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聊齋》中野狗和公孫九娘兩個故事為何提到於七之亂?

其實,這正是兩個故事的精髓所在。《野狗》看似是神怪故事,實際表達的卻是血淋淋真相。故事中的野狗子其實是暗指血腥鎮壓於七起義的清軍,由於所處時代,不能讓蒲松齡直言指責,所以只好通過隱晦的的方式來控訴罪惡,表達心中的不滿。《公孫九娘》中提及於七之亂,同樣也是這個道理。

那麼,讓我們大致來了解一下這段很少被提及的歷史——於七起義。

蒲松齡《聊齋》中野狗和公孫九娘兩個故事為何提到於七之亂?

第一次起義

於七原本叫於樂吾,在兄弟裏是老七,所以叫於七,小時候家裏很有錢,爺爺是金礦主,同時還是武林名宿,尤其在膠東一帶很有名望。所以,綜合來説,於七家是一個很有錢的武林世家。

於七的父親於可清,曾經做過明朝的軍官,在與清軍交戰的時候陣亡了,於可清也是武林人,還有個綽號,叫草上飛。

看起來,於七似乎家世顯赫,畢竟爺爺父親是又有錢又有名望的商人、江湖人,但是這些和他姥爺比起來,説啥也不是都不為過。抗倭名將戚繼光我想大家都知道,戚繼光的女兒正是於七的親生母親,也就是説於七的外公就是那個在中國古代史上都稱得上赫赫有名的大神級人物——戚繼光。

蒲松齡《聊齋》中野狗和公孫九娘兩個故事為何提到於七之亂?

那個時候趕上明清交替,社會比較亂套,亂世最苦的就是百姓,不過亂世同樣出英雄,於七作為武林世家出身,也有江湖豪俠的那種俠肝義膽,於是聯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武林人士,做起了劫富濟貧的買賣。

客觀説,於七這種行為和響馬強盜其實一樣,但是他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有目標之後,他先不進攻,而是一個人去談判。舉個例子,於七去了某某家,然後告訴人家,我看中你家了,你家有點為富不仁,準備劫你家,你把家產都拿出來,我看看。這個時候如果對方老老實實拿出全部家當,於七就拿走一半。如果胡説八道矇事,那就稍後帶人來洗劫一空。

也是因為這種盜亦有道的行為,所以於七很受好評,即使被他劫過的,也沒太多怨言,畢竟在亂世裏,於七不劫,別人也未必放過,如果被官府盯上,沒準給你扣個反賊的名字直接抄家,而清廷還沒站穩,自然沒心思管這些在他們看來都不叫事兒的事兒。

隨着名氣越來越大,麾下人馬越來越多,自感時機成熟的於七發動了第一次起義。於七兵勢很猛,可以説一路順風順水,進攻寧海州時,甚至把知州腦袋給搬了家。清廷此時焦頭爛額,根本騰不出手來管,於是玩起了對待起義軍的慣用手段——招安。於七也真給面子,同意歸順朝廷,做了棲霞的一個把總,至於到底是真心歸順還是別有所圖,這就不好説了,因為在任職期間,他繼續積攢人脈,個人勢力越來越強,所以史學界對於接受招安的於七也有兩種看法,一種是於七利用職務之便暗中蓄力,想一舉推翻大清;另一種覺得,於七缺少安全感,只有自身硬,才有底牌加官進爵。

蒲松齡《聊齋》中野狗和公孫九娘兩個故事為何提到於七之亂?

總之不管他到底怎麼想的,總之他是接受了招安,做了一個不大的小官兒。

第二次起義

我們不知道於七到底是不是在醖釀更大規模的起義,總之第二次起義屬於突發狀況,並不在預期。

説白了,於七二次起義是因為被陷害了,當時在當地有個出名的宋二閻王,調戲了於七弟弟於九的老婆,結果被於九一頓暴打,開玩笑,武林世家子弟,又是於七的弟弟,能是好相與的嗎?

不過這一下卻闖了禍,姓宋的他爹是兵部官員,於是這小子跑進京城,誣告於七蓋宮殿、繡龍袍等等很多,總之是要登基造反。雖然於七不算老實,但這些純屬是胡説八道,不過清廷不管,此時剛剛安定,正需要殺雞儆猴,於七無疑是很好的“雞”,於是清政府出兵了。

蒲松齡《聊齋》中野狗和公孫九娘兩個故事為何提到於七之亂?

説白了,其實在清朝建立初期,對待起義軍並沒有什麼相應的規定,什麼法律法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局勢,這時候正趕上需要立威,於是於七再沒有得到第一次起義那樣的待遇,與清軍展開激戰。

清政府也是大手筆,出動了二十萬大軍,於七自然不敢託大,召集了膠東半島各路起義軍,進入牙山應戰,結果意料中的大對決沒有出現,雙方反而展開了拉鋸戰,一打就是兩年,清軍也沒有想到於七軍如此頑強,可以説惱羞成怒,但就是打不進去,最終依靠調來的紅衣大炮,炮轟牙山,這才打破了戰局平衡。

蒲松齡《聊齋》中野狗和公孫九娘兩個故事為何提到於七之亂?

最終,於七起義失敗,兵將所剩無幾,他利用金蟬脱殼之計趁亂脱身,使得清軍將滿腔怒火發泄到了無辜者身上,釀成了人間慘劇。

他們在牙山附近燒殺搶掠,所過之處可謂寸草不生、雞犬不留,一時間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後來牙山下建的"血灌亭"就是因此得名。

牙山附近被夷平還不夠,於七家來不及撤走的人員被清軍殘殺五十餘口,無分男女老幼,親戚朋友、街坊鄰居更是被殺了三千多人……總之,連同殺死的起義軍、牙山百姓和於七老家的受牽連人員,總共十多萬,清軍用他們手中的屠刀,勾勒出一副修羅地獄圖。

蒲松齡《聊齋》中野狗和公孫九娘兩個故事為何提到於七之亂?

《聊齋志異》本是神怪小説,但每一個故事背後其實都有蒲松齡的特殊表達,説白了,人世間最可怕並非什麼魑魅魍魎、畫皮狐仙,而是以人為名的衣冠禽獸。

蒲松齡本身就住在那附近,感受比別人多,但是迫於清政府的淫威,他不敢明目張膽的指責或者謾罵,畢竟那時的文字獄可不是鬧着玩的,於是他寫下了頗有諷刺意味的《野狗》和《公孫九娘》。

其實蒲松齡不僅僅代表自己,這也是民間對清政府慘無人道的血腥鎮壓不滿的一種普遍態度,然而他們卻只能繼續在這樣的統治下生活,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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