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日本相比，漢字的簡化需要檢討

日本在1946年正式推行簡體字，比中國早了10年。

與日本相比，中國的漢字簡化，有兩點需要檢討。

全盤梳理，清查家底，圈出現代漢語通用字（包括常用字、不常用但現代漢語必須使用的字），是進行漢字簡化工作的基礎性工作。做好了這個工作，才能知道哪些漢字亟需簡化，哪些漢字沒有必要改動；才能進一步有規律、有體系地進行簡化。

通過清查漢字的使用頻率，日本於1946年公佈了1850個字的《當用漢字表》。1951年頒行了專供取名之用的92個字的《人名用漢字別表》。

這1942個字，是日本對漢字進行規範、簡化的範圍。不在這個範圍內的字，不做改動。

中國1950~1980年代的漢字簡化，始終沒有做這個基礎性的工作。既沒有類似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受非學術意見左右而搖擺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後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陡增至1634字……

很多常用漢字，比如：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然筆劃繁多，沒有簡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比如：糰（團）、糶（糶）、癤（癤）、潷（潷）、籩（籩）、颸（颸）、……又都被簡化（括號內是這些字的簡化字），收入了1964 年的《簡化字總表》當中。

漢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維度來造字的，沒有篩選出通用漢字的範圍，會直接導致部分常用漢字被按甲種原則簡化處理，另一部分常用漢字卻沒有得到處理，或者被按照乙種原則處理，進而造成漢字的內部系統，產生不必要的邏輯混亂。

比如，溝、構、購，按照“冓→勾”原則，被簡化成溝、構、購。講，卻另採“冓→井”原則，被簡化成了講；媾、篝等字，又完全不簡化。

原本同屬“冓”旁系列的這些漢字，簡化後變成了三個偏旁系列，字形系統完全亂了套。

相比之下，日本因為確定了“當用漢字”的範圍，範圍內的同系列漢字，在簡化時絕大部分採取了統一原則；日後擴充“當用漢字”時，也是繼承之前的原則，對新擴充進來的常用漢字進行簡化，這樣就避免了體例、邏輯上的混亂。

簡體漢字，主要有兩種來源。

一種是按原則類推，將相同的繁體偏旁，一律替換為相同的簡體偏旁。

一種是採納民間早已出現的“約定俗成字”，這種辦法往往會突破漢字的體例，沒有什麼規律可言。

日本學者比較重視前者。中國學者受“羣眾路線”影響，高度重視後者（70年代的“二簡字”，曾直接號召全民參與造字），類推簡化的地位非常邊緣——中國《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收錄的352個簡化字，大部分屬於民間“約定俗成字”。

圖：上世紀70年代的“二簡字”

那些已經在全國範圍流行的“約定俗成字”，並非不能用做簡化字。但儘量不破壞文字的內在系統，應是漢字簡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大面積採用“約定俗稱自”、排斥類推簡化的結果，正是漢字的內在系統受到破壞，體例上出現了很大的混亂。

比如，繁體部件“昜”，本可統一簡化為一種簡體部件。當年搞漢字簡化的學者們偏不，他們至少為繁體部件“昜”弄出了三種簡體部件，分別是：楊→楊、陽→陽、傷→傷。

再比如，繁體部件“登”，本也可以統一簡化為一種簡體部件。當年搞漢字簡化的學者們偏不，他們至少為繁體部件“登”弄出了三種簡體部件，分別是：證→證、鄧→鄧、燈→燈。另有一些字，繁體部件“登”又根本就不簡化（鐙→鐙）。

再比如，繁體字“盧”被簡化成了盧，按照類推原則，瀘→瀘、顱→顱，這種操作本來非常好，但不知道為什麼，爐和驢，卻又被簡化成了爐和驢。

再比如，憶和億，已經按照類推原則，簡化成了憶和億，剩下的臆和噫，當年的學者們卻又不簡化了。

相比之下，日本學者在簡化漢字時，會比較多地顧及到漢字體系的完整。新加坡文字學者謝世涯如此評價他們的工作：

“約定俗成和類推簡化是會產生矛盾的，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範圍，而且他們的簡化工作較保守，……同時也比較堅持類推的原則，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現象比較少，中國則層出不窮。”

首先，兩國在實施漢字簡化時，對漢字的定位不一樣。上世紀50年代，中國曾致力於推行“漢字拼音化”，簡體字被定性為“漢字拼音化”的一種過渡。日本簡化漢字的目的，是為了規範字形，控制漢字的日常使用數量。

其次，中國的漢字簡化工作比較重視非學術意見，比如針對1952年《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提出的“漢字數量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實際上未必妥當，但得到了很深的貫徹。

圖：《簡化字總表》封面，1964年出版

一種成熟的文字，會同時追求“書寫的便利”與“表意的準確”。具體到漢字，前者表現在形體的簡化，自唐宋而下，漢字在使用過程中自發出現了大量的簡體字。後者表現為漢字數量的增加，比如，當“雲”字被大量用於“孔子云”、“孟子云”時，古人會另造出了一個新字“雲”，來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結合體，以區別於“孔子云”的“雲”。

強行將水汽結合體之“雲”，與孔子云之“雲”，一概簡化為“雲”，很容易造成詞義上的困擾。2006年，某學者在央視百家講壇節目中，談及“子云筆札君卿舌”，錯把“子云”解讀成了“子曰詩云”。其實，這裏的“子云”，是指漢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個字代替好幾個字”，“子雲筆札”是很難被理解錯的。

比如，面和麵（麪），本是兩個意思完全不同的詞。前者指臉部、臉面；後者指糧食磨成的粉。古人讀《水滸傳》，讀至“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麪湯，安排打火做飯吃”一段，可以很準確地知道，所謂“燒了麪湯”，是指燒洗臉水；但今人來讀，就很有可能把“燒了麪湯”錯解成煮麪湯來吃。

再如，適和適，在古代不但是兩個不同意思的字，連讀音也不一樣。“適”讀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讀shi，是到哪裏去的意思。強行用“適”來代替古代的“適”（kuo）和“適”，那要分清這些古代名人——南宮适、李適、高適、沈適、趙汝適——究竟是“適”（kuo）還是“適”，就很要命了。

説起“適”，還有一個問題：同樣擁有繁體部件“啇”，適→適，“適”被合併到了“適”裏，“摘”字卻原封不動，沒有簡化。這種體例混亂，在1964年的《簡化字總表》中，比比皆是。

當然，漢字在日語中的地位，完全不同於漢字在漢語的地位。之所以就中、日兩國的漢字簡化做這樣一番對比，既不是要貶低漢語，也不是要貶低漢字簡化（漢字簡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而是想説：語言文字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必須慎之又慎，缺陷一旦造成，往往已沒有彌補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