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女團長，兵敗被俘受盡凌辱，50年後再見，前夫已是副國級

    西路軍女團長，兵敗被俘受盡凌辱，50年後再見，前夫已是副國級！長征中唯一結婚的女團長，西路軍兵敗無法歸隊，為生存無奈改嫁！

    她是長征途中唯一獲准結婚的女戰士，艱難的行軍途中，與新婚丈夫只有兩夜團聚。長征勝利結束後，她成為西路軍總指揮部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率部西進，這一別，就讓一對新人徹底“棒打鴛鴦”。

    西路軍兵敗河西走廊後，她也同許多女戰士一樣被馬匪所俘，並淪為敵人的玩物。兩年後好不容易掙脱魔爪，逃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卻遭遇人冷漠地拒絕，只好流亡在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地，輾轉三年時間才回到老家，成為一個下地種田，自食其力的農婦……在其後的歲月中，她又經歷了種種不公與磨難。然而，這一切都沒泯滅她內心對真善美的堅持與追求。46年後再見前夫，他已是副國級重要領導。

    這位命運多舛的堅強女性，就是江西籍女紅軍王泉媛。熟悉王泉媛的人都説，王泉媛這輩子過得太不易了，可謂是一生可謂是“一生坎坷，兩袖清風，三過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個孤兒，七次遇難，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王泉媛，1913年生於江西省吉安縣敖城鄉廬富村，原姓歐陽，16歲被送給茶園村一王姓家，改姓王。由於是養女，王泉媛早早就成為別人的童養媳。但是，兩人成年結婚不久，丈夫就暴病身亡。從此，王泉媛成了一個不祥的女人，被婆家趕出家門，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婦女。

    由於深受封建統治下的君權、神權、族權和夫權的沉重壓迫，此時的王泉媛才開始思考自己的命運為何如此不幸，只有在黨領導下，婦女才像人一樣挺直了腰板活着，並求得翻身解放，迎來光明自由的前途。為此，王泉媛從為爭取識字、放腳和婚姻等權利與地主（族長）進行鬥爭，在與封建社會做鬥爭中，王泉媛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人格逐漸成熟了。

    1930年春，17歲的王泉媛終於走出家門，融入時代的大潮，同年4月加入青年團，任芝陽區少共區委婦女部長，兩年後改任少共吉安縣委婦女部長，1932年10月，19歲的王泉媛調任湘贛省委婦女部幹事。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在興國縣工作、實習，並出席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1934年6月入黨，1934年7至9月，任少共中央青婦幹事、中央婦女部委員；10月，在中央衞生部婦女工作團工作，隨紅軍長征。

    長征前夕，王泉媛在鄧大姐的領導下參加了擴紅工作，並第一次認識了擴紅工作隊隊長王首道。

    長征開始的時候，組織上有規定，女紅軍沒有談戀愛的不準談戀愛；長征出發前談了戀愛的，不準結婚；結了婚的，不準懷孕生育。當1935年紅軍歷經千辛萬苦到達貴州邊陲古城遵義時，部隊暫時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規定，女紅軍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

    “遵義會議”召開的同時，部隊抽調一部分同志組成地方工作團做羣眾工作，負責人為王首道，王泉媛是工作團成員之一。地方工作團雖然是臨時組織，可這裏的大部分成員王泉媛並不陌生，一起共事的蔡暢和金維映既是大姐又是校友，大家能調到一起工作確實很有緣分。

    由於政策放開了，蔡、金兩位老大姐有意撮合王泉媛的婚事。王泉媛這才向兩位大姐講述了自己曾經的婚姻不幸。蔡大姐順勢開導她：“丈夫死了，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選擇的權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在部隊離開遵義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緊急通知”，到一作團團長王首道的住地開會，沒想到，這次會議的主題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會議由蔡大姐和金大姐主持，兩人直奔主題，她們原本也想擇個良辰吉日，可環境和條件不允許，只能選擇今天，因為明天部隊就要出發，今天就是最佳時間了。”兩位大姐走了，王泉媛緊張得連呼吸都不暢通了。

    其實，王首道也不是頭婚，在與王泉媛結婚前，他已經經歷過兩次婚姻。

    他的第一個妻子叫王紹坤，一次為掩護首道撤退而落到敵人手裏，受盡酷刑後被殺害，頭顱被掛在瀏陽城牆上。王首道在擔任湘贛省委書記期間，被打成羅明路線代理人，受到批判而撤了職，他的第二任妻子馮菊蓮被勒令與他“劃清界限”，馮菊蓮不願意離婚，以上吊抗爭，但最終還是不能擺脱政治壓力，不得不離異。

