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我國古代男女地位偏差較大，所以，古代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男權主義”，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必須是男性似乎成了慣例，鮮有女性當政的例子發生。武則天作為古代皇帝中的“異類”，野心膨脹奪取夫家皇權，千百年來始終被人扣着“陰險狡詐”的帽子。
其實，正是因為古代女權式微，武則天的存在讓後世的文人覺得彆扭，所以，流傳下來的歷史資料中對武則天描述貶多於褒揚。文人崇尚男權的主觀思維太過嚴重，所以，也或多或少的掩蓋了一些武則天的功績。武則天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她早料到自己逃不過文人的口誅筆伐，所以，她才會命人在自己駕崩後立一塊無字碑，意思非常明顯：“朕一生的所作所為，任由你們評説。”
從某種意義上講，臨終前的武則天十分豁達，一個如此灑脱的女人真的禍國殃民嗎？我們不妨拋開古代文人的偏見，來看看武則天在位期間為後世造福的功績。
一個女人能夠在男權盛行的朝代獨領風騷幾十年，憑藉的可不只是惡毒狡詐的陰謀與野心，武則天還是有幾分政治頭腦的。從選拔人才這件事上，就能看出武則天其實很有政治天賦。不論哪個王朝，都需要不斷從民間蒐羅賢才，為朝廷輸送新鮮血液，這是保障朝代延續的重中之重。
武則天推廣了新的選拔制度，讓更多民間的人才有機會報效朝廷。在武則天登基不久後，就設立了舉薦制和試官制，極有效率的挑選了一批朝廷骨幹。這兩種制度雙管齊下，每個官員都有名額推舉民間人才，被推舉入朝的人才，則被安排到相應的崗位“試官”，有點類似於現代職場的“試用期”，如果，人才能夠在崗位上發揮才能就留用，不能就給他換一個對口崗位繼續試。
當時，舉薦制與試官制始終是武則天關注的重點，對於選拔進來的人才，武則天也採用了十分寬鬆的政策，不管被舉薦的人才學識高低，也不管他們精明或憨厚，通通一個蘿蔔一個坑的紮根朝廷，此舉也極大的緩解了官場無人可用的狀況。但是，時間一長，這套選拔流程的弊端逐漸顯現出來。
因為，被推舉上來的人才太多，導致官場人員氾濫，其中更是魚龍混雜。官員們琢磨着武則天求賢若渴，不計較人才的質量，所以，大規模推舉自己的黨羽，最終，導致無數魚目混珠之徒混入朝廷，與推舉官員暗中勾結，拉幫結夥。武則天深知推舉制只是解決朝廷用人之急的臨時對策，短時間推行推舉制後，雖然，朝廷已經不缺人手，但是，人才的平均水準被拉低，根本不是解決官場現狀的長久之計。
武則天見時機已到，當即改用類似隋朝的科舉選拔制蒐羅人才。
與先前的推舉制相比，科舉對於廣大寒門子弟來説更加公平，所選拔的人才水平也更高。也確實選拔了不少賢才，如《新唐書》所説：
“太后不惜爵位，以籠絡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這些賢才不僅是當時加強武則天統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還是後來輔佐玄宗“開元之治”的名臣賢相，如姚崇、宋璟等。武則天一朝號稱“君子滿朝”，婁師德、狄仁傑等著名的賢臣均在其列。
然而，科舉制仍存在許多漏洞，比如：負責科考的官員若有貪贓枉法之心，背地裏搞徇私舞弊那一套，最終，篩選出來的人才水平必定大打折扣。
某年，武則天在皇宮中親自考察高中的人才，經過幾番考驗後，發現裏面存在許多沒有真才實學的蠢貨。武則天意識到，考試作弊這件事簡直是官場毒瘤，務需拔除，所以，昭告天下，在今後的科舉考試中，考生在交卷前必須用白紙把姓名部分糊住，避免判卷的考官“因人而異”。之後，考官在遮住姓名的捲紙中挑選優質答卷，盲選出真正的人才，再授予這羣人才官職。
時至今日，正規考試皆採用了武則天發明的這種密封捲紙的方法，有效的避免了考生聯合閲卷人在背後搞鬼。只不過，現代的密封考試更加科學，考生僅書寫編號而非真實姓名，並且，嚴令禁止考生在試卷的其他部分做標記，使考試變得更加公平公正，讓真正有才華的人能夠脱穎而出。
當然，隨着作弊者與反作弊者雙方的“與時俱進”，在武則天后雙方進行了千百年的博弈，武則天作為反作弊的開創者，我們不難看出她求賢若渴的初心。從這件事看來，武則天的思維和政策不同凡響，勇於開創新制度，並不像後世文人描述的那般獨斷守舊。
僅憑歷史資料中記載的武帝功績，武則天就已遠超歷史上的昏庸皇帝，可以説，一個女人能夠執掌天下，僅憑姿色和野心是遠遠不夠的。
對於武則天，從唐代開始，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評價。唐代前期，由於所有的皇帝都是她的直系子孫，並且儒家正統觀念還沒完全佔據統治地位，所以當時對武則天的評價相對比較積極正面。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司馬光所主編之《資治通鑑》，更是對武氏嚴厲批判。
之後，到了南宋期間，程朱理學在中國思想上佔據了主導地位，自此，武則天的名聲就越來越差了... ...
參考資料：
『《新唐書》、《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