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光明日報
清代《晚笑堂畫傳》中的司馬光像。資料圖片
國家典籍博物館館藏司馬光手書《資治通鑑》殘稿。資料圖片
張國剛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2004年入選清華大學“985百人計劃”，2006年入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是北京市高校優秀教學名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及中西文化關係史。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等職。獲《歷史研究》創刊30週年優秀論文獎（1984），入清華後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普及讀物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以及“中國好書”獎、文津圖書獎、中國優秀出版物獎等。在清華開設的《中西文化關係史》系清華大學、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課程，《〈資治通鑑〉導讀》系清華大學精品課程。
《資治通鑑》是我國最大的編年體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學者司馬光主編，記載了從戰國到北宋成立之前1362年的歷史，涉及22個王朝，共300萬字。知道《資治通鑑》的人很多，但能夠仔細讀它的人很少，因為它篇幅大、頭緒多、文字繁。可是，從政治家到學問家，乃至文化名人，大家都認為，需要讀《資治通鑑》這樣的好書。
一部好的歷史學著作，不僅要有史料價值，更應該有史鑑價值；不僅提供歷史記載，還要啓迪歷史智慧。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初版自序雲：“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鑑》一書，尤為空前傑作。”梁啓超在《新史學》中甚至説迄今無有超越者：“司馬温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偉人哉！”
為什麼要讀這麼大的書呢？這就是我們今天講座的緣起。
為什麼要讀史
首先，我們從曾入選中學課本的一段話講起。
東漢末年，18歲就即位的孫權，他在即位時最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不同的人才隊伍的統合。這個隊伍中，有他父親孫堅留下的，比如程普；有他哥哥孫策留下的，比如周瑜；當然更有他自己需要提拔的人才，比如呂蒙、陸遜。呂蒙小時候就想跟他姐夫去打仗，可萬一出問題怎麼辦？他姐夫趕緊跟岳母講。於是呂蒙遭到了母親的責怪，可他對母親説，生活太苦了，想打仗立功，將來能爭取點兒前程。孫權即位後，看上呂蒙，提拔他帶兵。可是這麼一個從小玩鬧的人，他真能帶兵嗎？孫權就告訴呂蒙，光有心殺敵不行，還要念書。呂蒙回答説他很忙，哪有時間精力唸書。孫權就説：你比我還忙嗎？我自掌大政以來，雖然忙碌，但一直堅持讀書，我覺得很有益處，我又不是讓你讀成五經博士那種。你知往事、知道歷史，就非常有幫助。後來呂蒙按照孫權説的做了，果然有進步。當魯肅來九江見呂蒙時，談起一些事，魯肅感慨説“卿今日之才略，非比往昔”。他們當時談了什麼，能讓魯肅如此吃驚？《資治通鑑》沒記載，我後來調查了一下其他史料，原來他們談的是怎麼對付關羽。後來呂蒙白衣過江，陸遜打掩護，果然戰勝關羽。“知往事，增才略”，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
我們再舉一位著名人物的讀書故事。唐太宗當王子時，搭班子給自己出謀劃策，班子裏有十八學士。他登基以後，繼續這個傳統，專門讓魏徵給他編了一本書《羣書治要》。這本書是魏徵主持，由一批很有名的學者編的。內容先是經，從《周易》講起；然後是史，從《史記》講起；然後是諸子。看了書以後，唐太宗給魏徵寫了一封信，信裏説：我從小使槍弄棒，沒讀多少書，看你給我編的書，我之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我能在治國安邦、處理朝政時“致治稽古”，借鑑古人的成敗得失。
通過這兩個故事，我想説的是讀書是何等的重要。
那麼應該讀什麼書呢？曾國藩説“修身不外讀經，經濟不外讀史”。“修身不外讀經”，經書講道理，特別是儒家經典講道理，明白道理就知道是和非。“經濟不外讀史”，經邦濟世，要讀史，因為史書告訴人成敗得失，為人提供經驗，提供操作的技巧。
讀史為什麼要讀《資治通鑑》
