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曼大帝：一位被歐洲吹捧的神話的大帝？
在中世紀後期，英國發現自己捲入了一場與法國的漫長而激烈的戰爭，這場戰爭被稱為“百年戰爭”。那麼，為什麼當時的英國作家選擇慶祝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的故事呢?
Marco Nievergelt博士調查了這位中世紀統治者的魅力，他統一了西歐和中歐的大部分地區，併成為羅馬的第一位皇帝。
當歷史人物能夠吸引後人的想象力，與當代的理想、價值觀、關切或焦慮產生共鳴時，他們就能獲得一種神秘的地位。但究竟是什麼使得特定的人物適合後來的神話創作呢?對於那些被大量神話化的人物，歷史“事實”的關聯性往往是有限的。的確，太多的歷史細節實際上抑制了神話的產生:有些矛盾的是，正是這些人物的未定義、不確定和不為人知的本質，解釋了他們對集體想象的強大控制。一個特定的歷史人物所具有的非常模糊的思想，使人們得以頌揚、改造和重新想象。它還可以看到它們被用於各種各樣的政治、意識形態或宣傳目的。
對查理曼大帝(c747-814)的迷戀為這一神話創造過程提供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文章並沒有試圖從後來圍繞他所創造的傳奇故事中發掘出歷史的“真相”，而是揭示了神話本身一些鮮為人知但卻引人入勝的方面。尤其令人感興趣的是中世紀後期英國人對查理曼大帝的濃厚興趣，特別是在英法激烈衝突的時期:百年戰爭(1337-1453)。
早期的神話
圍繞查理曼大帝的神話始於他自己的一生。他以羅馬先例為藍本，齊心協力打造一個新的基督教帝國，這是一個抽象但極為有力的政治願景。查理曼統治着後來被稱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大片領土，他的周圍遍佈着來自他的種族和文化多樣性帝國的眾多神職人員、學者、詩人和朝臣。這確保了廣泛流傳的慶祝查理曼帝國願景的作品的穩定生產。這反過來又促進了查理曼的封臣和臣民的文化和政治認同感的出現。
他的後代和繼任者所經歷的政治挫折只是加強了查理曼作為統一、泛歐洲基督教和平、穩定和戰勝異教徒的名義領袖的理想化。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裏，神秘的查理曼大帝被變出了多個版本。他被重新塑造成一個原始的十字軍戰士，一個有魅力的軍事領袖，一個新的大衞王，一個聖潔的國王，教會的恩主，甚至是一個啓示世界的國王，預言死後要回來擊敗反基督的力量。
在百年戰爭中重塑查理曼大帝
查理曼的形象繼續激勵着歐洲後世的作家、詩人和歷史學家。在英格蘭，大約在1320年到1500年間，有10部不同的查理曼傳奇是用中世紀英語寫成的。
考慮到查理曼在11世紀以來許多用法語寫成的《生命之歌》(chansons de geste)中被塑造成一個引人注目的法國民族英雄，令人驚訝的是，英國作家和讀者對他表現出如此明顯的興趣。考慮到幾乎所有的英國查理曼傳奇都是在百年戰爭(1337-1453)期間產生和複製的，這就更令人驚訝了。百年戰爭經常被認為是在培養兩種相互競爭的國家身份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語和法語。
英格蘭不乏英雄，他們的傳奇壯舉在當時的騎士傳奇中也備受推崇:華威克的蓋伊、漢普頓的貝夫斯(或貝維斯)，當然還有亞瑟王(他和查理曼一樣，被預言將以“曾經和未來的國王”的身份歸來——雷克斯·昆達姆·瑞克斯克·未來的國王)。然而，人們似乎對有關查理曼大帝的英國傳奇小説有着相當大的興趣，這種興趣在英法戰爭時期達到頂峯。
對查理大帝的興趣如此高漲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英國查理大帝傳奇故事與法國或盎格魯-諾曼傳奇故事的重要區別。與法語相比，中世紀英語的愛情小説更傾向於簡化和縮寫，查理曼故事的改編也不例外。重點放在敍述動作上，而描寫段落則大大減少;這些英文詩歌面向的是不那麼複雜、更受歡迎的聽眾，通常會被當眾朗誦或表演。正是因為這些詩歌面向的是更具包容性的讀者，所以它們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洞悉大眾態度和心態的機會，而不是侷限於通常與“高雅”文學創作相關的精英圈子。
所有這些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英國查理大帝的傳奇故事將集體身份問題置於一切之上。查理曼大帝的軍隊被描繪成一支緊密團結的基督教武裝力量，受到撒拉遜入侵者的威脅。與早期的法國版本相比，這是一個驚人的變化，早期的版本包含了更廣泛的興趣和敍事發展。
