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康熙頭疼了幾十年的世紀難題 雍正是如何解決的！
清代的雍正皇帝去世後，子孫尊其廟號為“世宗”，這一蓋棺定論的用詞非常貼切。“世”字用在皇帝廟號中有兩層含義：第一是指帝王世系在這一代發生轉移，雍正以庶子身份奪嫡而繼位，符合世系轉移的情況。第二為承上啓下之意，我們常常講清代康乾盛世，其實康熙、乾隆兩朝各繁榮了60年，雍正在其中起到的承啓作用非常關鍵。
康熙皇帝在位時做出的貢獻，主要是消除了關係到清政權存亡的外部威脅，鞏固了國家的根基，且康熙注重與民休息，因此清朝迎來了一段穩定發展的黃金時期，然而在朝廷內部，其實還存在很多結構性問題沒有解決。承平日久之下，這些問題在康熙末年逐漸暴露，若得不到妥善處理，清政府的統治可能會從內部先出問題。
雍正皇帝的功績，就是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個解決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由於改革會帶來陣痛，發展速度放緩，且雍正在位時間短，所以人們提到清朝盛世往往會將他忽略。而實際上，雍正承上啓下的作用，對清朝後來在乾隆時期進入全盛至關重要。
在這裏，我們主要介紹雍正在位期間，為改善國家財政和吏治所採取的一個重要改革舉措，被稱為“火耗歸公”。
“火耗”這個詞語，在明代萬曆年間就已通行。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改革後，將百姓賦税合併為銀兩徵收，地方官從百姓手中收到零碎的銀兩，以火熔鑄成銀錠上繳國庫。在重鑄的過程中，會發生銀兩的損耗，例如百姓上繳了一百兩碎銀，鑄成銀錠後還剩九十兩，這其中損耗的部分，就被稱為火耗。
由於銀錠熔鑄過程中實際損耗的數量是不確定的，各級地方官員在徵收税銀時，往往會比實際的數量多報損耗，有的甚至每一兩白銀就有五錢的重耗，而其中多報的火耗，就被各級官員侵吞，落入了各地私設的小金庫中。
明末清初之世，地方官員侵吞火耗的現象十分普遍，被視為官場上的潛規則，這顯然不能用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貪官理論來解釋。事實上，官員視徵收火耗為常態，與當時官僚薪酬體系設計的不合理有關。
明朝在設定官制時，將官員的俸祿定得很低，各級官員僅靠朝廷發的工資，只能保證最基本的開支，連體面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清官固然讓人敬重，但要求所有官吏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是不現實的。清初沿襲明制，各級官員也額外加徵火耗，作為俸祿之外的收入來源。
對於地方官員私自徵收重耗的行為，清廷的心態事實上也非常矛盾。一方面，正如前面講到，官僚俸祿太低，朝廷不能光讓馬兒跑，不給馬兒吃草，尤其清初時期根基不穩，更需要得到官吏的支持，若直接斷了他們這條財路，引起地方官僚的牴觸，對鞏固清朝統治十分不利。
另一方面，清朝立國之初，吸取了很多明朝滅亡的教訓。其中之一，為明末時朝廷橫徵暴斂，百姓苦不堪言，才激起了許多農民軍起義，這也是清朝統治者們喊出“永不加賦”這一政策口號的原因。而承認火耗，則無異於以官方的形式給百姓加徵税負。
在這樣的矛盾心態下，清廷只能默許地方官員加徵火耗的行為，不敢擺到枱面上來講。一直到康熙末年，由於一些客觀地原因，清廷不得不公開討論並重新審視火耗的問題。
康熙末年，由於承平日久，人心思倦，加上康熙皇帝年老精力衰退，對官吏的監督有所放鬆，以致腐敗現象嚴重，官吏挪用公款，許多省份財政出現虧空。
在追索貪腐官員，仍無法彌補國庫虧空的情況下，有大臣如陝西巡撫噶什圖向康熙皇帝上奏，提出用各省多年徵收火耗形成的小金庫來填補虧空：
