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歐洲古堡比起來，中國城堡有何不一樣？深入太行山探秘沁河古堡
卡夫卡的長篇小説《城堡》大概講了這麼一個事：
主人公K應聘抵達某城堡做土地測量員，他在城堡外的村子四處打聽徘徊，想方設法聯絡城堡辦事員，但終其一生都沒能踏入城堡半步。
城堡就像是一個不可觸碰的存在，它依附於村落，卻又和村落完全隔絕。城堡外的人難以進入城堡窺得一貌，城堡內的人也對外面的世界毫不關心。卑微的民眾在城堡的陰影下絕望又麻木地活着，即無足輕重，也無能為力。
雖然小説延續了卡夫卡一貫的荒誕基調，但小説中的這座城堡卻是眾多歐洲城堡無比真實的歷史寫照。
在我們的印象中，美麗的童話故事總是在雄偉的城堡裏上演，王子親醒公主、美女愛上野獸，灰姑娘落下水晶鞋……城堡也因此被人們賦予了“浪漫”與“夢幻”的標籤。
但事實上，城堡從來都不是温情的產物。
在黑暗的中世紀，城堡是歐洲封建領主們爭奪領地、威懾民眾的據點；文藝復興以後，攻防體系被奢華的裝飾所替代，城堡亦成為貴族階層囤積財富、彰顯身份的標識。
正如卡夫卡在小説中所描繪的，絕大多數城堡都只是慾望的堆砌，無論它們看上去是如何的美輪美奐，都無法抹除其自私和貪婪的基因。
然而，深藏在中國太行山中的城堡卻講述了一個不同的故事。
在太行山南端，晉城以西約50公里處的沁河河谷中矗立着數十座明清時期的古城堡，這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城堡羣。
這些以磚木土石構築而成的古堡，外表雖樸素粗獷，不及歐洲城堡那樣絢麗奪目，但其間的雕樑畫棟和高樓邃閣卻毫不輸風彩。它們散落在丘壑之間的一個個村鎮裏，如歷史遺珠把晉東南四百年崢嶸歲月封存在了沁河兩岸。
發源於太行山西麓的沁河是山西省的第二大河，它從太嶽山一路南下，穿過汾河平原和上黨高地之間的丘陵，在晉城劈開太行絕壁，向東匯入黃河。
作為黃河的一級支流，沁河的徑流量和流域面積並不出眾，但它卻是古人類最早活動的區域之一，而素有“河東屏翰”和“三晉門户”之稱的晉城也在沁河的滋養下成為一片富庶之地，並有了一個貼切的名號——澤州。
1870年，德國學者李希霍芬為考察山西的礦產資源，從洛陽出發，經由晉城進入太行山。當他走到晉豫交界處的天井關時，對狹窄古道上依舊繁忙的商旅詫異不已。
隨後，他在日記本上寫道：“我粗略計算了一下，中午時分，20分鐘內有102輛騾車、108個背貨的苦力經過……這一天我在路上遇到的貨物總量可以達到150噸，大多是些鐵製品……”
對這個現象，《宋史·地理志》早有一句簡明扼要的概括：當太行之險，地有鹽鐵之饒。
鹽是後來晉商崛起的敲門磚，但鐵，卻是沁河流域自古以來的豐盛。
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晉城的冶鐵技術就已經憑藉一把削鐵如泥的“陽阿劍”聞名諸侯；隋唐時，整個上黨地區的鐵器交易中心就在晉城；宋元兩朝，官家放開民間冶鐵，以“九頭十八匠”為代表的鐵冶小鎮在沁河流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爐火相接的冶鐵作坊，絡繹不絕的車馬駝隊，晝夜不歇的裝卸與啓程，冶鐵產業如轉動不息的風火輪，點燃了生活中的各類需求，也醖釀着沁河上的所有可能。
明朝初年，草原遊牧部族頻頻南下侵擾，明太祖朱元璋在北部邊境陳兵百萬，以捍衞國土。
為保障戍邊將士的後勤補給，朝廷推出“開中制”：鼓勵商人將糧食運送至邊關，官府用鹽價折抵糧價給以憑證，讓商人到相應的鹽場領取食鹽，並允許這些鹽被販賣到指定區域。
這一政策率先在山西大同施行，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澤州商人聞風而動，並靠經營鹽業迅速積累起巨量財富。
沁河兩岸一時間大賈雲集，“非數十萬不稱富”，商貿繁盛，百業興旺，生活蒸蒸日上，直到明末的農民起義打破了這裏原本的繁華。