奧斯曼威脅
相比之下，英語詩歌的主題是十字軍東征。這種對宗教戰爭的痴迷被解釋為對奧斯曼帝國入侵歐洲的憂慮的回應。事實上，1396年在尼可波利斯失敗的“十字軍東征”中，基督教勢力的慘敗似乎增加了整個歐洲對奧斯曼帝國政治崛起的焦慮。在這種不安全的氣氛下，一個來自過去的理想化的基督教帝國的故事當然可以被用於多種目的，從僅僅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或鼓舞士氣，到政治宣傳，以支持一個協調一致的，大規模的軍事努力反對奧斯曼土耳其人。
英國查理曼傳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強有力的統一修辭和對身份的二元描述。浪漫故事依賴於“我們”與“他們”的觀念，以及對“我們的克里斯坦人”身份的持續、高度情緒化的堅持。就像虛構的英雄們通過與撒拉遜人的軍事鬥爭聚集在一起一樣，讀者們也被邀請將自己定義為一個緊密團結的羣體。
一個分裂的歐洲
這種對激進基督教近乎強迫性的強調，也被解讀為對歐洲社會內部問題的回應。當時，羅馬和阿維尼翁(c1378-1417)之間的教皇分裂將歐洲一分為二。這場被稱為“西方大分裂”(Great Western Schism)的教皇候選人之爭，導致了歐洲在政治上的分裂，有可能破壞中世紀社會認為理所當然的統一基督教的概念。一個分裂的教會提出了令人不安的新問題:政治權威、教會權威、個人信仰、個人救贖以及基督教內部戰爭的合法性之間的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模範的基督教領袖查理曼的勝利和軍事成就的故事提供了一個虛構的反敍述，一個暗淡的現實社會動盪，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和精神焦慮。的確，許多評論員援引查理曼大帝的崇高榜樣，專門譴責當代統治者未能維護歐洲的宗教統一和政治完整。
查理曼和英國的國家認同
然而，英國的查理曼傳奇似乎也與更狹隘的，特別是英國的議程和願望產生了共鳴，這是由英國長期捲入百年戰爭所決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英語詩歌系統地抹去了幾乎所有關於查理曼軍隊的法國身份的痕跡:他的貴族和騎士不再被稱為“法蘭西人”，而僅僅被稱為“我們的克里斯坦人”。這不僅僅是由一種普遍化的宗教熱情所驅動的簡單的統一言辭，而且確實指向了一個更加險惡和分裂的議程。在法國和英國這兩個新興國家之間長期衝突的背景下，這種刻意去除“法國性”的做法，必須被視為構建英國原始國家身份的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然而，國家建設往往涉及到對法國文化的挪用，而不是將本土的英國傳統與法國傳統相抗衡，包括查理曼大帝本人和香頌的傳統。
同時代的人會認為，此舉是對法國基督教界領導地位的攻擊，是對法國國王的直接挑戰，也是對他們把自己描繪成查理曼大帝的神秘後裔的直接挑戰。事實上，查理五世，1364年至1380年的法國國王，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新的查理曼大帝，甚至用一個即位的查理曼大帝的形象來補充他個人的王權。從引發百年戰爭的爭端的本質來看，像查理大帝這樣的法國文化象徵的被挪用是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聲明:愛德華三世對法國王位的要求。
查理曼大帝自認為是唯一合法的法國王位繼承人，從英國人的角度來看，查理曼大帝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很自然的祖先。查理曼的英國化似乎意在標誌着法國在西方政治和文化霸權的終結，以及權力向不列顛羣島的轉移。有那麼一瞬間，隨着亨利五世在法國的勝利，這個神話似乎真的變成了現實。
然而，神話最終是虛構的，歷史也不符合這種特殊的敍述。查理曼在英語文本中作為文化符號的地位搖擺不定，難以捉摸，這很好地説明了百年戰爭期間英國和歐洲社會經歷的深刻而令人不安的轉變。對於中世紀晚期的英國讀者來説，查理曼既是一位理想化的、公正的、虔誠的、勝利的軍事領袖;一個原始十字軍戰士激勵他的後代克服他們內部的分歧，反對異教徒;和一個有爭議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