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偶梯度效應下,優秀男性“資源匱乏”的鄉鎮,女性如何突圍
別讓“愁嫁”困擾鄉鎮女教師
5月的一天,江西省吉安市某鄉鎮中學英語教師白婧正玩手機,父親突然和她嚴肅地聊起了一個讓她意想不到的話題:“最近單位新來了一名男生,好多女同事搶着給他打飯、洗碗、洗衣服,你怎麼不主動點兒去找男朋友?”
白婧今年28歲,頂着“剩女”頭銜的她忍不住吐槽:“天哪,有這必要嗎?”
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縣鄉,很多像白婧這樣的女教師都因為種種原因,成了體制內的大齡剩女。在人們的印象中,這些體制內的女性,由於素質較高,工作穩定,往往是婚戀市場的“香餑餑”,然而,有調查顯示,鄉鎮學校女教師“剩女”羣體日漸龐大。那麼,她們從搶手到愁嫁,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女教師愁嫁現象在中西部欠發達縣域尤為突出
江西省上饒市某縣每年約招收300名新教師,一次該縣教育主管部門召開的新老師見面會上,一名在鄉鎮工作兩年的女教師給台上的教育局局長遞上一張紙條:“學校有很多比我年長的單身女教師,我代表學校老師,請局裏主要領導考慮一下,能否搭個平台,解決女教師的脱單問題。”
縣教育局於是委託縣教育工會,在2016年舉辦了一場教育系統內的女教師相親會,可相親會正式舉辦那天,到場的260多人中只有60多名男士。
場面一度變得有些尷尬,有些女教師因無人問津,感到面子掛不住一走了之。該縣現任教育局副局長程文回憶,“最後成功牽手的只有十幾對”。
記者調查發現,贛州市某縣現有2100餘名女教師,未婚女教師500餘人,其中鄉村未婚女教師300餘人,佔比超過60%,全縣近一半學校都有30歲以上大齡未婚女教師。
江西某縣的小學語文教師袁月,沒想到自己最後竟嫁給了一名二婚的外地男士。
在學校領導眼中,袁月聰明、能幹,1.68米的身高,面容姣好,家庭條件也不錯。因自身條件出眾,年輕時袁月成為不少男士的追求對象。可縣裏優秀男生太少,長得好的,沒穩定工作,有正式工作單位的,長相卻一般,一來二去,到了35歲袁月也沒能將自己嫁出去。
年歲漸長,加上父母一個勁地催促,袁月備感壓力。為了找對象,她無奈辭職去外地打工,兩年前終於將自己嫁給了一個有婚史的外地人。婚後不久,袁月又重回縣城教書,而她的丈夫則依舊在外地打工,兩人異地生活。
對袁月的遭遇,程文並不感到意外。他告訴記者,該縣一所重點中學的一名張姓女教師,同樣五官端正,身材高挑,因長期找不到對象,選擇在38歲的年紀,辭職去了外地。“都是身邊缺少適齡男性,慢慢地年紀大了,辭職的目的就是出去找個對象結婚。”
甘樺是廣西防城港市上思縣一所中學的英語教師,在她看來,10年前女教師還挺搶手,有假期,教育孩子能省一筆不小的費用。可現在,職業優勢成了劣勢,教師圈子小,上思縣城就這麼大,縣域女教師在婚姻市場上只能等着被挑選。
縣域適齡男性“資源匱乏”或是造成女教師“剩下”的主因
胡根菊是景德鎮市浮樑一中高級教師,這所江西省重點中學的高中學部連續3年招考,招錄的十幾名新教師中,只有兩名男性教師。事實上,與高中相比,中小學教師隊伍“陰盛陽衰”的現象更為突出。
胡根菊於2019年對景德鎮市某縣中小學調研發現,2019年該縣招錄的76名小學教師中,只有兩名男性教師,而同年該縣招錄的18名初中教師中,只有3名男性教師。
據瞭解,該縣人事部門即便規定男崗,要麼報考比例不足,要麼低分錄用,男女混合崗,基本是為女性設,男生難以入圍。胡根菊感嘆,這種差距未來還會繼續擴大。
調研中胡根菊曾問該縣一位人事局負責人,為何不設男崗,這名負責人回答説,如果男崗和女崗同時招聘3個人,女崗可能有三四十個人報考,男崗的報考人數僅四五人,男崗只能減指標。
縣域適齡男性“資源匱乏”或是女教師愁嫁問題的主因。多位鄉鎮教育系統的受訪者均表示,原本女教師在學校內部找對象或許是不錯的選擇,可如今學校年輕的男教師“鳳毛麟角”,學校男女教師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男孩去考的不多,考上的少,考上的能繼續留下來的更少”。
擇偶梯度效應下,一些女教師希望通過婚姻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不願“下嫁”體制外。可鄉鎮女教師的工作地點在鄉鎮,年輕人大多外出務工,幾乎沒有適合婚戀的男青年,留守的男青年文化層次普遍不高。
“在鄉鎮找一個父母滿意、親戚滿意、自己滿意的人太難了!”白婧抱怨,其工作的鄉鎮除了學校,醫院和鄉政府,連大型企業都沒有,各單位相互割裂,並沒有聯繫。
江西省政協副秘書長肖禮慶表示,即便是留在鄉鎮工作的男性,“吃皇糧”的只有教師、醫生和鄉政府工作人員,沒有幾個會把家安在鄉鎮,就算有,搶的人也太多。