公元1627年，陝西的農民因連年欠收且不堪重賦率先起義。1628年崇禎帝朱由檢即位，當年北方大旱，饑荒席捲，農民起義勢成燎原。三年後起義軍進入山西，開始和追剿的官軍輾轉作戰。
沁河流域因地處兵家要衝，且居民殷富，自然成為起義軍的重點爭奪對象。
從1631年到1644年，十三年間，起義軍曾先後十次進攻陽城，組織混亂的農民軍和渾水摸魚的流寇賊匪肆意燒殺擄掠，而搖搖欲墜的明王朝根本無力保護這裏的百姓。
當劫後餘生的人們站在慘遭洗劫的村莊上黯然神傷的時候，卻發現沁水縣的竇莊總能在戰亂中倖免於難。原來，曾在朝為官的竇莊大户張五典在天啓年間就預感“海內將亂”，於是舉其家財早早地將竇莊修築成了一座堅實的城堡。
有了竇莊堡成功禦敵的經驗，沁河兩岸的富商大户紛紛出面牽頭，領導族人和村民建起城堡。
雖然時逢亂世，但城堡的修建卻毫不馬虎。
首先是選址，既要風水上好又要利於防守。如此，枕山環水的地勢無疑成為最佳選擇，而曲折蜿蜒的沁河河谷中這樣的地方比比皆是。
其次，防禦工事應儘量完備，最好能讓前來劫掠的敵人望而生畏，不戰自退。
城牆要高大堅固且四面合圍，牆上設置步道、箭垛、炮台和瞭望塔，牆下設置暗道、甕城和藏兵洞，財力雄厚者還要在城中建造一座牢不可破的碉樓，用以集體避難。
再者，人居環境也要兼顧。建築佈局既要考慮通風汲水的便利，也要儘可能多地營造居住空間，以庇護更多的人口，同時還要為敵人萬一破城而入做好打算。
所以，城堡內大都為高低錯落的多層房屋，房屋間留有狹窄的小巷，其中有不少是無法走通的口袋巷，巷子上建有過街樓，有的甚至還在地下挖出地道……這樣雖然犧牲了交通的方便，卻可以讓擅自闖入的敵人如深陷迷宮一般首尾難顧，埋頭亂竄，而高屋深宅內的居民卻可以利用熟知地形的優勢堅持戰鬥。
此外，廟宇、戲台、祠堂、書院等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場所也都盡力配置，讓居民在兵荒馬亂的世道里也能不失尊嚴地活着。
我們曾在閩越交界處的大山裏參觀過客家人的土樓和圍屋，也在廣東開平的田野間欣賞過五邑僑鄉的別墅和碉樓，這些萌生在沿海地帶的建築雖然和太行山裏的古城堡遠隔千里，但它們卻有着相通的情感——在亂世中求得自保。
所不同的是，相較於客家民居的簡潔質樸和開平碉樓的華麗單薄，沁河古堡以更完整的規制詮釋着中國古典文化經久不息的韌性和魅力。
驅車穿梭在沁河兩岸，流連於壯麗的古堡之間，建築的精妙漸漸退出我們的視線，讀書人登科及第的榮耀卻越來越醒目。
每一座古堡雖各有其性格和特色，但濃厚的文化底藴一定是它們共同的屬性。
站在城牆下，迎面撲來的是披堅執鋭、劍拔弩張的臨戰氣氛，而漫步在城牆內，細細審視每一個院落的門楣楹聯和木雕石刻，我們卻看到了耕讀傳家、書香飄然的安穩自得。
位於陽城縣北留鎮的“皇城相府”是所有古堡中最為精緻的一座，城內高聳的河山樓曾在明末的動亂中保全過上千村民的身家性命。
這座城堡是由陳昌言和陳廷敬叔侄分別在明末和清初主持營建的內外雙城式建築，原名中道莊，因為陳廷敬一代名相的聲望，加之康熙皇帝曾兩度下榻於此，故而人們又稱其為“皇城相府”。
踏入皇城相府，一大一小兩座石牌坊躍入眼簾。“冢宰總憲”四個大字記錄了陳廷敬生平最重要的兩個官職——百官之首吏部尚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一門衍澤”、“五世承恩”和下方密密麻麻的人名和官名則宣示了陳家子弟耀眼的功名成就。
進士九出，翰林六鳴，一個北方文化巨族的恢弘氣場在兩座古樸的石坊下展露無遺。
皇城相府並非孤例，隔壁的郭峪堡同樣是人才輩出。郭峪古堡由崇禎朝的薊州巡撫張鵬雲和富商王重新組織修建，明清兩代，甲第連連，“官侍郎、巡撫、翰林、台省、監司、守令者，嘗不絕於時。”
修建湘峪堡的孫氏一家，曾一度出現兄弟三人同時在朝為官的盛況，其中大哥孫居相官至户部尚書，剛正清廉，直言極諫，人稱“鐵面御史”。
而由明末大興知縣揚樸主持建造的砥洎城也是一座人文累累的城堡，不僅有“一城三進士，寨上十舉人”的美譽，還走出了清代著名的數學家張敦仁。
