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漢朝最有作為、也是最出名的皇帝，漢武帝劉徹給後世留下了赫赫武功，也留下了一個“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華夏底氣。在這“武功”之中，最出名莫過於漢朝與匈奴之戰，這個自春秋戰國時就一直是中原心腹大患的遊牧帝國，被漢武帝打得奄奄一息，最終在漢宣帝時期正式入朝臣服。
而漢武帝除了匈奴之外，同時也在四面八方開拓疆土，南越王趙佗的百越地區、張騫通西域，建立了一條絲綢之路，此外內政：疏通黃河、設立郡縣、賞賜各國使者等等，處處都是要花錢的地方。這還不包括對宗室和手下的賞賜，身為一個豪氣的皇帝，漢武帝對底下人的賞賜是毫不吝惜的，僅在元狩年間立了七歲的劉據為太子後，漢武帝還順便把全國百姓、官員都賞了一遍，耗資巨大。
雖然在漢武帝末年，國家財政已經到了匱乏的關口，可不可否認的是，在漢武帝執政的五十四年時間裏，大漢確實是有錢，那這錢是從哪裏來的呢？普遍説法這是漢文景之治留下的饋贈，漢武帝是花的祖先的錢來成就自己的好名聲。
可要記住一點的是：秦始皇、隋煬帝的遺產可比漢武帝要多多了，結果也花了不過二十年就敗光了，所以漢武帝的錢，一部分是吃了祖先的福廕，但也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漢武帝懂得“斂財”的道理，也就是上面所説的“創造國企”的辦法
漢武帝繼位二十年後，由於對外戰事的節節勝利，文景之治留下來的遺產早就花得差不多了
公元前133年，漢武帝派李廣、公孫賀、王恢、李息、韓安國五將軍率三十萬大軍深入漠北，以商人聶壹為間諜，引誘匈奴發動大軍南下侵略，漢軍設伏在馬邑打伏擊，結果漢軍的埋伏被匈奴看穿，三十萬大軍失望而歸。馬邑之謀是漢朝自劉邦之後，第一次對匈奴全面出擊的大事件，雖然漢匈雙方沒有爆發戰爭，可是遮羞布已經被扯掉，從此漢匈之間爭鬥不斷。
在經過了數代準備下的漢朝，經濟實力終究比匈奴要強得多，十年戰事裏，漢武帝不但收回了被匈奴奪取的河套地區和河西走廊，還威懾使得匈奴渾邪王等一批高層領導投降，很快地，漢朝的國庫就開始見底了，漢武帝除了要應付匈奴戰事外，在河西設置河西四郡，遷移百姓去河套地區駐守，修秦末長城等等，還得用金銀財寶來賞賜匈奴諸王，文景之治留下的財富已經快用光了。
而且在內政上，漢武帝也面臨着入不敷出的情況：
漢初建國，民生凋敝，百業待興，劉邦又多次征討異姓諸侯王和匈奴，更是把本來就窮的漢朝搞得更窮，呂后執政期間實行無為而治，重農抑商和輕徭薄賦，儘量地提高農民的耕作量和地位，抑制商人的發展；
到了漢文帝時，國家的糧食收入是有了保障了，可貨幣流通率不高，國家光有糧食沒有貨物是不行的，所以漢文帝時開放各地“關卡”，允許商人進去山澤叢林和互相往來，如此一來，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
由於繼續沿用“無為而治”的方針，對商人沒有采取過多的遏制手段，任由其自由發展，社會上很快就出現了寡頭集團，商人壟斷各類貨品買賣，把控着國家的收入，開始了官商勾結，兼併窮苦農民土地等等；
漢朝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允許農民自由買賣自己的土地，而官僚、地主、商人則通過自己所有的政治、經濟能力，以各種手段威逼利誘買下農民的土地，而在這些兼併土地沒有被查出來之前，朝廷對商人的徵收税也保持着較低的水平，至於官僚們多是漢初功臣之後，有功而享有免税的權力。