此外,城鎮化進程加快,鄉村學校的生源變少,一些偏遠的鄉村教學點(鄉鎮中小學校),師資配備不足,一名教師常常要同時教授五、六門課程,“繁重的教學任務下,女教師分身乏術,幾乎沒有可以自我支配和社交的時間。”程文説。
鄉鎮教師想調去縣城並不容易
白婧所在的中學是一所寄宿制學校,學生多為留守兒童,因每天要上早自習,白婧和同事們大多住在學校,週末才回縣城的家。即便是已婚女教師,其對象也都在縣城,本地教師很多都在縣城買了房。
胡根菊先後前往十幾所村小調研發現,一所學校只有三四個女教師,普遍出生於1986年-1992年之間,大都未婚,這些大齡未婚女教師們都在縣城按揭買了房,週末才回縣城住。“家在縣城,工作在村裏,每天來回奔波,太不安全,縣裏的男生寧願在縣城找一個,也不會找鄉鎮工作的”。
有女生在大學時談了戀愛,畢業後結婚生子,最後考了鄉鎮教師,夫妻長期兩地分居,最後以離婚收場。
事實上,一些年輕教師考到鄉鎮後,仍在觀望其他招考,離開所在的學校,並不安心留在農村,很多人不會着急在當地找對象,一個主要的擔心是怕自己考進城後,另一半留在鄉下,兩地分居不靠譜。
省考時,縣城的一些教師崗位,並不直接設崗招聘,白婧只能選擇先報考鄉鎮的學校,等工作“服務期”滿5年後,通過選調考試考入縣城。在白婧所在的學校,年輕的同事不是想考出去,就是想調出去,學校近50名教師,每年都會有四五人離職,流動性較大。
肖禮慶表示,相比之下,縣城的女教師更容易找對象,可鄉鎮教師要想調去縣城並不容易,一方面,教師流動機制涉及面小,只是小部分的輪崗交流,另一方面一些縣的教師遴選和選調製度規定,教師必須在鄉鎮工作滿5年才能競爭選調。
“一名女教師本科畢業23歲,5年後就28歲了,已經錯過了婚姻戀愛的最佳時期,即使最後調去縣城,年齡也大了,再找對象也難了。”肖禮慶説。
由於鄉鎮教師流動性大,留人難等客觀原因,鄉鎮教師選調之路也越來越窄,白婧所在的縣就發文規定,在編的教師除了需在原單位工作滿5年,還得教學成績排名靠前,才有資格參加選調。
白婧表示,學校的教學成績排名只看該科目每學期期末考試的縣排名,不會區分好班和差班,如果一個老師帶的是差班,教學成績只能排在後面,競爭選調資格永遠處於劣勢。
“有了選調資格還不行,要想選調成功,筆試面試後,還得考核工作年限和教學成績,縣教育局的評分細則每年都在變,限制越來越多,且一年一個科目就選調幾名教師,很多教師十年都不一定能調出去,調崗之路遙遙無期。”白婧説。
解決鄉鎮女教師愁嫁難題要因人而異
鄉鎮女教師愁嫁問題不僅影響教師個人,還直接關係到教育事業的發展。一些女教師情不自禁地將不良情緒帶到教學中,對未成年人的人格培養及心理健康發展極其不利。
景德鎮市某鎮的一名高中語文教師,今年已47歲,仍單身,因婚嫁難,這名教師變得十分孤僻,情緒波動大,不願和人交往,目前已無法勝任正常的教學工作。
肖禮慶有着22年基礎教育的工作經歷,他發現,因長期找不到對象,心理壓抑,出現各種心理疾病的鄉村女教師並非個例,一些教師會將心中不快發泄在學生身上,打罵學生,對學生做出不恰當的舉動,嚴重的甚至出現虐童事件。
肖禮慶建議,縣域各鄉鎮相關部門應對鄉鎮女教師的婚姻狀況進行專題調研,針對大齡未婚女教師的婚戀難題深入分析,要因人而異,因地而異,根據每位教師的不同訴求,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相關部門要將解決鄉鎮女教師婚戀問題作為組織的一項工作。
肖禮慶認為,一些大範圍的聯誼交友活動,重形式,因礙於情面,參與者少,效果不佳,可以換個名稱,建立一些小範圍的聯誼交友活動,同時注意方式方法,一對一私下了解不同未婚女教師的訴求,或許更有效。
肖禮慶還建議,要增加教師的合理報酬,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增強教師職業對男性的吸引力,改善農村教師的居住條件,和關注學生一樣關注鄉村教師的發展,給予教師更多的人文關懷。此外,遴選和交流機制要能考慮到這些大齡未婚女教師的情況。
在胡根菊看來,解決鄉鎮適齡男性“資源匱乏”的問題,既要利用鄉鎮現有“資源”,又要拓展“資源”渠道。她認為,前者可以利用同樣在鄉鎮服務的知識層次較高的羣體,如“村官”、“三支一扶”等人員,建立縣域青年服務人員通聯錄,定期組織開展交流互動活動,後者應針對性地組織學校與基層相關部門開展聯誼活動。
她建議,教育、婦聯、團組織、工會等部門應搭建平台,拓寬鄉鎮女教師朋友圈,使她們能接觸到更多優秀的未婚男青年,並定期開展聯誼活動。同時一些農村學校應適當減輕單身女教師工作壓力,制訂更為科學的教師配置方案,讓女教師有更多精力關注個人情感問題。
“改變女教師的擇偶觀也很關鍵。”胡根菊指出,傳統的擇偶觀念是男強女弱,而鄉村優秀男青年因當地就業機會少,基本在外地發展。若鄉鎮女教師能就地選擇學歷不高但人品好、家風好,有思想、敢創業的有志青年為伴,既能穩定鄉鎮教師隊伍,又能改善鄉村振興中缺少男性青壯年的不良局面。
(應採訪對象要求,白婧、程文、袁月、甘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