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諸港中，廣州。澳門都是繁榮了數百年的港口上海、香港、青島則是這個時代的後起之秀
自從香港富豪田北辰體驗清潔工的生活，感嘆底層百姓居住狀況不佳的綜藝節目播出後，全世界都看到了“東方之珠”光鮮一面背後地狹人稠，住房緊張的現實。
窮富翁大作戰
倒退回1840年代，與當時沿海已經出現的諸多繁榮港口相比，香港島還是蠻荒一片。只是從英國人割佔之後才逐步發展成為燈紅酒綠的“東方之珠”。土地緊張、擴張能力有限是早就寫在香港基因裏的必然。
那為什麼英國人會選擇這樣一個小島作為敲開“老大帝國”大門的鋪路石呢？
鴉片戰爭前後的香港
鴉片戰爭之前的數千年間，香港名不見於中國曆朝經傳，只是一個小漁村而已。
清初為遏制鄭氏台灣政權侵擾，厲行海禁，將沿海居民強制遷離，香港自不例外，卻從此成為了海盜的巢穴（現在香港的太平山民間俗稱“扯旗山”就是因為此處原是盜匪聚集之所）。
如今太平山腳下就是維多利亞灣已經寸土寸金了
英商開展貿易和鴉片走私期間，因該地僻處海隅，將其作為避開清政府管轄的囤貨碼頭。彼時的香港是貨真價實的“法外之地”，聚集了各類不法之徒。
19世紀60年代的維多利亞港和香港島
清廷對香港變成“走私天堂”一事倒也不是全然無知，深恐香港變成第二個澳門。但廣東水師武備廢弛，而且不少水師官兵都與走私商有勾結，根本無法勝任在伶仃洋麪緝私和抵禦英軍的任務。清廷只能在九龍添置炮台2座，以為岸基防禦措施。
1866 年寶安（新安）縣地圖香港和深圳當時曾是清朝寶安縣的一部分
雖然當時的香港島很受海盜和鴉片販子歡迎，但萬里之遙的大英帝國政府高層卻對香港興趣寥寥，他們更想要的是舟山。
早在1793年，馬戛爾尼代表團來華，就向清廷提出要求，把舟山附近一個小島讓給英商存放貨物和居住。乾隆皇帝當然沒有理睬英人的提議，對此予以斷然拒絕。但是英人對舟山的覬覦之心從未中斷過。
舟山南接寧波、北接上海-長江口，西面杭州灣
如果要在海上建貿易基地，可以説是首選
1839年中英開釁之時，英方在戰勝後要求割讓島嶼“選址”方面，內部提出了台灣、海南、福州、廈門、舟山等地為候選名單。海南因為過於偏遠而不被認可，台灣經濟價值雖高，無奈幅員過大，而且英軍屢次竄擾台灣均被守備寶島的達洪阿、姚瑩率台灣軍民迎頭痛擊，無功而返，因此也不得不放棄。
長三角、漳泉廈、珠三角三者必得其一
最後，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又譯巴麥尊）向當時英國駐華的外交代表義律指示：出於軍事和商貿的目的需要在中國沿海永久佔領一個島嶼，並且指出要義律在舟山和廈門中間二者擇一，其中舟山更優。
英軍主力攻至鎮江（到鎮江了）
在帕麥斯頓看來，佔領舟山可謂好處多多，一是此地離清廷的政治中心北京不那麼遠，施加軍事壓力更加方便；二是從舟山無論上溯長江、運河還是杭州灣都非常方便，作為“海洋帝國”的英國自然不會忽視這個優勢；三是舟山可以輻射江南重要的絲綢、瓷器、茶葉產地，富有商業潛力。
如果要從海上控制當時清朝的經濟命脈控制舟山無疑是最好的選擇
而香港離北京太遠，而且輻射地區太窄，經濟價值不高，本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香港Or舟山？
然而對於是否長期佔領舟山，在中國沿海指揮作戰的英國軍官卻和政府高層的意見完全相左。
本來義律和前線英軍指揮官，駐華全權大臣懿律（義律的堂兄）也認為舟山是個不錯的目標，義律甚至早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就建議英國“不是在廣州，而是在舟山以北建立根據地”。但不論英國政府高層還是義律本人在開戰之前從未到過舟山，所瞭解的都是“地圖上的情況”。
清朝的舟山還是分屬於浙江和江蘇兩省的
加上其關鍵性的位置
佔領這裏所面臨的狀況顯然比嶺南香港要複雜得多
待1840年7月第一次佔領舟山後，英軍才發現此地港口水淺，難以停泊大船，而且懿律與清政府代表琦善會談時發現對方對割佔舟山一事堅決拒絕。加之英軍在佔領舟山後因鎮壓反抗和疫病肆虐而付出了沉重代價，於是不再堅持佔領舟山，而是將舟山作為要求開放五口通商的談判籌碼。
在舟山病了五千多，死了快五百
1840年底，新任全權大臣義律（懿律因病去職）又同清政府欽差大臣琦善在廣州談判，要求允許從舟山退兵的英軍“暫駐”香港島。
在軍事壓力下，琦善答應拆除九龍的兩座炮台，但對於英方“暫駐”的要求，經驗老辣的琦善當然知道這是什麼梗，如果一鬆口，香港肯定會變成下一個澳門，因此拒不同意。
鑑於英人船堅炮利，琦善也不敢“當面扯皮”，於是含糊答應把義律的請求向上請示，實際卻是虛與委蛇。久等之下，英國人發現上當了，於1841年1月佔領了虎門要塞的兩座炮台，廣州告急。
圍困登陸廣州城