>“陝西虧空甚多，若止於參革官員名下追補，究竟不能速完。查秦州縣火耗，每兩有加二三錢者，有加四五錢者，臣與督臣商議，量留本官用度外，其餘俱捐補合省虧空，如此則虧空即可全完。”
陝西巡撫這一建議，相當於希望以皇帝背書，為官員的火耗行為正名，同時解決當時國庫虧空的問題。但而康熙當時卻不認同這種做法：
>“此摺朕若批發，便謂朕令加徵；若不批發，又謂此事已曾奏明，竟自私派。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官供應甚多，故於正項之外，略加些微，以助常俸所不足，原屬私事。若公然如其所請，聽其加添，則必致與正項一例催徵，將肆無忌憚矣。”
康熙此言，道出了其心聲。在康熙看來，火耗的存在，是在當時畸形的官僚薪酬之下，不合理的產物。他作為皇帝默許火耗存在，卻不願意拿到枱面上講。這也是因為康熙擔心萬一自己承認了火耗的合法性，相當於變相加税，可能引發一些更加棘手的問題。
彼時康熙皇帝大限將至，為了保全自己的令名，不想去觸碰這個敏感的世紀難題，也無可厚非。但雍正繼位後，總不能繼續無視這個問題，再一直拖下去，遲早會積重難返，難以措置。
然而要整飭財政問題，尤其是要把手伸到地方官員的錢袋子裏，如果方法不當，則必事倍功半。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布政使高成齡上奏，提出火耗歸公和養廉銀的概念，雍正下諭讓羣臣議奏：
>“此事着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平心靜氣，秉公持正會議，少有一毫挾私尚氣。阻撓不公者，國法具在，斷不寬宥。各出己見，明白速議具奏。如不能畫一，不妨兩議三議皆可。”
從雍正的語氣，可以看出他對這次改革的重視，而特別強調“兩議三議皆可”，則説明雍正知道此次改革阻力極大，商討出一個能讓各方勢力接受的對策並不簡單。
此項改革商議的過程非常複雜，自雍正二年（1724年）開始，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在雍正的堅決推行下，讓火耗歸公制度在全國成為定製。
雍正的所謂火耗歸公，實際上是做了康熙不願意做的事情，即以清廷官方形式承認了火耗的合法性，根據各地省份大小釐定額度，由朝廷統一徵收納入國庫，不再有地方官員自己掌管。徵收的火耗除了填補國庫外，多出來的部分以養廉銀的形式下發，仍作為各級地方官員俸祿之外的一項額外收入。
或許有朋友會提出疑問，火耗一項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徵收，都是來自百姓的民脂民膏，雍正進行這一項改革到底有什麼意義？總的來説，好處有以下三點。
第一，雍正將歸公的火耗銀錢填補財政缺口，順利度過了康熙晚年以來造成的國庫虧空的財政危機，解了一項燃眉之急。
第二，官方正式承認徵收火耗的合法性，看上去像是增加了一項税目，雍正自己要承擔罵名。但實際上，火耗已經以官方默認的形式經歷了明清兩朝，存在了一個多世紀，雍正的火耗歸公相當於把這項隱性税收放在了陽光下，對百姓而言並沒有增加額外負擔，反而是解決了部分地方官員隨意橫徵暴斂的問題，對許多地方的百姓而言事實上減輕了税負。
第三，過去火耗由基層官員徵收，以層層向上賄賂的方式供應給各級官員，非常容易在官員中形成相互勾結的利益集團。而中央集中火耗徵收權後，錢還是照樣發給地方官員，但卻是以從上往下的形式發放，既避免了上述不利影響，也有利於增強中央對地方的影響力。
當然，官僚貪污腐敗是個痼疾，雍正的火耗歸公和養廉銀製度，難以徹底根絕腐敗。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仍然是一項非常有效的改革嘗試，也取得了十分積極的效果。
參考資料：《清實錄康熙朝實錄》《清實錄雍正朝實錄》《清史稿·食貨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