那麼，史書應該讀什麼呢？晚清的羅遵殿曾給曾國藩寫信，向他請教，自己將來出去工作以後應該讀哪些書。曾國藩的書信集裏收錄了他給羅遵殿的回信，信裏説：“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温公《資治通鑑》。”為什麼《資治通鑑》最好呢？曾國藩的評價是“窮物之理，執聖之權”，《資治通鑑》不但能把事情的道理講透，而且還能講清楚操作的權變。
1.何為“守正出奇，通權達變”？
中國的諸子百家，各有思想主張，各有治國理念，但是“守正出奇、通權達變”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縱橫家都講的。
《孟子·盡心》曾提到幾個人。有的人一毛不拔很自私，比如楊朱。墨子則是“摩頂放踵利天下”，完全不考慮自己只考慮別人，磨光頭髮、走破腳跟都在所不惜。而子莫這個人，既考慮別人也考慮自己，這叫“執中”，既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也不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可是“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如果不能權變也只能是死教條。這是中國思想精神的一個核心，就是“守正出奇，通權達變”。這也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特點有關，當規則秩序難以牢固地建立之際，“通權達變”以把事情儘可能好地完成作為要旨，就特別重要。
孟子又説：“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認為男女不能互相遞東西，比如大哥在外面做官，嫂子和大哥的弟弟在家裏，這個時候最好不讓他們見面。然後孟子就問了，如果有一天嫂子溺水掉到河裏，弟弟該怎麼辦？——趕緊去找大哥嗎？最後可能大哥來了，但嫂子卻沒了，這就是“執中無權”。所以弟弟這個時候就應該趕緊跳到河裏把嫂子救上來，如果還要考慮其他，那就是教條主義，而教條主義是要害死人的。
2.何為常理和機宜？
所以，在常理和機宜問題上要分清楚，曾國藩講“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就是説《資治通鑑》這本書不但能夠“守正”，有正道，講大道，講常理，而且還告訴人“機宜”，即在非常情況下的處事機宜。
舉個《資治通鑑》的例子。當年劉邦跟項羽爭天下，劉邦是打不過項羽的，但是劉邦手段很柔軟，處事很能夠把握機宜，無論是在鴻門宴上還是用人方面，他都身段柔軟、能低得下頭。比如他的手下大將韓信從西邊打到東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接下來又打贏臨晉之戰、井陘口背水一戰，劉邦從西到東的大部分地盤都是韓信打下來的。而在這期間，劉邦只是在中原的廣武山、滎陽一線跟項羽對陣，並且還處於下風。可是，聽到韓信節節勝利，劉邦心裏是一半高興一半焦慮，高興的是韓信給他打下這麼大地盤，焦慮的是韓信太厲害了，他怕駕馭不住。而這時，韓信派人送來一封信給他，説山東這個地方需要人治理，總得有個王，現在既然我們已經拿下這裏，那就請讓我韓信來當這個“假齊王”，也就是代理齊王。韓信的這個要求，正是劉邦所憂慮的，如果韓信在山東成為一方勢力，那麼劉邦還能控制得住局面嗎？所以劉邦收到信後有點憤怒，他對韓信派來的使者大聲呵斥，説我在這裏跟項羽對陣，韓信怎麼還想着在那裏稱王？！這時張良和陳平急忙提醒劉邦不能這樣，碰了劉邦身子一下、踩了一下腳，劉邦馬上反應過來了，立即做出一副很豪爽的樣子説：“張良，任命韓信當齊王。”劉邦本是忌憚韓信的，但是他很快意識到目前局面下最合適的處事方式就是答應韓信。此事之後項羽派人策反韓信。韓信回答：“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韓信當年跟着項王的時候官不過郎官、位不過執戟，沒有前途。現在劉邦讓韓信當齊王，韓信為什麼要背叛他？
類似的東西，在《資治通鑑》裏有很多。《資治通鑑》就像曾國藩所言，我們從中既能看出是非道理，還可以從成敗得失中看出常理和機宜。
3.何為“違經合道”？
在《三國志》和《資治通鑑》裏，有一些類似的表達，《三國志》説“行權立斷,違經合道”，《資治通鑑》説“行權立斷，天人順之”。“違經”但是要“合道”，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
