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了，但世界上還有一蘇維埃國家，國土還駐紮着蘇聯紅軍

通常認為，蘇聯解體標誌着蘇維埃國家的徹底消失。但蘇聯解體之後，其實還有一個蘇維埃國家，名叫德涅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簡稱德左共和國）。這個緊鄰摩爾多瓦東部德涅斯特河沿岸的狹長國家，不但延續了蘇聯時期的國家制度，國旗和國徽全部保留了蘇聯時期的特點，甚至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整個社會仍然瀰漫着濃烈的蘇聯味道。這個先後被沙皇俄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統治了近四百年的國家，終於在蘇聯解體之後，迎來了獨立。

國家制度方面，德左共和國仍然延續着蘇聯時期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公有制，是社會生產資料為集體而非私人所有的制度。馬克思在《反杜林論》中寫道：“公有制要求把一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而非資本家手裏。”德左共和國由唯一的工人政黨領導——將生產資料捏在國家手中。《憲法》中寫着“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嚴格落實了公有制度。農業全部為國家所有，個體小農經濟基本消失。對比蘇聯，當時的蘇聯也由唯一的工人政黨領導，而農業的集體所有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斯大林時期就已經解決。

除公有制外，德左共和國還繼承了蘇聯的經濟制度：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主要特徵是“在經濟決策中實行集權制，並實行中央調節”。德左共和國的國家經濟命脈行業如工業、農業、製造業等，全部掌控在國家手中。作為一個GDP總額不到14億美元的國家，這一制度卻使德左共和國政府財力相對雄厚，併成功度過了2008年經濟危機，這一年失業率僅為4.1?比當時歐洲表現最好的國家之一葡萄牙的失業率，還低3個百分點。

德左共和國與蘇聯最接近的，是按勞分配製度。馬克思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説明按勞分配的本質：“每一位生產者給予社會的，是他的勞動量，他從社會中得到的，是符合他勞動量的回報。”其中“每位生產者只能得到符合他社會勞動量的回報”，是按勞分配思想的本質。《德左共和國勞動法》是德左共和國在按勞分配製度方面進行落實的法律文件。例如，其中有一條這樣規定：“在制定薪資標準細則時，需要嚴格分清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凡是私人勞動，一律不計薪資，凡是社會勞動，一律計入薪資。”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勞動思想的嚴格遵循：如果個人勞動沒有產生社會效益和價值，那這部分勞動的價值就只能體現在個人方面，就不是社會勞動量，也就無法從社會中得到回報。

德左共和國不但在各個方面都高度繼承了蘇聯，其國土甚至還駐紮着一支蘇聯時期的紅軍：第十四集團軍。第十四集團軍是蘇聯時期一支光榮的部隊，參加過蘇聯衞國戰爭中的絕大多數戰役，包括最後的柏林戰役。柏林戰役期間，第十四集團軍第140獨立坦克營和第290自行火炮營參與了戰鬥，並在攻克柏林動物園的戰鬥中成為中堅力量。現在駐紮在德左共和國的第十四集團軍已改名為俄羅斯第十四集團軍，由於德左共和國的國家主權一直存在敏感和爭端，所以這支部隊也始終沒有離開過這裏。

德左共和國的存在是詭異的。一方面，它是蘇聯解體後世界上唯一的蘇維埃活化石國家，另一方面，這顆活化石的國家制度已經遠遠無法適應這個時代的需求，因此，無論從哪方面看，德左共和國都是蘇聯的一個可憐的棄子。那麼，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如此強大的國家集團，到底為何要解體？戈爾巴喬夫

將任何歷史問題歸結於個人都是不合理的，但在蘇聯解體問題上，戈爾巴喬夫的確要負極大的責任，並需要擔負蘇聯解體的內部原因這一“罪名”。美國著名蘇聯問題專家理查德·萊亞德在其著作《俄羅斯重振雄風》中説：“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的兩個決定，將蘇聯推向深淵：其一是在蘇聯實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其二是如果東歐想拋棄共產主義，蘇聯將不予干涉。”

戈爾巴喬夫上台前，蘇聯原有的國家制度和經濟體制已經顯出嚴重疲態。例如農業方面，由於蘇聯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大力發展重工業，同時引進當時發達國家的農業設備，使得蘇聯農業產量、農業種植需求，國民對農產品的數量和多樣性等需求，與當時農業管理集中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一方面，農業技術已經可以滿足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發展和需求，另一方面，國家對農業的集中管控又不允許其快速發展。這一矛盾的結果是，蘇聯農民的種植意願普遍下降，導致國家農業產量減少，嚴重依賴進口。這一矛盾在戈爾巴喬夫上台前的一九八三年達到頂峯，這一年的小麥貿易逆差達到近15億美元，而三年前的這一數字，只有2億多美元。

