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新華社
缺少項目經費，博導不敢招生：謹防導師博士關係“為錢所困”
半月談記者 蔣芳 邱冰清
繼考研熱後，考博熱正在興起。有數據顯示，2022年碩士研究生選擇“國內繼續學習”的佔比11%，顯著高於2021年的4.3%。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學生考博熱、考博難、延遲畢業多的同時，博導招生也不易。有的導師覺得招生指標太少影響科研產出，有的則苦於經費不足可能要自掏腰包發補貼。我國博士生招生、培養工作如何進一步提高質量，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值得關注。
缺少項目經費，博導不敢招生
前不久，江蘇南京某大學一位博導陷入了“到底要不要招新博士生”的糾結：招，要給學校交一筆培養經費，再由學校以津貼形式按月發放給博士生;不招，連續幾年沒招生，學校可能會暫停自己的博導資格，或將招生名額分配給其他學院。
博導招生為錢發愁?福建廈門某大學講師袁菲(化名)以其所在專業為例介紹，一名博士生每月領近3000元補助，一半由學校承擔，另一半則來自博導上交學校的經費。“4年下來就是六七萬元。有的博導能一次性交清，有的則選擇一年一交。”袁菲説。
據瞭解，早在2007年前後，某些高校就出台過“導師出錢給研究生或博士生髮助研經費”的規定。為此，一些導師選擇少招生或不招生。半月談記者調查發現，在“博士生助研經費”的承受能力上，部分課題經費不太充裕的博導，確實壓力不小。
袁菲給半月談記者算了一筆賬。一位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文科博導，如果項目經費為20萬元，扣除管理費，大約還有十七八萬元，按較低的標準招一個博士生“花掉”6萬多元，剩下的11萬元要覆蓋該項目三五年的研究，可謂捉襟見肘。
對於“交不出經費”的博導，有的學院會自己協調，當學院層面也難以覆蓋，學校會進行“兜底”。對於博導來説，就算最後不至於被停了博導資格，但整個催交費過程還是“有損顏面”。
當然，不缺經費的博導也不少，有的人還在呼籲增加博士生指標。
導師博士關係出現異化苗頭
在一些高校，無項目不博導，無經費不招生。值得警惕的是，由於項目、經費等原因，部分導師與博士生的關係出現異化苗頭。
——有的財大氣粗，有的捉襟見肘。
南京師範大學碩導王俊(化名)説，對於博士生補助的費用，“文科導師捉襟見肘，理工科導師覺得九牛一毛”。王俊的導師曾與一位工科博導聊到項目經費，該工科博導説：“你們文科一個項目20多萬元，我隨便一個項目就是2000萬元。”
半月談記者瞭解到，雖然部分文科老師能有不少橫向項目，如政府項目等，不愁經費，但多數文科老師主要依靠縱向項目，如國家社科類、教育部、省社科項目，這類項目中標率低、經費少、結項速度慢。“有的老先生乾脆不招生，找手上沒課題的年輕老師幫忙，比博士生好用，花費還少。” 王俊説。
還有博士生説，一些很想讀博的學生主動提出自己交這份錢，搞得導師有些為難。
——有的導師覺得自己像個“跑項目”的，博士生覺得自己像個“打工仔”。
有高校老師表示，理工科有所謂“大老闆”和“小老闆”，前者出錢，後者出力。“小老闆”多為助理教授和“青椒”(高校青年教師的別號)，負責帶博士生，博士生帶碩士生。一些理工科博士生入學後可直接參與博導的科研項目，做實驗、寫論文、申請專利等，還能帶碩士。而文科尤其是歷史、哲學等，博士生在博導的科研項目中能做的有限，如資料蒐集、整理等，博士生需要在博導的學術訓練下具備學術素養與能力，二者更像“帶教”關係。
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坦言，90多歲高齡的廈門大學教授、著名國際經濟法學家陳安先生，曾向他反映這種情況並呼籲進行改革。周漢民認為，這種做法將對師生關係等造成嚴重損害：只要有錢，哪怕學術水平一般，就能獲得招生資格，這會導致博導花更多精力在爭項目、跑關係上，而不是靜下心來做學問。這一制度在人文和基礎學科更容易造成逆淘汰。
讓博士教育更具學術含量
4名“雙一流”大學博士入職基層崗位，中外名校博士在中學招聘公示榜上“扎堆”……近年來，一些博士畢業生的職業選擇引發關注。
相關數據顯示，2022年我國博士招生人數將突破13萬，在讀博士生約56萬人。同時，博導隊伍也在擴容，即便博士生持續擴容，生師比仍在不斷降低，2010年為4.37∶1，2018年下降至3.68∶1。
1999年，我國將博士生導師的審核權下放到培養單位。博導雖然不是職稱，但事實上已經成為高於教授、低於院士的教師職銜，許多教師將成為博導作為奮鬥目標。此外，不少高校將增加博士授權點和多招博士研究生作為高水平的象徵，不斷擴充博導隊伍，年年都要增評博導。
一提到科研成果，部分高校老師談論的不再是學術原創價值如何，而是先看課題、基金如何，到賬經費如何。一些學生也只是因為沒有找到工作來讀博，實際上並不喜歡也不打算做科研。“為了經費申請項目的博導，與為了畢業做項目的博士，學術熱情肯定是比較低迷的。”一位高校學者説。
擴招應有度，質量更重要。正如清華大學原校長王大中多年前所説，博士招生必須考慮社會需求、科研投入、導師力量、辦學條件等，加強對博士生教育規模的宏觀調控。同時，要以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為中心，促進博士生教育規模、質量、結構效益協調發展。
（刊於《半月談》2022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