面對黑雲壓城之勢，琦善只好與義律重開談判，後者以歸還炮台為條件提出佔領香港，並草簽了《穿鼻條約》。如此大事，琦善不敢自作主張加蓋欽差關防大印，要求上奏道光帝定奪。但義律早已對這套大清官場的太極拳失去了耐心，不等條約生效就向外界公佈，之後擅自派兵搶佔了香港並宣佈此地歸英國所有。
穿鼻草約部分內容
道光帝聞訊下令對英宣戰。然而清軍戰力不佳，根本無法光復失地。從此香港島成了英國人的“囊中之物”，在《南京條約》簽訂前一直處於英國軍事統治之下。
英軍炮轟廣州城
然而義律的“戰功”並沒有給他本人帶來任何好處。英國政府高層對義律尋求割佔島嶼的談判方針並無意見，但外交大臣帕麥斯頓在信中指示義律，強調要獲得的必須是富有地理和戰略價值的島嶼甚至沿海口岸，不料義律只佔領了一個在帕麥斯頓看來是“鳥不生蛋之地，一間房屋也建不成”的荒島，心理預期完全落空。
帕麥斯頓在政府中極具權勢，惹誰也不要惹他
一怒之下，英國政府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義律革職，改以璞鼎查爵士接任全權代表職務。
從軍事港口到商貿樞紐
璞鼎查接任前，帕麥斯頓指示其通過戰爭手段爭取要麼能迫使中國開放四至五個通商口岸，要麼能割佔一個“更有價值”的沿海島嶼。
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可是身經百戰了
璞鼎查本是行伍出身，上任後立即擴大戰爭，佔領華東華南諸多沿海港口，其中包括第二次佔領舟山。但佔領期間璞鼎查又吃到了義律嘗過的苦頭：英軍軍紀不佳，四處抄掠，招致本地的“黑水黨”等民間武裝反抗，而且引起浙東城鄉居民杯葛，他們不向英軍售賣淡水和食品，迫使英軍只能從千里之外的澳門甚至新加坡獲得補給，因後勤不繼而叫苦不迭。
如果英國人吃得慣大黃魚肯定不止如此
遠道而來，水土不服，補給不暢的駐舟山的英軍近一半染病，病死者多達六百人，超過戰死者五倍，佔來華英軍的十分之一。
一貫主張軍事擴大戰果的璞鼎查也不得不重新考慮繼續佔領舟山的代價，最終作出了和義律一樣的判斷：選擇香港而非舟山作為英國商民在中國沿海的“根據地”。
清軍也並非就是用大刀長矛陸上打起來英軍損失也不少
雖然當時的香港，無論繁榮程度還是地理價值都無法與舟山相比，但對於遠道而來的英軍卻是一個難得的“避風港”。一是因為此地人煙稀疏，對佔領者不會有太激烈的反抗；二是島上淡水比較豐富；三是從澳門或從新加坡前來的海上補給線都比去舟山要短的多，即使面臨陸上封鎖也問題不大；四是香港港口水深，大型戰艦可以靠泊，有利於建成海軍基地。
這裏未必就不是個好所在
璞鼎查同英屬印度總督和新任外交大臣交換了意見，達成一致後向清政府提出了談判條件——割讓香港島，這就是《南京條約》的定案文字：“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面子上還是大皇帝懷柔遠邦
璞鼎查代表英國政府與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璞鼎查本人則出任英屬香港首任總督。至於舟山，由於五口通商包括了臨近的寧波和上海兩個商業價值極大的口岸，以舟山作為轉口貿易港的設想已經沒有多大意義，英人就沒有提出進一步要求。
璞鼎查爵士（談判桌右方）與耆英（談判桌左方）
《南京條約》生效後，香港島逐漸取代伶仃洋其他島嶼，成為世界最大的鴉片貿易集散地。但英佔之後，很長時間內香港經濟沒有太大起色——此地人口有限，基礎設施也很不健全，大部分商業活動均仰賴駐島英軍的生活需求，島內居民照舊以耕地和打魚為生。
即使不算上外部競爭珠三角完全開放的情況下一窮二白的香港也沒有太多趕超的機會
事實上香港在鴉片戰爭期間和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作為英軍的軍事基地存在的（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是，由於英軍裝備精良，緝捕得力，橫行伶仃洋數百年的海盜消失了）。
英國軍艦捕獲的中國海盜
由於《南京條約》開放五口通商，大部分中外貿易業務由珠江三角洲轉移到上海，香港的貿易額自然大幅下降。只是後來隨着鴉片貿易的興盛和大量華南貧民出海打工，香港才得以重振，成為華南地區的物流中心和勞務輸出口岸，從荒島漁村變成如孟買和新加坡一樣的貿易商埠。
當時上海的地位遠高於香港事實上，香港在新中國建國後的快速發展離不開上海資本和企業家羣體的大量轉移。
港英政府的財政在1842年後的十多年間一直入不敷出，只好由英國政府提供財政補貼，至1855年香港才達到財政收支平衡。
隨着電報線敷設和蘇伊士運河的開通，香港才終於確立了遠東自由貿易港的地位。百年風雲變幻，香港因為種種機緣成為了寸土寸金的國際大都會，恐怕這是義律、璞鼎查、琦善等當年那段歷史的所有參與者都想象不到的。
御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