雖然農民和商人一樣都是屬於交税低的羣體，可是農民只能守在自己一畝三分地上，頂破天也製造不了大財富，而商人卻可以以各種貨品囤積斂財，長此以往貧富差距越來越拉大，土地兼併矛盾也越來越嚴重。
一來二去，本來承擔着國家主要賦税收入的農民，因為天災人禍而不得已飲鴆止渴，靠賣出土地先得以求生，對後續朝廷的徵税自然無法供應得上，而商人們佔有大量土地，可是所交的税基本和農民差不多，再加上官僚不用交税。到漢武帝時期，漢朝的貧富矛盾嚴重激化，税收效率又低下，社會矛盾尖鋭，多次爆發了小股農民起義。
税沒得收，百姓又流離失所，國家大部分財富都掌握在官僚、商人手裏，照這樣下去，別説對外征討了，單是應付國內的農民起義都夠頭痛的了。
西漢哲學家董仲舒對此情況就痛心疾首，也憂心忡忡，借秦朝土地制度為由，勸諫漢武帝取消土地私有制，以遏制土地兼併的情況發生：
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裏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食貨志》
至於那些文景之治留下來的遺產，包括漢武帝通過各種不當手法的斂財：提高農民賦税、賣官鬻爵、強徵口賦等等，也不過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應付日益繁重的國家支出。
一分錢難倒英雄漢，為了保障國內穩定和外部安全，漢武帝不得不從商人集團下手，實行“鹽鐵官營”的國營企業
雖然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併兼之路”的主張，以限制百姓名下土地的辦法來控制土地兼併，但這種辦法是見效慢、利益久的療法，屬於慢工出細活，可當時漢武帝所面臨的卻是種種迫在眉睫的問題，解決土地兼併只能先靠後，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財富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漢武帝把目光放在了當時的國家商業命脈上——鹽、鐵。
在古代，鹽、鐵行業是屬於暴利行業，基本上掌握了這兩個行業的人，就等同於國家的財神爺了，在漢朝時鐵器開始興起，各行各業都需要鐵器，特別是國家軍隊所用的兵器，更是商人販鐵的大户，而鹽也是百姓家必備的日常用品，漢朝佔了漁利的沿海地區，煮鹽成本不高，完全就是低成本高收益的買賣。但由於漢朝對商業税收得不高，所以商人們在掌握了這兩個經濟命脈後，每年謀取的利益數額十分巨大。
當然在這些商人中，也有不少是國家官員和功臣之後，包括了漢朝宗室，這些商人集團靠着鹽鐵私營嚐到了甜頭，肯定不會那麼容易就放手的，為了避免鹽鐵官營而引起商人集團的不滿，漢武帝動用了中央官大農丞東郭咸陽和大農令孔僅來主持鹽鐵官營的政策，而在他們背後的謀士，則是同樣為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作為商人集團的一員，三人對鹽鐵利益的要害部位自然是輕車熟路，他們為漢武帝獻上了四條政策，條條切中時弊，正中要害：
鹽、鐵營業全部由政府管理，收入充作賦税；
當地官府招募鹽户製鹽，給予煮鹽用具和各項費用，不允許商人插手；
各地有販賣私鹽的活動嚴查嚴懲；
各地設立鐵官，專門負責管理鐵器買賣。
如此一來，商人集團牟利的手段就被收回給了政府，僅在實行鹽鐵官營的當年就為漢武帝收回了鉅額賦税，其出兵的軍費和國家開支大多依靠鹽鐵收益，史稱“以億萬計，皆鹽鐵之福”。不過商人集團利益受損，自然也不會善罷甘休的，朝廷上的反對聲四起，紛紛要求漢武帝罷黜東郭咸陽等人，恢復祖宗制度，繼承“無為而治”。
