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隨着《三國演義》的普及，可謂是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了，其中反映的中國古代分分合合的歷史潮流，也已經被兩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所證明。
自從秦始皇一統天下，中國人對於統一和平的追求，不用再贅述。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統一是歷史的大勢所趨，那麼為什麼每一代封建王朝，最終都會走向沒落，然後帶來分裂的亂世呢？
隋朝從建立到滅亡的歷史，正好能夠解釋這其中的原因。首先隋朝是在南北朝分裂的基礎之上統一全國的，接着又很快在內部的分裂下，被唐朝所取代。這其中隱藏在歷史背後的真相，值得讓我們深思。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句詩中描寫的現象，是中國古代南北朝時期優美的江南風景。山河從來都是靜謐而美好的，但是在南北朝時期掌握着江南實際控制權的士族門閥，卻從來都不美好。
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統治階級的私慾，將整個中央王朝拖入內戰的泥淖之中，使得民族外部環境極度惡劣，然後又導致了大量掌握着知識和財富的士族門閥舉族南遷，從北方到江南去避難，史稱“衣冠南渡”。
圖丨士族門閥舉族南遷
唐代劉知幾曾在《史通．邑里》中記載：
“異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桑梓。”
西晉八王內亂，導致北方民不聊生，外族入侵，掌握着大量社會資源的士族門閥，包括當時的西晉皇帝晉元帝在內，整體遷移到南方，重新建立統治。因為古代“衣冠”有代表禮儀的含義，所謂“君子死而冠不免”，所以將這些代表着禮儀文化的士族南遷，叫做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造成的後果自然就是南北分割，其後百餘年間，南方就在這些南渡的士人手中，而被他們遺棄的北方大地上，一個新的士族門閥集團又重新建立，就是以隋朝開國皇帝楊堅和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為代表的“關隴世族”。
隋朝一統天下的過程，其實就是關隴世族打敗江南世族的過程。因為在軍事上的失敗，江南世族在天下之爭中輸給了隋文帝，才有隋朝一統天下的局面出現，但也同時埋下了隋朝分裂的根源。
圖丨隋朝疆域圖
天下一統，還於和平，江南那些曾經為了避禍而“衣冠南渡”的士族們，想要在統一的王朝中謀求更多的地位，以保護自己在南方的利益，但這對作為征服者的關隴世族而言，顯然是不可接受的條件，再加上隋煬帝楊廣為了制衡已經發展壯大的關隴世族，刻意引進大量南方人進入朝廷，由此埋下內戰的種子，直至李淵起兵造反，天下易主。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同樣短暫的秦王朝滅亡，是因為嚴苛的律法制度不滿足於人民想要休養生息的願望的話，隋朝的滅亡，固然和隋煬帝楊廣的好大喜功有關，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士族門閥之間的利益之爭。
不僅是江南世族，還有在南北朝戰爭之中興起的關隴貴族也是一樣，這些頂着“衣冠世族”的名義，自詡代表先進文化的貴族集團，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將國家拖入分裂戰爭的漩渦，讓人民承受戰爭之苦，可謂是“肉食者鄙”！
既然隋朝的滅亡跟關隴貴族和江南世族的爭鬥有着密切關係，那麼這兩個同樣作為士族門閥的勢力，到底在爭什麼？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們相爭的？
“衣冠南渡”的本質，是士族門閥為了保障自己利益的一種逃避行為。北方連連戰亂，人口流失現象的嚴重，使得士族門閥們的利益也開始受損，他們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資源，而這些土地資源是需要人去耕種的，士族門閥的特權，也必須是建立在剝削下層人民的基礎之上的。
當因為戰亂，這個基礎不穩定甚至開始消失的時候，他們自然的就選擇下一個可以繼續建立穩定的剝削結構，享受特權的地方去。
圖丨享受特權的門閥士族
那麼從北方遷到南方之後，他們做了什麼呢？葛洪曾在《抱朴子·吳失篇》中這樣形容東吳大族的：
“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這還只是門閥士族興起的時候，遠不止高峯。而兩晉南北朝時期，才是中國古代歷史上門閥士族力量的高峯時期，這一時期，在南方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説法，在北方關隴八大家族將國家的權力牢牢的抓在手中。