    兩人的結合就是這麼簡單，簡單到連一個必要的儀式都沒有，連一個定情的信物都沒有。尷尬過後，王首道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起身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拉開抽屜，拿出一件用紅綢子包裹的物件，一層層地打開，原來是一把烏黑鋥亮的小手槍。

    王首道説：“這把小手槍是我從敵人手裏繳獲的，還有8發子彈，就算是我們的定情物吧。聽説你的槍法很不錯，想來你一定喜歡，就收下吧。”

    王泉媛收下定情信物後，非常真誠而又遺憾地説：“可我沒有什麼送你啊？我們老家有個習俗，新娘要新郎送上一雙親手做的千層底的布鞋，穿上這雙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會回到親人的身邊來……”

    王首道：“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層底，我也不會離開你，即使暫時離開了，最終還是要回到你身邊來。”

    王泉媛卻堅定地説：“這雙千層底的布鞋，我一定要給你補上！”

    長征路上結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唯一的一對。當年王泉媛只有22歲，活潑大方，工作能力又強，很是招人喜歡。

    王首道和王泉媛在從遵義開拔的前一夜，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們在一起真的只有一個夜晚，第二天兩人就匆匆分手，各回各的單位，不得不跟隨大部隊撤出遵義城。

    部隊出發前，王泉媛那不爭氣的眼淚再一次湧出眼眶。王首道安慰王泉媛：“我們很快就會見面的，多保重！”

    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隨幹部休養連到達兩河口。部隊剛剛安營紮寨，先一步到達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後，派通訊員接王泉媛到他的住地見面。王泉媛喜出望外，她終於等到了這一天。

    王首道和王泉媛在短短一夜的恩愛後，馬上就在黎明時分出發的號角聲中分開了。見亦難，別亦難。天亮了，王首道又把王泉媛送回幹部休養連駐地。行軍路上，兩個人雖然能時常碰面，卻無法同居。翻過大雪山後，前面是連綿不絕的草地，王首道跟隨大部隊走了。

    令王泉媛難以想到的是，她與王首道的婚姻，只有兩日情緣。此後，王泉媛歷經艱辛，卻再也沒有和心上人相聚的機會，好心大姐們極力撮合的好事，讓她飽受幾十年的相思之苦，可以説是經歷了漫長的等待和思念……

    兩人分開後，王泉媛被編入紅四方面軍，於1935年6月隨紅四方面軍轉戰川西，任川西省委婦女部長。1936年8月，調任西路軍總指揮部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1937年3月，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經過40多天血戰後，損失慘重，西路軍總指揮部、九軍、三十軍和由王泉媛任團長的婦女獨立團被圍 。1937年4月，駐在甘肅臨澤縣城的婦女先鋒團被國民黨軍馬鴻逵部圍擊瓦解，她帶領李開芬等5名女戰士，在祁連山區與敵周旋1個多月後被俘，身陷囹圄，最終被馬匪的一個團長逼親。

    歷經周折，度過了近兩年屈辱日子的王泉媛逃了出去，一路乞討尋找部隊。1939年3月的一天，王泉媛手拄枴杖，終於來到蘭州“第十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她輕輕地敲開了“辦事處接待室”的門。那個在長征路上幾次向王泉媛求婚都遭到拒絕的人冷漠地接待了她。他説：“你們走了兩三年了，説回來就回來，沒那麼容易。”語氣很生硬，也很堅決。

    1939年夏，她第二次找“八辦”時，“八辦”沒有了，從西路軍一同逃出來的姐妹告訴她，説有人説，王泉媛在“八辦”發了誓不再當紅軍，並在“八辦”留了封信給王首道，説她永遠也不想再見他了。王泉媛心中感到一陣悲哀，絕望之際，她只好決定回到江西泰和老家。

    為了儘快返鄉，王泉媛在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地流浪，尋找生機。途中，為了活命，她不得不與一個叫萬玲的男人結婚。這個男人曾答應把她護送回家，可是他卻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別的女人。

    1942年7月，當王泉媛衣衫U光、腿腳潰爛地回到老家時，家裏人都不敢相認。此後很長一段時間，當地人都不知道她曾經是紅軍女團長，只當她個下地種田，自食其力的普通農婦。