據統計，明清時期僅陽城一縣就出了95位進士，其中4名尚書、2名宰相，博學大儒不可勝數……
因商而富，因富而官，因官而顯，這是古堡內的名門望族所共有的軌跡：先經商致富，繼而重視讀書與教育，然後求取功名入仕為官，最後衣錦還鄉榮耀故里——這波優秀的操作形成了一個美好的良性循環。
而那些顯達的商人和官宦又都是樂善好施的仁義之士，他們在亂世中疏解家財，庇護鄉鄰，戰亂平息後又籌建書院，延師興學，沁河古堡羣中的鼎盛文風就這樣代代傳承。
柳家堡又叫柳氏民居，這是一座特立獨行的古堡。
它位於沁水縣西文興村一個偏僻的山谷裏，四周沒有近鄰，而且由於營建在一片居高臨下的土崗上，城牆也沒有合圍，所以只能算是一座半開放式的城堡。
從地圖上看，柳家堡距離陽城僅有三十公里路，但好像無論是從哪條路走，我們都不得不在山巒間上上下下地盤行。
不過，柳家堡絕對值得翻山越嶺去抵達，因為裏面住着河東先生柳宗元的後代，而且那個叫西文興的村子，是全國唯一一個以血緣關係世代聚居而成的村落。
柳家堡雖始建於明朝中葉，但柳氏的故事卻要從唐朝説起。
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風風火火的永貞革新以唐順宗被逼退位而宣告破產，變法派成員或被誅殺，或意外死亡，身為骨幹的柳宗元亦接連遭到貶黜。
在流放途中，柳宗元深感危險將至，於是修書一封遣散族人，並留下了這樣的祖訓： 耒（lěi）讀為本，族產勿分，合族聚居，勿宣門庭……
柳宗元的祖籍在河東郡（今山西運城、臨汾一帶），他們這個大家族被稱為“河東柳氏”，是河東三著姓之一。但隨着柳宗元的黯然離世，以及河東柳氏匆匆忙忙舉族搬遷，這個顯赫一時的名門望族漸漸消失在了人們的視野中。
不料，越過了宋元的沉寂，到了明清，忽然有柳姓人在民間大展頭角，耀目一方。溯其根源，人們驚奇地發現他們正是河東文豪柳宗元一脈同宗的後裔。
是的，五百年了，這個家族一直都在。
當柳家堡的創建者柳琛帶領族人從臨汾翼城縣搬遷至此，並取下“西文興”這個名字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宏願：柳氏從西而來，子孫文興為業。
明清兩朝，柳家子弟不負所望，他們在經商中所獲甚巨，在仕途上同樣科甲蟬聯，英才迭出。
柳家堡內氣派的門廳院落、精美的木石雕刻、稀世的書畫收藏和並立的功名牌坊無不在彰顯河東柳氏的華麗復出。
更難能可貴的是，這個龐大的家庭可以做到數百年不分家，世代居住在一起，繁衍生息，人丁逐日增多，直至聚集成一個村落。家和萬事興的終極含義，也不過如此吧。
如果説河東柳氏門第不衰、聲望不墜有什麼機密的話，還得從他們的家訓中去尋找：“世代為官而勿貪，產業闊大而勿霸，金倉銀財而勿欺，駟馬之門而勿淫……以國為忠，以族為孝，以德為鄰，與人為善……成名勿宣門庭，得志勿忘饑民……治文以治天理，治武以強邦安疆，治醫以治疾苦，治商以興族業，酒色財氣吾族禁之……”
家法一絲不苟地傳承，每一個夜晚與黎明，子孫後人細細誦讀，牢記於心，祖上聖賢的亮光始終在提醒他們，遵從祖訓就是家業振興的開始。
在離開前，我們看到了一張貼在牆上的當代柳氏後裔名人錄，從省部級領導到民族企業家，從勞動模範到散打冠軍，從詩人到影星……基本囊括了各行各業的精英，河東柳氏的家族實力果真叫人歎為觀止。
用兩天時間探訪五座古堡，很多東西來不及仔細品味，但有一點卻可以看得通徹。
我們見過的所有碉樓城堡最終都在防禦的基礎上逐漸升華出另一層含義，比如，客家土樓和圍屋以向心凝聚的姿態流露出客家人的內斂與團結；開平碉樓用浮誇的西洋風情標記出海外遊子對故鄉的牽掛與眷戀；而沁河古堡則以固若金湯的城池託舉起一方水土充滿張力的文化傳承。
所有存留至今的沁河古堡其實都在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答案，建築的聲望不在於其本身有多麼豪華，而在於能孕育怎樣的後浪，那才是它們拔地而起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