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逃課”這個事

大學裏有沒逃過課的學生嗎?可能有,但肯定很少,大多數學生或多或少都有過逃課的經歷。不過逃課的情形則各不相同。有的同學是逢課必逃,四年的時間裏,大概也就是大一的時候上課還比較正常,一伺“摸清”了大學授課和考試的方式,那就逃你沒商量,老師祭出的“點名”這一殺手鐧,對這類同學也是毫髮無傷,因為他們本來也沒想過得高分,只要及格了能畢業就行。他們不上課的時間,或是出去“創業”掙錢,或是遊蕩到別的地方去看風景,也有一些乾脆在宿舍裏睡大覺或上網玩遊戲。當然也有學生基本上不逃課,偶爾逃那麼一兩次,更有一些學生不僅從不缺課,而且每次上課還都會坐在第一排,課堂上還能與老師來個互動。

説説“逃課”這個事

漫畫/陳彬

對於老師來説,對學生的逃課早已見怪不怪,不過學生來得太少,講起課來是挺沒勁的,於是有時候為了提高到課率,就會採用一些“手段”,或點名,或進行隨堂小測驗,或課堂上隨機讓學生回答問題,等等,只是效果並不理想。其實,學生來的少固然不爽,而更讓人尷尬的卻是老師在課堂上講得眉飛色舞,口乾舌燥,台下的學生則或者趴在桌子上夢周公,或者刷手機看微信,對老師的講課則無動於衷,這才是讓人既無奈又失望的呢。

實際上,對於某些專業的基礎課程,還會受學生個人興趣和體驗的影響,比如對於法學院的學生來説,有的喜歡民商法,相關的課程他就會聽得津津有味;有的則打算將來做刑辯律師,刑法課就會全勤,其他的課偶爾會逃一下。

在學界,一些上大學時逃課卻最終成就了學術的人還真有。被稱為國學大師的張中行先生,就曾在他的《流年碎影》中,回憶了他在北大讀書時逃課的情形,而他逃的居然還是一些大師級別的先生們的課。張中行先生在介紹其讀書時的北大圖書館時,就説到他經常會在“上課時間”進圖書館,能上得了桌面的理由,是“平均一天三小時課,有些時候沒有課”,沒課的時間自然可以去泡圖書館;而“不能上桌面的理由”,則是有些課自己不願意聽,所以就不去聽,而不願意聽的原因又不一樣,比如説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課程,有講義,在上課的時候他就唸講義,一字不差,學生領了講義,可以自己看,當然不用去聽課;而像林損先生的古詩課,則是上課時説不定就扯到哪裏,收不回來了,所以就不如去鑽圖書館,收穫反而會多一些。

而張先生之所以上課時間多往圖書館去,還因為他“好雜覽”,書海無邊,有那麼多的書堆在眼前,急着想翻翻,也就只好逃課去也。張先生就是在逃課鑽圖書館的期間,通過閲讀大量的書籍,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學術旨趣,為其日後成為“國學大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圖書館坐下四年,説句自我陶醉的話,對於我國古典,總可以説是略有所知,比我見聞的一些人,連《資治通鑑》《文獻通考》之類都沒翻過,就敢自詡為專家、教授,或可以少一些慚愧吧?”

那麼,被張中行先生逃掉課的那位孟森老師,是不是真的沒什麼水平呢?非也。事實上,張先生對孟森先生的學養、對其人品的尊重與欽服,從不吝惜讚美之詞。在《前輩掠影》中,張中行先生説孟森先生的特點就是“樸”。孟先生一年四季都穿着粗藍布長衫,而他穿的青布圓口鞋竟然是家做的。學生們看到孟先生是“向來不同他打招呼”,這倒不是學生們不懂禮貌,假裝看不見,而是“確知他必看不見”——因為孟先生高度近視!而且即使他視力不壞也不會看,“因為他的心裏一定正在想着明清時代的什麼事情或什麼問題呢!”

孟先生在上課的時候也是眼睛永遠在講義上,不往講台下面看,“他只會寫,不會發揮,所以所謂講課就是念講義,認真、準確、一字不差。”這大概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照本宣科”吧,只是他照的這個“本”,卻是他自己的研究所得。他是明清史專家,“他的大成就在課堂以外,著述不少,輯為《心史叢刊》,為許多內外行所欽服。”正因為他潛心治學,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詣,所以學生們説起孟先生,“説現時,白菜多少錢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間,誰打誰一個嘴巴,他必記得清清楚楚。”

張中行先生“現身説法”解釋了一些人之所以逃課的原因,但絕不是鼓勵年輕人都應該去逃課。年輕人只要對自己的稟賦與興趣有準確的把握,在應該吃苦的年齡,依着自己的本心努力進取,不負韶華,也是值得稱許的;像孟森先生一樣,即便自己講課的時候不出彩,被學生挑剔並逃離,卻能以斐然的成績獨步於自己的研究領域,自然也沒必要為此而介懷。當我們如此這般地坦然面對學生的逃課行為時,心情也會變得明快而愉悦。

馬建紅(法學博士)

編輯/崔毅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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