    1948年8月，王泉媛與泰和縣早禾市劉瓦村的劉高華結婚。1949年秋，泰和解放，她先後在津洞鄉、禾市區工作。1951年，因丈夫被誣告入獄受株連，丟了工作，背了處分。

    王泉媛的歷史功績並沒被告人遺忘，她的不幸遭遇也在與組織失去聯繫27年之後迎來一絲轉機。1962年春節後不久，朱老總與康大姐重上井岡山——長征途中曾與王泉媛一起三過草地的康大姐千方百計尋找王泉媛的下落，闊別27年的戰友終於重逢了。康大姐對吉安的負責同志講：“王泉媛同志我瞭解，這麼好的同志該讓她出來工作。”這年冬至，擔任禾市敬老院院長，她全心全意為福利院老人謀福利，並先後收養過6名孤兒把他們培養成人。

    但是，1966年之後，王泉媛的人生又一次遭受衝擊，遭受長期迫害。這個苦命的女人，磨難何時是頭啊？

    1982年夏季的一天，王泉媛來到北京，這一次，她是來請康大姐作證，她要求恢復自己的黨籍。順道，她也想來看看幾十年來常常會日思夜想的“他”。此時的王首道已是副國級領導。

    兩人相見，王泉媛緊緊握住了曾經是她丈夫和戰友的男人的雙手，心裏翻騰起酸甜苦辣，眼淚一下就矇住了視線。快半個世紀了，沒想到還能見一面！僅這一面，她盼了足足46年啊！她盼望能見到他，她心裏一直存着一個疑問，這疑問自從她被蘭州“八辦”拒絕後，就像鐵釘一樣釘在了她的心上。“我想問你一個問題。”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説：“有人説我在‘八辦‘給你留了封信。”

    王首道吃了一驚：“我不知道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見你沒有回來，我還以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臉説不下去了，眼淚從他的手縫裏滲了出來。這一次會面是短暫的，但了卻了王泉媛半個世紀的心願。

    1989年，王泉媛被國家確認應享受老紅軍戰士待遇時，已76歲高齡。王泉媛在晚年堅持為泰和縣和吉安市大中小學作幾十場革命傳統教育報告，為全國（包括海內外）數十家、數百家報刊雜誌、廣播電視單位的記者講述革命經歷。

    1994年，王泉媛到北京，她再一次見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首道，我來看你來了！”王泉媛笑着走了進來，眼裏閃動着淚花。為了這次相會，王首道交待工作人員，不許外人在場。兩人又相見了，一股幸福感湧上王泉媛心頭。那天，她專門到王府井百貨商店買了一雙千層底的布鞋。

    相互問候了一遍後，王泉媛從隨身攜帶的布包裏，取出一雙手工做的千層底黑布鞋，鄭重地把它交到了王首道手上。王首道雙手顫抖着接過布鞋，渾濁的淚水模糊了他的雙眼，説：“你沒有忘記遵義時的諾言！”兩位老人顫抖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他們有多少知心話要互相傾訴啊。整整60年了，60年的等待太久太久，60年的風雨太多太多。王泉媛喃喃地説：“60年了，我説的話終於兑現了！”

    兩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王首道的女兒王維斌，為兩位老人拍下了這張他們有生以來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合影。

    1996年9月24日晚，王首道逝世。得知這一消息的王泉媛幾乎暈厥過去。王泉媛病倒了。躺在牀上，半個世紀來的風雨坎坷和生生死死，又一幕幕地重現在她的眼前。手捧珍藏了兩年的合影照片，王泉媛終日以淚洗面，“首道，你答應過走再遠也會回到我身邊的，可你沒做到。你這一去，我們就再也見不到面了！……”

    2009年4月5日，這位飽經風霜、戰功赫赫的老紅軍女戰士在江西省泰和縣人民醫院不幸逝世，享年96歲。

    歷史終將遠去，記憶不會磨滅。關於那段歷史，徐帥在《歷史的回顧》中深情地寫到：“我們的婦女獨立團，就是在與總部失去聯繫的情況下，遭敵重兵包圍，而全部損失的。她們臨危不懼，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婦女的巾幗英雄氣概。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光輝業績，將永彪史冊！”

    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英勇悲壯的戰鬥歷程是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河西走廊極其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異常殘酷的戰鬥環境中，婦女先鋒團全體幹部戰士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不朽的巾幗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