，就是佛教所推崇的世界觀，是放棄對現實物質的追求，注重精神上的境界提升，以期在來世得到更多的福報。
不過對於道教徒來説，個人的修行就比較重要了。在道教的思想中，雖以“清靜無為”為基準，但又隱含了“人定勝天”的思想。成仙明道，是每個道士的畢生追求，為了完成這一追求他們會進行堅持不懈的個人修行，這種修行往往與外界無關。所以，道教徒中不乏遠離塵囂進行修行的隱士。如果説佛教的“超世”代表超脱俗世，進入到另一個維度；那麼，道教的“出世”就是與世隔絕，打磨心中的小世界。
道士信奉的修煉方式，亦驗證了這一點，道教以修行增進內丹的修為，又會通過藥石來修煉外丹。不論是內丹還是外丹，道士的修行都是與世無爭，大有萬事不求人之意味，所以，道士們往往會遠離俗世。
相比之下，儒教（南北朝以後誕生的説法，並非宗教的一種）主張的是主動參與社會，投身到社會建設中去。儒教的思想比較淺顯易懂，就是在社會中實現自我價值。以一句儒學名言為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有參與到社會建設中，將自身與社會牢牢地聯繫在一起，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所以，儒生是離不開“出世”的，即便是選擇歸隱山林的文人，他們大多也曾為功名嘗試進取。
正因為“三教”之間的信仰本質不同，信徒追求的目標也不同，所以在許多朝代三教都是相互牴觸的。
當然，凡事均有例外，在講究多元幷包的大唐王朝，佛道儒三教都取得了巨大發展，且三教之間相互影響交融，直接影響了後世三教的發展。
有唐一朝，既發生了玄奘西行取經，又出現了會昌滅佛運動，佛教的發展可謂相當曲折。然而，道教外表光鮮的背後，同樣存在難言之隱。道教雖被尊為李唐國教，但其傳播度遠不及佛教，很難深入民心。至於儒學剛剛興起未久，武周之後才完善了讓儒生們得以進取的科舉制。
是什麼影響了三教的發展呢？
皇權。
武周朝女皇武則天信佛，經常藉助佛教論證自己登基的合法性，所以在此期間佛教取代道教成為國教。後來李隆基、唐武宗、唐玄宗均接受了道家的授籙，成為虔誠的道教徒。在此期間，道教得到了皇室助力，發展迅速。相比於兩大宗教，儒教勢單力孤，所以當時的儒生一方面在公共場合倡議限制宗教，一方面又與和尚道士交好。
雖然，唐代的三教競爭激烈，但卻很少發生西方世界因教義不同而爆發的流血事件。
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
除了中國古代的皇權凌駕於神權之外，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李淵在建國之初奠定了佛道儒三教並行的基調。
武德七年的一個早晨，李淵在長安國學中召開了一場別開生面的釋奠儀式。作為一國之君的李淵親自出席，陪同高祖的還有秦王李世民及文武百官。
按理説，釋奠是儒教的經典儀式，用以祭祀聖人孔子，可這次的釋奠儀式卻與先前截然不同。參加講論的，不但有當世鴻儒，還有來自寺院裏的高僧，及德高望重的道長。
有資格講論的，皆是三教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例如：代表儒家登場的，便是當時的太學博士陸德明和國子博士徐文遠；代表佛教登場的，則是普光寺沙門道嶽。聖光寺沙門慧乘。至於道教參與講論的，是清虛觀的李仲卿、劉進喜兩名道長。這幾位都是當時知名度最高的名士，尤其是道嶽和尚，他便是玄奘的授業恩師。
大唐宗室以老子為先祖，所以道教是大唐本宗，在講論過程中兩位道長坐在首席。陸德明與徐文遠均是當朝重臣，所以他們坐在中席。當時的佛教並不受統治階層重視，所以沙門殿後。三教分別派出了最能言善辯的高人來講經説法，劉進喜、徐文遠、慧乘三人先是以自己的角度對經文、古籍進行了詮釋，隨後又相互進行辯難，場面陷入白熱化。