公元189年，東漢靈帝去世，少帝繼位，他的母親何太后有個哥哥何進，也就是他的舅舅。何進擔任大將軍後要盡誅宦官，其中既有東漢宦官專權問題，也有宦官想害何進的因素。可是何太后不同意。東漢時儒家思想已經佔統治地位，男女授受不親，何太后才30歲左右，她要搞垂簾聽政，不可能天天跟士大夫一塊兒上朝共事，只能通過宦官才方便。當然何太后心裏還有其他算計，比如何進萬一把她身邊的心腹宦官都除掉了，之後何進要獨攬大權的時候，何太后就沒有干預手段了。何太后不同意，大家就必須遵守懿旨，這是“經”，就是道理、原則。於是袁紹給何進出了個主意，招外兵董卓進京威嚇太后，太后一害怕，就會同意誅宦官了。袁紹這個主意，表面上遵從了規則，實際上是詭詐之術，而且這個詭詐是帶着某種風險的，幕僚陳琳就説：“外兵進京，強者為雄”，董卓真進京了，太后是害怕了，但是何進就能夠控制住董卓嗎？這一招表面是遵從，實際是欺騙，而且還帶來這麼多風險，所以做這種事不合適。陳琳的建議是，你何進現在是大將軍，名正言順控制朝政，要抓幾個宦官，猶如“鼓洪爐，燎毛髮”，輕而易舉，採取抓捕行動之後，再去跟太后解釋為什麼採取這個措施。這就是“違經合道”，這四個字讓我印象深刻。但是司馬光不敢用這四個字，他在《資治通鑑》裏説的是“行權立斷，天人順之”，而《三國志》説“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唐朝的趙蕤，是李白的朋友，他寫了一本書叫《反經》，又叫《長短經》，為論證其“權變理論”，鋪陳了大量唐朝以前的事蹟，尤其是三國時期的事蹟，書裏也是用了“違經合道”。我比較了一下，發現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時，在相當多地方參考了趙蕤的《長短經》。
“違經合道”還有一些著名的例子。魏徵、王珪等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爭奪皇位時的對手李建成、李元吉的部下，但唐太宗都招降任用，而且還用為宰相、倚為心腹。對此，唐太宗自己講了一段歷史，這段歷史很有名。這段歷史在《論語》最後一篇《憲問》裏提到了：學生子路和子貢問孔子，齊桓公的輔佐者管仲不是仁者，為什麼齊桓公還用他？當年齊桓公跟他哥哥公子糾爭權，管仲站在公子糾一邊，中途攔截齊桓公進臨淄繼位，一箭射中齊桓公帶鈎，差點兒將齊桓公射死。後來齊桓公接了位，就要求魯國把逃難在那裏的公子糾處死，然後把管仲交過來，要報當年一箭之仇。這時候齊桓公手下的鮑叔牙建議説，管仲當時是各為其主，為公子糾射你齊桓公那是他的職責，但現在他是比我強的人才，如果你任用他，定能大展宏圖。年輕的齊桓公採納了這個建議，後來管仲果然輔佐齊桓公成就了一番霸業。子路、子貢覺得管仲不是仁者，是因為當時管仲的同事召忽就自殺隨公子糾去了。管仲沒跟着死，反而輔佐公子糾的對手。但是孔子回答説“如其仁，如其仁”，他認為管仲是個仁者，“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眾到現在都稱讚他。唐太宗就借用這個故事來解釋，為什麼他要用曾經的政治對手的手下人才。這就是古人認知中的大忠和小忠、大仁和小仁、大義和小義的區別。像管仲、魏徵這樣的人才，應該為百姓、國家、民族做事，只要新的主公能幫助國家、社會、民生福祉作出正面成績的，就應該輔佐他，這叫大忠、大仁、大義。“違經合道”的“道”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超越自己的更高境界，這是關鍵。
這裏我們歸納一下，何為“經”，何為“道”？“經”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常規道理，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第二個層次是一般程序；第三個層次是道德理性，屬於理想狀態範疇。“道”也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根本利益；第二個層次是最佳結果；第三個層次是實踐理性，屬於現實需要範疇。我們生活當中其實常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比如某地失火了，所謂的“經”就是一般的程序，此時已經不能挽救損失，如果非要等上級批准才去救火，這就是迂腐。這個時候，從“道”的第二個層次來説就要追求最佳結果，先救火再説。“經”的第三個層次是一種道德理性，是理想。我們不能沒有理想，我們希望社會如何、治理如何，都是美好的理想。但是還有現實，這就要考慮“道”的第三個層次，實踐理性。所謂包容心、圓融心其實就體現在這裏，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處理問題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總之，“經”和“道”的關係就是我們處理問題時，不但要受到是非曲直這個道理的薰陶，更重要的是處理複雜問題時的圓融和權變。
如果《資治通鑑》僅僅是這些內容，這本書也不會獲得歷代那麼多讚賞。其實《資治通鑑》彷彿一個大型案例庫，有豐富的人和事的成敗得失，給予我們許多啓示。
《資治通鑑》記錄的王朝興衰
《資治通鑑》涵蓋了1362年的歷史，展現了22個王朝的興衰。至今沒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夠把戰國到北宋成立之前這1362年的歷史敍述得如此清晰、詳贍。
