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黃巢之亂”後，大批中原人為了躲避戰亂，舉家遷徙到南方地區，在北方遊歷的著名詩僧貫休也因此回到了浙江老家。為了得到吳越王錢鏐的引薦，貫休為錢鏐寫了一首名為《獻錢尚父》的詩詞，錢鏐看後雖然十分欣賞，但是嫌棄“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的“十四州”太過小氣，想要讓貫休改成“四十州”。貫休以為這樣做不符合吳越國的現實疆域，因此毅然選擇拒絕了錢鏐的改字請求，然後飄然入蜀。
雖然説貫休的這首詩詞在今人看來多少有拍馬屁之嫌，但它還是多少能夠體現當時的冷兵器在古代社會之中的地位，比如“一劍霜寒十四州”，指的很顯然就是奮發向上的錢鏐只用一把寶劍就橫掃了兩浙十四州。那貫休為什麼不用“刀”或者其他冷兵器來形容錢鏐建國的光輝歷史呢?很顯然，劍在中國冷兵器歷史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它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禮儀與文化，堪稱中華冷兵器的無冕之王。
一、由短及長：春秋戰國之前青銅劍的起源與發展
如果只從文獻資料上來考證，劍這種武器最早應該是蚩尤所造，據《管子·地數》記載：
“昔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
如果從蚩尤部落的起源和發展來看，蚩尤是南方部落的首領，並且曾經和軒轅黃帝大戰於涿鹿，因此後來的史學家們金屬兵器的發明歸功於“兵神”蚩尤自然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儘管傳説的記載並不可全信，但是從“蚩尤造劍”的故事之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在金屬冶煉技術沒有出現之前，石器時代的人類是不可能制劍的，因為石器本身質地脆弱，很難製造出修長而堅硬的劍身，因此這一傳説也只能為中國古劍的出現劃分出一個大致的出現時間，至於劍本身到底是什麼人、何時所發明的，如果僅憑古代文獻的記載是很難弄清楚的。
從考古發掘上來説，最早的青銅劍是2006年出土於內蒙古自治區朱開溝遺址的鄂爾多斯青銅劍。據年代測定，這把直柄青銅器的製造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整體長度約25.4釐米，此時劍的長度和樣式更加類似於“匕首”的形態，這主要是因為在商周時代，劍主要作為一種防身武器進行使用，更遠距離的冷兵器有着戈或者矛作為替代。因此對於“劍”字的由來，東漢末年劉熙的《釋名》是這樣解釋的：“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可見在商周時期盛行車戰的情況下，類似於劍之類的短兵器在軍隊戰鬥之中並不能發揮太大的作用。
到春秋早期，劍的外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增加劍身的剛度和強度，“柱脊劍”開始大行其道，所謂“柱脊”指的就是鑄劍時，在劍柄處鑄有一個圓柱形的劍基，劍基向前延伸，從而在劍身上形成凸起的“劍脊”，兩者天然結合，在劍的鑄造上呈現出渾然一體的美感。此時劍的主要構造主要有首、莖、格、刃、脊、鋒等部分構成，有的甚至還在劍莖上加裝劍箍，以彰顯劍這一冷兵器的特殊風格。
另一方面，從春秋到戰國時期，劍身的長度也在不斷增加。春秋前期的青銅劍劍身長度大約在28至40釐米之間，這一時期的劍依然只適合直刺，並不適合用於劈砍，因此又被稱之為“直兵”。這一時期各個諸侯國之間依然以車戰作為主要攻擊方式，儘管劍的長度得以增加，但是它的使用方式卻沒有發生多大的改變，比如在洛陽金村大墓出土的銅鏡之中有着一幅名為“勇士刺虎”的畫像，它形象生動的描述了春秋時期劍的使用方法：一隻凶神惡煞的老虎正準備撲向一位全副武裝的騎馬勇士，勇士拔出手中的短劍，蓄勢待發準備隨時刺向猛虎，可見當時劍的使用依然以防身為主，並非主流的格鬥冷兵器。
春秋中後期，中國青銅劍的製造技術率先在南方的吳、越等地達到頂峯，由於江南一帶多崇山峻嶺和泥濘沼澤，路上交通十分困難，兵車難以在這一代發揮作用，因此江南各國都十分重視步兵以及步兵武器的發展。在短兵相接的情況下，不靈活的中原長兵武器，如矛、戈等非常不便於實戰，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之下，吳越地區的青銅劍鑄造技術自然得到了長足發展。
當然，有了鋒利的寶劍還不能代表劍這一兵器在吳越地區的興起，因為再好的寶劍也需要搭配高超的劍術才能夠發揮自身的威力，而“越女”就是吳越地區劍術傳播的先驅者。據《吳越春秋》記載，越女長期生活在山林之中，練就了一手高超的劍術，越王勾踐聽説她的大名之後，就邀請她前往王都為自己講解劍術之道。按照越女的説法，劍法的精髓在於“內動外靜，後發先至”，掌握了高超的劍術之後可以“一人當百，百人當萬”，越王對此表示深以為然，於是將越女留下來訓練自己的軍隊，最終奮發圖強滅亡了吳國，從而一雪前恥。
到戰國時期，隨着車戰的迅速衰落、步兵的迅速崛起以及私人冶鐵業的發展，劍在戰爭之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甚至一度成為步兵標準作戰的武器之一。戰國時期著名哲學家荀子在《議兵篇》曾經記載道：
“魏氏之武卒……置戈其上，冠冑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驅百里。”
可見當時的戰國士兵已經將劍作為行軍打仗的必備武器之一。
戰國時期劍的結構和製作技術又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總結來説，可以歸納為以下兩點：