當然，因為這次辯論的話題是自釋奠引出的，所以代表儒家的徐文遠、陸德明“主場作戰”，頗有優勢。二人的一番高論引起了高宗的注意，且深得時人讚賞。這次講論的初衷，本就是李淵為了讓三教兼容發展進行的一次勇敢嘗試。不過，在講論期間處於對立面的三方為了攻擊對方的信仰，提高本教的聲譽和地位，始終在引用對方典籍中的經典進行論述。
這種風尚蔓延開來，許多人開始兼修三教。
畢竟，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兼修三教者才能在講論中取得最終勝利。殊不知，這種對對方教派的深入瞭解，剛好符合唐高祖“三教雖異，善歸一揆”的初衷。
唐玄宗李隆基當政時期，進一步促成了三教文化的融合。
李隆基是個虔誠的道教徒，身為道教的擁護者，他希望道教能得到更多百姓的擁戴。不過，由於先祖已定下善歸一揆的發展基調，李隆基依舊保留了平衡的政策。
唐玄宗在三教典籍中各取一部，從儒學經典中挑出《孝經》，從佛家經典中選出《金剛經》，在道教書籍裏找到《道德經》，以此作為三教歸一的起點。這三部經典的篇幅很短，讀起來不費事不費力，但它們卻是三教文化的支柱性經典。通過李隆基遍注三教，我們可以看出唐玄宗的宗教主張是崇道、尊儒、不抑佛，為三教的和諧並存提供了環境。
在朝廷“三教齊一”政策的影響下，開元、天寶年間的講論已與此前有天壤之別。雖然在講論現場，代表了佛道儒的名士仍會相互辯難，但此時的三教思想已出現了調和的趨勢。開元二十三年千秋節，也就是李隆基的生日，朝廷特地開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講論。在講論現場，李隆基特別提到了“三會歸一”的主張，宰相張九齡亦給出了“萬殊一貫，三教同歸”的説法。
對此，在場的所有人都深感認同，從此，三教和諧發展已成定局。
開元年前，青城山道長劉知古的家庭情況，充分證明了佛道儒三種信仰之間並不存在隔閡，完全可以攜手並進。
劉知古的兄長是一名儒生，飽讀詩書，精通儒學經典；
劉道長的弟弟則是一名虔誠的比丘，於靜亂寺詭異空門。
尊重兄弟信仰的劉知古，在道觀中懸掛了老子像、孔子像及釋迦牟尼像。張説聽聞此事後，給出了這樣的評價：“三聖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
從這以後，唐朝基本實現了“信仰自由”，在一户家庭中，每個家庭成員信奉的宗教可能截然不同。這既是唐朝宗教多元化發展的直接反映，亦是唐宋兩朝三教合一的基石。
其實，在唐朝得以與其他宗教並駕齊驅且自由發展的又何止三教？
除了佛、道、儒之外，景教、摩尼教亦在長安廣泛傳播，且未受到朝廷和其他宗教的抑制。這些外來宗教與三教一樣，經常參與各種講論，在不斷地競爭與辯論中相互瞭解，相互融合。這一時期不論是朝堂上的達官顯貴，還是市井裏的商販農民，都能自由選擇信仰。對於老百姓來説，多元化的宗教環境，讓他們能夠輕而易舉地在宗教中尋找到慰藉心靈的思想，讓他們的生活更加充實。
很多歷史愛好者在聊到盛唐時，關注點通常在開放的商貿、外交、文化上，殊不知這種宗教層面的兼容幷包，亦是大唐王朝繁盛的因素之一。相比於西方世界動輒出現的宗教流血事件，唐人對待不同宗教的態度着實值得後世進行深入思考。畢竟，神學本就是人本學和自然學的一部分，有些因宗教而起的衝突本就是不該存在的。
參考資料：
【《中國“三教”》、《新唐書》、《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