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國變法，這是中華文化的軸心時代。這個軸心時代最後演繹出秦漢大一統的國家，秦皇漢武代表了中華文明的奠基時代。接着魏晉南北朝，佛教入華，還有第一個北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幾百年來各種複雜的變化孕育出了隋唐帝國，達到中國封建時代的高峯，唐代被稱為盛世。然後，五代十國再次醖釀出宋元明清以後的國家結構。這段歷史的大勢和其他軸心時代的文明不同。
從秦國到秦朝，歷時550年，然後是漢，正好是地中海周邊的希臘羅馬時代，公元前753年羅馬建城，《荷馬史詩》也是公元前8世紀的作品，到羅馬共和國時期已經相當於春秋時代晚期了，然後到羅馬帝國時期，公元前27年，正好是西漢末年要進入東漢的時期。接着“五胡亂華”，魏晉南北朝同期正是羅馬帝國崩潰蠻族入侵，公元476年羅馬帝國崩潰，後來西方經歷了一段黑暗時期，一直到公元8世紀—公元10世紀，歐洲局勢才開始有點明朗，西方這段黑暗時代恰恰是中國的隋唐盛世，走勢完全不一樣。
1.秦漢奠定中國文明基本格局
我們看看這段歷史在《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筆下如何展現。
從秦國到秦朝550年，其中商鞅變法是一個關鍵時刻。商鞅變法以後100多年，奮六世餘烈，嬴政統一了天下。而歷時550年的秦國，居然在嬴政統一天下15年後就滅亡了，這是為什麼呢？漢朝人最關心這件事。漢初學者賈誼的《過秦論》説“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所謂“仁義不施”其實就是秦滅亡六國統一天下過程中採用的是武力手段，強硬政策，難免造成社會矛盾激化。統一後，需要用仁義的辦法來緩和社會矛盾，撫平戰爭創傷，但是秦沒有做到。這方面，始皇帝是有責任的，他忙具體的治理去了，統一國家後十幾年內，他在咸陽待的時間並不長，燕國、齊國、楚國的東部等地，他到處去。這些具體工作做得好，但是他的制度建設沒有跟上。“攻守之勢異也”，攻，打天下，守，治天下，一個打天下的人要變成治天下，必須要有政策的變化，出台一些撫平戰爭創傷的措施，而他沒有改變。
後來的劉邦卻做到了。劉邦打天下時已經48歲了，他是宋國人，宋國併到楚國，他成了楚國人，楚國亡了，他成了秦人，秦亡了他自己建天下，所以他觀察了很多勝敗得失。劉邦繼承了秦制但是沒有用秦政。項羽相反，廢掉了秦制搞分封，試圖改變秦政，也講仁義，但韓信説項羽的仁義是“婦人之仁”。最後劉邦成功了，用秦制不用秦政，休養生息、清靜無為，《史記》的《貨殖列傳》用了很多筆墨講這些。劉邦主要用郡縣制，也保留了一些分封。漢景帝時爆發了七國之亂，景帝平息此亂以後，漢武帝時實現了海內皆郡縣。這個過程持續了六七十年。
現在來看，秦皇漢武奠定了中國文明、中國古代國家結構的基本基礎，但是路徑不一樣，秦皇是打天下，漢武帝理論上是守成的，不過他針對前面的問題進行改革。漢武帝的改革首先是設內朝、外朝，內朝設立中尚書管決策，丞相管執行，所以漢武帝不像秦始皇那麼忙。秦始皇每天處理公文大概48公斤，大約30多萬字，出巡路上邊處理公文邊坐車，而且還遇到了張良那樣的刺客。所以秦始皇活得很辛苦，50歲就死了。而漢武帝活到70歲高齡，在古代大統一國家的帝王裏，他算高壽的，而且是統治年限長的，在位54年。漢武帝有一套治理制度，重要事情他來管，一般的事情就讓中尚書處理，交給外面執行。地方上設了13部刺史到各地巡視，以後這些地方就成為道、行省等，我們今天縣以上的機構就是由此奠定的。經濟方面，因為當時漢朝跟匈奴的戰爭、張騫通西域都需要錢，所以漢武帝改變了過去的經濟政策，把重大資源收歸國有，鹽鐵官營，暫時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問題。意識形態上，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賈誼在《治安策》裏講了兩大問題，一個是地方諸侯問題，這個文帝、景帝已經解決了一部分，漢武帝接手後進一步解決。還有一個是禮義問題，刑法當然重要，獎勤罰懶原則下出了問題是要處罰的，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禮義、不出問題不是更好嗎？賈誼很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到了漢武帝時期，他通過獨尊儒術，用儒家的教化來使百姓遵守規則，改變了當年秦政的情況。當然獨尊儒術還包括大一統的觀念。
不過，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實際在國家治理當中用的卻不完全是儒術。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問他兒子、未來的漢元帝：你怎麼能純用儒生呢？並告訴兒子説“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二者混雜使用。霸王之道，其實就是諸子百家融於儒，儒表法裏，德主刑輔，禮法合治。這裏突出的是要隨機應變，不能抱殘守缺，不能搞教條主義，正要守但是還要出奇，也就是前面講的有時要“違經合道”。但元帝不太明白，漢宣帝就感慨“亂我天下必太子也”，果然在元帝去世後，西漢就出問題了。
