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漢以來，直到唐末，中國的政治都是貴族的政治。尤其是東漢形成大型門閥士族，政權本質就是大家族之間的聯盟，皇家本質就是貴族之間的盟主。
所以當權的貴族有三種情況：1、皇家當權；2、外戚當權；3、異族族當權。最理想的狀況當然是，皇帝個人夠牛逼，得到了地方士族的支持，至少成為名義上認可的盟主，這樣至少能坐穩自己的江山。比如，曹操得到北方士族支持，孫家得到江東士族，劉備得到荊益士族支持，都可以坐穩自己的江山。一旦皇帝個人能力不行，就必須努力獲得其他家族勢力的支持，形成政治聯盟，不然其他家族就會取而代之，淪為情況三，那麼自家的朝廷都沒了，比如董卓、曹操、司馬氏、劉宋、高歡、楊堅都是這個道理。
如果不和其他家族聯盟，就自家單幹就淪為情況一呢，重用宗室，最典型的就是司馬氏。在司馬懿高平陵之變後，雖然司馬家已經是最大的權臣，但是依舊無法取代曹魏。原因一，司馬家在曹魏的各大家族中地位不高，大量士族仍忠心曹魏，支持度有限。原因二，司馬家有嚴重的宗法繼承問題，家族內部矛盾導致了統治不穩。為了制約其他士族家族的反對，也為了讓自己的兒子能繼承自己的位子，更是吸取了曹魏宗室被翦除的教訓，司馬炎給了宗室諸王極大的權力，掌控地方軍政大權，拱衞中央。地方諸王履行拱衞中央的責任，也是為了私慾，導致了八王之亂，最終把自己玩完了。
當然，自家單幹的另一種路子就是重用家奴，那就是宦官專政，宦官本身是皇帝權力的一種延伸。宗室因為血緣，覬覦大位的動機太強。那如果和其他家族形成政治聯盟，政治聯姻就是最好的辦法了。相比宗室，不同姓，名不正言不順，增加了篡權的難度；相比外姓，外戚至少是下一任皇帝直接的親人，篡權動機弱於外姓。一般而言，皇帝重用外戚是因為皇帝年幼，暫無法主持朝政，因此需要力量予以扶持。這時候，皇帝只能依靠自己最親近的人，也就是自己的母親。而作為皇帝的母親，自己勢單力薄肯定也無法震住滿朝文武，這時候她也只能依靠自己最親近的人，這時候自家親戚（即外戚）當然比皇帝家的親戚（即宗親）來的靠得住。所以不是皇帝喜歡重用外戚，是皇帝的母親需要依靠外戚。
封建社會皇帝考慮的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中央專權，換言之就是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但皇帝不可能親自處理所有事物，也不能對接所有外臣，因此內臣（近臣）就成為了實質上的核心權力機構。（大家可以類比為現在的秘書處、書記處或者辦公室）。我國曆史上的文官制度變遷，背後的驅動因素大體如此。而誰最適合做內臣呢？歷史上皇帝最能倚重的就是外戚和宦官，而非宗親。
從理論上來講，皇帝的宗親對於皇位來説是有繼承權的合法來源的，重用宗親最容易讓自身的受到威脅，也就是説，宗親有時候是皇帝天然的敵人，也因為這個原因，各個朝代，皇帝都或多或少的防備宗親。而外戚則不然，首先外戚的沒有皇位繼承的天然合法性，二是外戚的權利來源一般都是來源於皇帝，所以一般來説，外戚對於皇權的威脅很小，再加上又是姻親加血親的關係，皇帝自然喜歡重用。
我國有一句説法：孃親舅大。為什麼呢，古代講究門當户對， 外甥的同姓親戚同屬一族， 往往存在利益牽扯， 需要外部支持的時候，舅舅往往是最優選。一是因為舅舅存在血緣關係，二是舅舅是孃家當家人，三是舅舅是外姓，無法參與本家的利益分配。道理放在皇家也是成立的。同姓宗親是能奪位的，玄武門之變， 燭影斧聲等等。外戚奪皇位的威脅要小很多。
用宗親而不用外戚一般是唐朝之前。北魏孝文帝託孤，設了六位輔政大臣裏，有四個都是宗室諸王；如北周宇文泰死前，授意其侄宇文護託掌國事等等。而自隋唐後，隨着科舉的興起，大量威脅小且更能幹的人才紛紛登入朝堂。外戚與宗室就逐漸符號化，不再具備更多的政治分量了。自武則天時期的皇族與外戚的最後一輪交鋒後，就此退出朝廷的大舞台。唐有牛李黨爭，宋有新舊黨爭，明有宦東黨爭。這些都已經跟宗室、外戚沒有絲毫干係了，外戚也就退出歷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