可是急需要錢的漢武帝已經不可能把鹽鐵命脈再交給商人集團了，而他本人也比較狠，將東郭咸陽和孔僅罷了官後，對一些依舊要求恢復祖制的不開眼人士，則動用了酷吏張湯，誰再要求“無為而治”就下獄拷打，也確實禁住了一批反對派，為漢武帝繼續實行鹽鐵官營積累財富打通了道路。
在鹽鐵官營獲得了財富後，漢武帝對匈奴的戰事也節節勝利，但匈奴威脅雖減，可要錢的地方還是有很多的，所以漢武帝必須繼續弄錢
剛開始的鹽鐵官營，針對的不過是社會上有鹽鐵利益的商人，接下來漢武帝在元鼎四年實行的五銖錢貨幣，就更是把全國所有有錢人都針對了。因為自建國以來，漢朝的貨幣一直都不穩定，反反覆覆的，從劉邦時期的莢錢，到呂后時期的八株錢，再到文帝時期的四株、武帝時期的三株三分錢，前後歷經十次變化。
在貨幣不穩的情況，民間開始私自鑄錢，雖然各位皇帝都禁止過私錢，可根本就制不住，民間物品沒有一個完整的貨幣制度來管理，物價有時飛漲有時又下跌，物價不穩使得民怨鼎沸，到最後文帝都放棄了抵抗，允許大臣和宗室私自鑄錢，在其封地內使用，吳楚七國之亂時，勢力最雄厚的吳王劉濞，就是靠着鹽鐵私營和私鑄貨幣獲得了巨大的軍費開支。
為了制止私自鑄幣，漢武帝先開始推行白鹿幣，就是以皇家上林苑特有的白鹿皮為指定貨幣，一皮值錢四十萬，規定全國都要使用，不得用其他貨幣交易。沒了鑄錢特權的商人們怨聲載道，而且漢武帝也有點過了，白鹿皮定價過高又沒有小額貨幣流通，百姓交易很難找換，也引起了民間的反對，就連深受百姓稱讚的清官顏異都公然反對漢武帝的貨幣政策，結果又是被張湯給定了個大罪處死了。
顏異被處死後，商人們也只能禁聲了，加上漢武帝后期也改制了白鹿幣，實行上林三官五銖錢，隨着外部局勢的穩定，國內的經濟也開始安穩了下來，這也讓商人集團只能打碎牙往肚子裏咽，任由漢武帝抽空他們的骨血了。在幣制改革之後，漢武帝繼續將手伸向了商人的口袋裏，頒佈了算緡令，緡就是用來穿錢的繩子，算緡就是要徵收財產税。
漢武帝規定商人財產中每兩千錢為一緡，徵收12錢，税率比文景時期多了4%，而手工業作坊主和金屬冶煉者等小工業人士，則四千錢為一緡，同樣徵收12錢，税率為3%，由於商人比較有錢，所以算緡令主要針對的還是商人、高利貸這類暴利行業。而且張湯還建議漢武帝實行告緡令，就是鼓勵告發那些不如實報告財產的人，一經確實就重罰，財產一半充公，一半歸告密者。
也就靠着對商人的剝削，漢武帝終於完成了對豪門的打擊和保障了國家收入，此後漢武帝文治武功皆成，而一大批商人就成了國家發展的基石，被漢武帝踩着一步步地往上爬。
總結：漢武帝多次對外征戰，以金錢收買四方勢力，導致了財政緊張，雖然他通過了私營官化的手段來收攏財富，可這是犧牲了商人的利益而得到的，漢武帝僅僅做到了開源，卻沒有節流
商人們在漢初各項國家政策的開放下獲得了巨大的財富，本來是應該回饋國家的，可畢竟商人重利，在戰事吃緊、百姓流離失所時還死摳死摳的人不在少數，漢武帝用強硬的手段把他們的財富和斂財途徑收歸國有也無可厚非。可是漢武帝卻沒有從根本解決內部矛盾，比如土地兼併的情況，直到王莽時期還存在着，百姓依舊貧困，沒有從國家改制中獲得什麼利益。
至於鹽鐵官營的政策，到後期也瀕臨崩潰，漢昭帝劉弗陵時期就因鹽鐵問題而受到了猛烈抨擊，漢元帝時期更是在官營和私營的問題上搖擺不定，一會私營、一會官營，給國家財政造成了不小的混亂，可以説漢武帝通過取財於商的辦法，完成了自己的大業，可對於後續各項工作卻沒有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再加上漢武帝為人奢侈過度，到其晚年，國家財政又循環到了剛開始執政時那樣內外交困的樣子，匈奴問題還是沒有徹底解決，這就是漢武帝個人的短視所造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