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建的國立山東大學堂
在中國數千年的王朝歷史中，“士農工商”是組成中國社會的主流階層，儘管社會遠不止這四類羣體，但以當時人的角度來看，除這四種人之外的其他職業，幾乎都是社會的邊緣人物，即所謂的“非主流”。四民社會中又以士人階層最為尊貴，而科舉考試又是萬千讀書人躋身上流社會的最重要的渠道。但1905年的廢科舉事件，卻打破了讀書人固有的晉升渠道，也使得傳統的四民社會趨於崩潰。
一、科舉改制與中國文化的取向變化
可以説儒家經典之所以能夠在千餘年的歷史中經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是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與必考題目，無數學子不得不窮經皓首埋頭讀書，只為求取功名，而儒家文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文化。
但隨着19世紀末科舉改制的出現，原有的科舉考試內容顯得太過於陳舊，考試中於是逐漸出現了大量的西學內容，儘管都是一些西學皮毛，但對於大多數學子來説，接受起來仍然是很難的。
科舉考試標準的轉變必然會導致學子讀書風向的轉變，當時書店內的西學書目一上架就被學子們“洗劫一空”，而許多嗅覺靈敏的書商趁機狠狠地大賺了一筆。但這些“時學”書目，可並不是那麼好買的，對於大部分身居內陸省份的讀書人來説，甚至有的是前往省城或京城考試時，才瞭解到應該讀什麼書。
晚清時期的物理課本
科舉題型的轉變看似只是讀書人閲讀書目的轉向，但以長時段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推動了中國文化的轉向，即由原先的儒家文化轉向以西學為主的現代科學。雖然二者之間並無高下之分，但對於當時的清政府來説，掌握西學顯然是振興國家的最為重要的途徑。就這一點來説，廢科舉之前的科舉改制，其所產生的影響並不亞於後來的廢科舉一事。
桌子上擺着顯微鏡
二、興學堂與城鄉分離
古代中國是一個“城市化”比率很小的國家，零零散散的城市被無數城鎮鄉村所包圍，而生活在鄉村的讀書人則成為其中的主流。傳統的科舉考試製度下，許多無緣於更高一級功名的底層士人，往往會返回家鄉開辦書院或私塾，他們或傳道授業，或以謀生為目的，而這樣的情況也使得大部分基層讀書人可以在幼時就接受到應有的西學教育。也就是説，他們不用跑到省城買書或學習，在家鄉也能得到老師的指點。
晚清的私塾
科舉正式廢除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新式學堂的興起，新式學堂很少有建立在田野之間的，大部分都建在城市內。這樣的話，廢科舉、興學堂帶來的後果就是打破了讀書人原先“耕讀”結合的生活方式，要想謀求新的出路，就必然要離開家鄉，結束半耕半讀的生活而前往城市。
新讀書人在新式學堂裏學到的知識，大多是工業化社會所強調的知識，這又會導致他們在學成後不會再像之前那樣“衣錦還鄉”，而是選擇留在城市內生活，這樣以來，中國千年來城鄉緊密結合的狀態就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城鄉之間開始產生“分裂感”。整個社會原有的圓圈式循環系統也被打破，從而誕生出一批批“不識菽麥”“脱離百姓”的城市知識分子。
廢科舉導致城鄉之間產生分裂
三、傳統社會的崩離
新成立的學堂其實並不與選拔官員直接掛鈎，更像是今天大學生與考公務員之間是分離的，但科舉乍廢，新設立的學堂又如此毅然決然地與選拔官員分開，這必然導致一個問題，即接下來政府官員到底從哪來？
原先的“學而優則仕”現在已經隨着科舉的廢除而結束，學子從進學堂到畢業工作或繼續深造，無論如何都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與官場聯繫少之又少，而官場也成為了“職業”官員所生存的地方。
京師大學堂舊址
士與官之間分離得如此迅速而又沒有相應的善後措施，必然會帶來一個問題，即新任官員或是極少數出身新式學堂的學生，或是通過“別樣”的途徑進入官場的。事實上，清末民初時期的政局也的確如此，除了廢科舉之前的最後幾屆進士和新式學堂出身的官員外，大部分都是滿清皇族貴族，要麼就是“軍而優則仕”的人物，例如袁世凱以及民國初年的直系、奉系、皖系等幾大軍事集團，他們都是晚清所辦新軍出身，在科舉改制之後抓住機會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央。
民國初年，曾有一著名報人談及當時社會的“青年才俊”：“在科舉已廢的今天，三十歲以下能夠成業的非軍人，實不可多得。”這其實可以看出，自廢科舉之後，社會的主流認知與主流羣體已經被軍人所佔據。
袁世凱及其背後的軍人集團
除軍人之外，“士農工商”當中的“商人”羣體，也在清末民初異軍突起，他們不像軍人團體那般佔據着舞台的正中央，但無論是清末的收回利權運動、反美貨運動、實業救國，還是民國初年出現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黃金時代”，都昭示着原先不被社會所重視、甚至是鄙夷的商人羣體，自此完成了身份上的轉變，由原先的“受氣包”變為社會上的風流人物，如晚清民國著名實業家張謇。
張謇
文史君説
廢科舉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毫無疑問是巨大的，即使是廢科舉之前的科舉改制，都讓讀書人的讀書偏好與社會文化氛圍產生了巨大的變動。而廢科舉之後，更是使中國固有的社會階層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原先的士人階層逐漸沒落，而處在邊緣的軍人羣體與之前不被政府重視的商人，則異軍突起，成為晚清至民國社會的主流。
參考文獻
羅志田：《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鄉村士子——以劉大鵬、 朱峙三日記為視角的比較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劉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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