2.秦漢到隋唐的歷史推動力
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到隋統一有六七百年時間，這期間的歷次走向，《資治通鑑》展示得淋漓盡致，記述了三大推力把秦漢王朝變成隋唐王朝。
第一大推力，是霸王道雜之這個操作手法和獨尊儒術這個教化手段。古代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結構是有張力的。封建王朝統治集團知道要用“霸王道雜之”來治國，可告訴老百姓的是要獨尊儒術、要講仁義禮智信，這個弄得不好就會走樣，出紕漏。迂腐的人、紙上談兵的人是不知道“霸王道雜之”的，於是就會出問題。什麼問題？就是西漢王莽以降乃至東漢偽儒、腐儒盛行，導致魏晉清談盛行。
第二大推力，是佛教入華和魏晉玄學興盛，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資源。魏晉玄學“非湯武而薄周孔，棄名教而任自然”，批判儒學但是沒有消解儒學。此時西方的基督教、猶太教傳到羅馬帝國，在羅馬帝國生長，到公元四世紀初成了國教。而歷史上的佛教入華走了另外一條路，通過道安、慧遠再到慧能等，走的是中國化道路。佛教補益“王化”，為宋明理學的誕生提供了幫助。
第三大推力是胡漢融合。南北對峙時期，北魏建國，中華文明往江南遷移，東晉南朝次第出現。可是北方的主體還是華人，所以最後的結果是融合了五胡，迎來了隋唐。隋唐的王室，包括北周的王室，其實都是從六鎮起兵而來的。但這個過程跟當時的羅馬覆亡不一樣。蠻族入侵以後，羅馬人和羅馬文化就沒有了，羅馬文明是後來通過文藝復興重建的。而中國不一樣，南北朝之後是隋唐盛世，進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先後融到中華民族裏面來了，中華文明因此而一直延續。
《資治通鑑》的學術性與資治性
司馬光作為一個政治家、學者、史學家，他起初是想寫一部翔實的歷史，同時具備學術性。《資治通鑑》的編修是獲得北宋朝廷支持的，宋英宗、宋神宗都曾撥款。宋神宗還親自作序：“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於户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資治通鑑序》）這個序言勉勵有加，而且闡明瞭讀史、編史的意義。得到兩個皇帝的支持，又有主編司馬光高度自主的個人意志，加之團隊的合作精神，前後耗時19年之久，因此該書的高水平、高質量得以保證。
《資治通鑑》浸透了作者為官為學的閲歷與經驗。主編個人有學識與獨斷能力，編纂團隊專業高效，這兩方面的長處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史學著作，是一般官修正史體制所不能比擬的，也是後世以個人之力無法完成的。
司馬光同時又希望這本書具有資治性，讓後人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還能得到一些借鑑。誠如宋元之際著名學者胡三省所言，修身、治國、為官、處世，道理都在其中。有智慧，有操守，有權變，有理想。即使編纂者不無侷限，但是，書中所提供的翔實而經過專業考訂的歷史記載，則努力做到了準確可靠，從而達到了史才（敍事之才）、史學（博採眾書）、史識（非凡見解）、史德（道術合一）相統一的境界；史事與智慧相統一的境界，也是經與史合一的境界。胡三省就《資治通鑑》對“經”“史”關係有一段評論：“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胡三省的這段話，不僅僅是辯白經史之輕重，而且在闡明“道”（道理、原則）與“術”（操作技巧）之間的關係。曾國藩説，《資治通鑑》不僅能夠“窮物之理”，而且還能“執聖之權”。在史以載道的同時，不乏權變與謀略，也是《資治通鑑》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
總之，《資治通鑑》是一部經典，藴含着先人們豐富的治國理政得失和社會人生經驗。
明末清初大學者王夫之在《讀通鑑論》卷末説，《資治通鑑》這本書觀歷代興衰，識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提升自己（自淑），與人分享（誨人），因為與聖賢對話、與經典對話，體悟了其中的智慧與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樂），這三重境界，可以成為我們品讀《資治通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