在這種背景下，戈爾巴喬夫於一九八五年上台。上台後第二年，他在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公開表示，他對當時東歐國家出現的一些拋棄共產主義的傾向的態度，並明確提出蘇聯不會干涉這些東歐國家意識形態的轉變。戈爾巴喬夫做出這種承諾，並非是莫斯科對其它蘇聯國家的讓步，而是戈爾巴喬夫在為即將到來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改革放風，但他在隨後的改革方面，犯下了一系列錯誤。

經濟改革方面，戈爾巴喬夫犯了“冒進錯誤”。《蘇共二十七大紀實》中記載了當時設定的經濟增長目標：“要加快經濟增長速度，使國民收入在十五年內（1986-2001）翻一番，平均每年經濟增量為4.7?”結果，在改革的第二年，經濟總量增量和國民收入增量都沒有達到改革預期，前一項為4.1?後一項為3.3?更嚴重的是，由於改革前沒有制定周祥的改革計劃，沒有將資源投入到重要的經濟增長點，導致改革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直接為六年後的蘇聯解體埋下隱患。

經濟改革犯了冒進性錯誤，意識形態改革則犯了災難性錯誤。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迫切感受到蘇聯需要開放，他的這一方向沒有問題，但依然犯了急於求成的錯。蘇聯原有的意識形態是列寧時期建立起來的，列寧在《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中寫道：“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蘇維埃的指導性意識形態，是刻不容緩的，是一切基礎中的基礎。”列寧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意識形態，在哲學、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領域，嚴格落實馬克思主義思想。

在長達幾十年的反覆教育下，蘇聯人民已經高度內化了這套意識形態。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公有制等被蘇聯人民高度認可。相反，戈爾巴喬夫在意識形態領域改革過程中，並沒有逐步地滴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而是大刀闊斧地灌輸給蘇聯國民新的意識形態，這一決策直接導致蘇聯人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方面的混亂和擔憂，當強烈的思想新潮湧入時，人們不可能迅速接受。

除了戈爾巴喬夫改革方面產生的眾多錯誤外，蘇聯沒有深刻意識到當時西方國家的外部干預，是其解體的外部原因。以美國為例，蘇聯解體前，美國對蘇聯及其周邊國家的文化輸出已經到了瘋狂的程度，正是這些文化輸出，緩慢地蠶食着蘇聯及其周邊國家的社會主流思想。例如，現今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敵視，根本原因在於當年西方國家對烏克蘭及其周邊國家的干預。烏克蘭與摩爾多瓦和羅馬尼亞接壤，西方國家在文化輸出方面，將這兩個國家列為重點對象。

西方國家向這些國家大量輸出各類文化藝術產品，如書籍、影視、戲劇、繪畫和音樂，無形中影響其人民的思想。而長期文化輸出的結果，英國學者凱瑟琳·丹克斯在其著作《轉型中的俄羅斯政治與社會》中早有描述：“蘇聯（這裏主要指俄羅斯）向其加盟國（如烏克蘭、白俄羅斯等國）廉價輸出石油，而這些國家卻將質量最好的商品輸出到西方國家（西歐、北美）賺取外匯，而把質量最低劣的產品提供給蘇聯。”

除了文化輸出，西方國家還對蘇聯衞星國進行革命輸出，給這些國家埋下革命種子。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例。當時，由於匈牙利領導層在治國方面，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導致了匈牙利國民的強烈不滿，結果在匈牙利國內爆發了革命。革命最終失敗了，但這件事強烈地影響了匈牙利及其周邊國家對蘇聯的態度，引發了他們對本國制度繼承蘇聯制度的警醒和反感。匈牙利事件後，東歐許多國家相繼爆發了類似革命，規模或大或小，但這一系列事件充分證明了：西方世界對蘇聯的蠶食是緩慢的，也是成功的。

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改革，與西方國家的文化和革命輸出，是導致蘇聯解體最重要的原因。蘇聯解體遺留下了德左共和國這個棄兒，蘇聯時期的文化意識如幽靈般盤踞在德左共和國的土壤上，只是不知道，作為世界上最後一個蘇維埃國家，德左共和國還能支撐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