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朝的興亡有個很有意思的觀點——明實亡於嘉靖或者萬曆，並且持該兩種觀點者之間也是拳腳相加。不過，究竟是嘉靖或者萬曆把明朝弄得江河日下，還是已經江河日下的明朝讓嘉靖和萬曆給攤上了呢？嘉靖的做法無疑是一環套一環來的，從繼位過程到“大議禮”自己一直被刁難，從一開始楊廷和就沒把他放在眼裏。心理問題這個東西都是具有“前置性”的，現在的表現都是之前造成問題的結果，這個觀點在心理學上無論哪派都有共識。同樣，萬曆也是早年被張居正折磨的夠嗆，不但權利受限，連精神也是高度緊張，以至於後來反噬得異常激烈。
這種放開讓你攻的策略就是老子的“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也就是古代版的“人設”，就像于謙的抽煙、喝酒、燙頭一樣——我就是這麼個人。比起學歷造假的自卑感這種狀態就顯得牢不可破了。
正德和天啓的“太極拳”把火力集中吸引在這兩處，兩位皇帝就能騰出手做自己想做的事了。如應州大捷，正德必然是下決心一掃“土木堡之變”前恥的，不但不懼戰，當得知蒙古王子伯顏來襲時還顯得異常興奮，最終還抵禦住了進攻，邊境因此和平了很長時間，這才是真正的正德。天啓帝也是極高明的，用魏忠賢期間邊境和後金的戰事基本可控，各方面的都能人盡其能，所以，天啓皇帝本人的出鏡率感覺是不太高的。但是天啓帝沒等留下皇子就突然駕崩了，擔子不得已交到了出鏡率極高的崇禎手裏。崇禎最大的問題是他不是按照皇帝的標準培養的，作為藩王，他甚至是皇帝監視的對象。所以，在他上台後就只能按照自己的好惡以及固有想象來處理問題，最典型的就是他一上台就除掉了魏忠賢。 崇禎的先天不足這一步明顯就是個人的好惡在驅使，作為被皇帝監視的對象，他的立場是站在文官集團一方的，但是登基以後角色扭轉不過來。
人最難的就是過這一關——要做自己憎惡的事情，變成自己恨的樣子。事實證明，這一關崇禎到死都沒跨過去，17歲的時候人格已經成熟了，想對自己開戰，他還真沒那個福氣像嘉靖那樣閉門清修。所以説皇帝是“孤家寡人”，這個職業註定了自己不能有立場或者不能跟任何勢力有相同的立場。崇禎在軍事指揮上完全就是一個蔣介石，他干預得太多，這就是他出鏡率高的原因。他干預得越多，下面的機動空間就越小，越不需要底下人有什麼能力，就像抱怨蔣介石的國軍將領一樣，老蔣甚至干涉到團一級的指揮。崇禎至少犯了“力小而任重”、“智小而謀大”兩大忌。所以很輕易的就被“五年平遼”給忽悠住了。這是個很輕易就能識破的大話:1、某種戰法推進下去要花的錢是無底洞，所以不可能推動下去;2、遼東的軍事對峙態勢中，明軍根本沒有轉守為攻的能力。之所以崇禎被矇蔽，完全就是因為求勝心切再加上思維慣性，也就是可以聽到身邊普通人經常講的:“我要是在某某位置，就一定怎麼怎麼着來”，於是就很容易被投機分子利用。
客觀規律的“天地無情”特點人們之所以會為崇禎勤政卻亡國而感到可惜，以及給嘉靖、萬曆怠政而扣了個“使亡於”的帽子是因為每個人都會“內化”一個“付出和回報成正比”的預設，再拿這個預設向外投射的。
但客觀規律以及事實並非如此，劉邦就是個看着沒什麼能耐的人，也正因為如此下面的人才能各自施展。韓信、蕭何、陳平、張良實質上都是各自負責一個領域，只有劉邦創造的土壤才能把他們都揉到一起。做領導做父母就是做土壤，讓某種好東西生根發芽自己生長即可，其餘的都是多餘。《道德經》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行越“直”的人心越“曲”，就是説他很容易被環境影響而改變初衷，而行越“曲”的人心越“直”，就是説他為了自己的初衷會想方設法達成預期。所以，如果一個人把話説得很絕對或者很容易輕信別人的話，水平基本上就那樣定型了，沒跑的。不自信且不信任別人的人剛愎自用是一定的，結局也都是大同小異，大了大栽，小了小栽。
故而，保持“平衡”狀態才是居上位者的首要任務，它是去感情化的，來不了就不要來，推到那個位置則必然如此。而很多“忙”只是個人慾念肆意疊加的產物。很多時候別人只是希望看到你的一種慌里慌張的狀態，至於效果到底如何根本不被在乎。所以，很多學生在表演學習，很多員工在表演工作。實際上都是被逼的。《張卓秀才悟道偈》所説的“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就是個“中”的狀態。偏執任意一端就等於自絕於另一端。有些細菌反倒是人體維持生存所必須的，《道德經》的“和光同塵”，《心經》的“不垢不淨”就是這個理。好變壞，壞變好不過是同一事物“度”的拿捏。真像那個結論一樣也並不準確，倒不如説明朝使亡於朱元璋。緣起處便是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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