秉持着士族門閥這樣的作風，這些南遷的士族們一到南方，就開始大肆的兼併土地，隱匿户口，蓄養私兵，名義上臣服於國家，實際上幾乎等同於戰國時期的諸侯，甚至猶有過之，戰國年代大家至少還需要一個大義名分，需要周天子的冊封。而到了南北朝及隋初，這些士族並不在意國家的統治者是誰，只要你符合我的利益需求，就支持你，只要你損害到我的利益需求，就造反起兵。
《資治通鑑》中記載當統一的隋朝頒佈的法令不符合世族的利益時，説：
“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
而鬥爭的另一方關隴世族，也都是一路貨色，戰亂的起因，正是在隋王朝佔據主導地位的關隴世族想要將江南世族的利益收歸己有。
圖丨實力強大的關隴世族
另一方面，造成這些鬥爭的原因，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的“九品中正制”的延續，“九品中正制”下，國家人才的選拔不是看才能，而是家族門閥的勢力，這就倒逼這些門閥們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提升自己的“品”。
綜上，衣冠南渡的本質，是士族門閥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權屬性，而做出的選擇。而這種現象又導致了當統一的王朝觸及到世族豪閥的利益時，被他們羣起而攻，最終覆滅的結果。
在隋朝的廢墟上，李世民統領文臣武將重新一統了天下，在這過程之中，不管是關隴世族還是江南世族，力量損失都很大，而這給唐初的穩定和繁榮留下了寶貴的空間。
其後，科舉制和三省六部制的創立，前者讓庶族地主階層才有機會進入了朝堂，後者使得皇帝之下朝臣權利分散，限制了門閥士族的出現。
同時，科舉制度又帶來了充足的人才資源和社會流動性，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這就徹底關上了門閥士族不斷反覆的最後一扇門，所以從隋朝以後，中國歷史受到門閥世族的消極影響逐漸減少。
圖丨科舉制打壓門閥士族
另一方面，隋朝的滅亡讓當權的統治者意識到了門閥士族的危害，從唐太宗李世民開始，各代皇帝都有意識的打壓門閥勢力，阻止其發展壯大。
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則天時代，對門閥士族的打壓。李世民死後，唐高宗李治繼承皇位，面對經過幾十年休整後又重新開始冒頭的門閥勢力，李治深刻的認識到其危害性，藉助武則天的手打壓門閥勢力，武則天稱帝后為了平衡世族力量，大肆啓用寒門出身的官員，徹底將又要冒頭的門閥勢力打壓了下去。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中記載：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一下，不可勝數。”
這一方面是武則天以女性身份稱帝后面對朝臣的反撲做出的被動之舉，也是她延續唐高宗打壓門閥勢力的主動選擇。
經此，其後歷代帝王皆打壓門閥，門閥勢力從此幾乎消失在中國的歷史之中。
圖丨徹底消失的門閥士族
隋朝的滅亡，是門閥士族在歷史上對於皇權的最後一次反撲，也讓歷代皇帝徹底認清了他們的嘴臉，記住了隋朝滅亡的教訓，從此，門閥士族開始淡出歷史。
雖然其後隨着科舉制度的產生，新的以師生關係為紐帶的文官利益團體，又建立起來。但至少，文官利益團體跟舊時代門閥士族相比，他們不是同宗同族，有着血脈聯繫，居住在一起，不會動不動舉兵起義，將國家拖入連綿的戰亂之中。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當戰亂來臨，掌握着資源的門閥士族們，可以輕易的“衣冠南渡”，可留在北方的那些普通百姓們，只能在戰火中艱難偷生，十不存一。當國家重新歸於統一的時候，這些門閥士族又打着自己是承載“衣冠文化”的精英，重新回到中央王朝試圖尋求更有利的位置，維持自己的特權階層，甚至不惜為此發動戰爭，遺恨無窮。
從文化典籍的角度上，“衣冠南渡”或許為中華文明保留了很多傳承久遠的種子，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但從政治制度“不破不立”的角度上來講，“衣冠南渡”將落後自私的門閥政治的消亡，延緩了很長一段時間，可謂是有利有弊。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是自私的，為了自己的權利地位，不順應國家民族統一願望的，勢必要被碾碎在歷史的車輪之下，或早或晚而已。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鑑》
《舊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