1、劍身長度的進一步增加。春秋早期的青銅劍，長度最長也很少有超過50釐米，為了增加劍刃的殺傷範圍，戰國時期劍的長度被進一步加長，到秦始皇時期，劍刃的長度已經達到90釐米左右，因此在荊軻刺殺秦王的時候，秦始皇腰間的長劍因為太長而一時之間無法拔出。
2、戰國時期的鑄劍工藝得到了進一步的昇華和進步。據《周禮·考工記》記載，戰國時期劍身的金屬主要由合金製造，各種金屬元素的比例已經趨向於穩定，如秦始皇兵馬俑坑之中曾經出土了一些由不同材料製造而成的青銅劍，它代表了中國青銅劍鑄造技術的巔峯：劍身表面和劍體內部銅錫合金的比例各不相同，它的硬度已經可以媲美現代的中碳鋼，故而攻擊性能也大大增加。
不過問題在於，銅以及青銅合金製成的兵器，它們的機械性能是遠遠不如鋼鐵的。隨着戰爭對兵器要求的逐步提高，鋼劍逐漸取代了青銅劍走上了時代的舞台，並且在西漢時期得以大放異彩。
二、由軟及硬：秦漢時期鋼劍的興起
鋼鐵兵器約在春秋時期登上了中國兵器歷史的舞台，到春秋晚期，中國古代墓葬之中已經出現了鋼劍作為陪葬品。作為江南地區的大國，楚國走在了製造鋼劍的前列，在《史記·范雎列傳》之中，秦昭王曾經對范雎私下説道：“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恐楚之圖秦也。”可見當時楚國的鐵劍技術已經引起了秦國國王的擔憂。此時楚國的鐵劍鑄造技術已經初具規模，相比於同時代的青銅劍，鐵劍的長度已經不短於70釐米，不少鐵劍的長度甚至已經達到了1米以上。
戰國時期，高強度的鐵劍和含碳量極少的鋼劍率先在燕國興起，在1965年河北易縣燕國古墓羣之中發現了大量鐵質兵器，考古專家對其中的3把劍進行了技術鑑定。經測定，其中兩把劍是由碳含量不穩定的鋼鐵製造而成，並且很有可能經過了淬火工藝，這是中國歷史上已知最早的淬火鋼劍。儘管淬火鋼劍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興起，但是受限於冶煉技術、鋼鐵產量等因素，鋼劍的產量依然不足以取代青銅劍。直到西漢時期，鋼鐵兵器才逐步取代了青銅兵器，成為戰場歷史上的主角。
西漢初年，“百鍊鋼”的技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所謂“百鍊”就是人們在敲打鋼鐵的時候，有意識的疊加錘鍛次數，一塊鋼鐵往往需要經過多次錘打和煅燒才能達到理想的強度，這種技術提升了鋼劍的質量。舉例來説，考古專家在西漢中山靖王劉勝的墓中發現了一把鋼劍，該劍的低碳層厚度僅為0.1毫米左右，並且刃部經過淬火，它和未淬火的劍脊結合起來，擁有極強的綜合性能，達到了剛柔並濟的效果。
兩漢時期的鋼劍，劍身不僅更加修長，並且劍鋒的夾角也在逐步增加，可見兩漢時期劍的能力除了直刺之外，還有着使用刃部進行橫向或者縱向劈斬的能力，因此在兩漢時期，鋼劍是步兵的重要近戰武器。漢景帝時期，晁錯向漢景帝進言整頓軍備時，曾經在奏摺之中列舉了“長戟”、“矛”、“劍”、“盾”等幾種重要武器，並且特別指出，在地形狹窄的峽谷之中，劍與盾搭配裝備可以發揮步兵最大的作戰能效。
三、由兵及禮：東漢時期寶劍用途的轉變
從戰國到秦漢時期，騎兵在大型戰爭之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騎兵的高速機動交鋒之中，騎兵們往往更喜歡使用彎刀進行劈砍，而劍的直刺功能卻很少被使用。因此自東漢之後，刀逐漸取代了劍，成為了騎兵對決之中的主要武器，而劍逐漸從“兵器”轉變為一種“禮器”，儘管它的需求量日趨減小，但是製作工藝卻愈加精煉。此後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之中，劍的主要作用大約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點：
其一，劍是社會地位的重要象徵。從東漢以來，自天子至文武百官無不佩劍，劍成為了輿服制度之中的一項嚴格規定。此時的禮儀佩劍，只要求劍的外觀華麗而嚴謹，至於劍的刃口則不做要求，甚至很多禮儀佩劍使用木劍，如《晉書·輿服制》：
“漢制，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則用蝽、金銀為飾。”
至隋唐時期，佩劍作為官員的輿服制度一種形式被嚴格規定下來，其具體佩戴內容要根據官員的品級來確定，據《隋書·禮儀制》記載：
“一品：玉具劍，佩玄山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並銀裝劍，佩水蒼玉……”
可見裝飾用劍在中國傳統禮儀服飾上的濫觴。
其二，劍還作為古代宗教行為的一種法器，在祭祀活動之中發揮重要作用。中國道教和劍有着極其深刻的淵源，比如南朝梁時的著名道學家陶弘景為梁武帝製造了“凝霜”等十三把寶神劍，在這些道家所使用的寶劍之上刻有蚩尤神形、北斗二十八星宿等等，梁武帝認為它們能夠驅邪避害，並對此深信不疑。
其三，歷代文人俠士都重視劍的佩戴和使用，如唐朝著名詩人李白，年輕的時候就跟隨大師學習劍術，留下了“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傳世名句;而著名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也曾經在《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一詩中也有“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的描述，可見唐代社會所盛行的俠客風氣。故此，在東漢之後，劍作為“兵之君子”，逐漸成為了中國武道與傳統禮儀文化的象徵符號，其實戰意義大多數情況下已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