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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劉伯承，你會發現劉帥的頭銜有很多，而且都非常的光彩奪目，也都非常的有分量。但除了這些，劉帥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頭銜，那就是翻譯家，在那個我軍急缺各類人才的時候，劉帥肩起了譯製俄文材料的工作。
劉帥被稱為“軍神”，除了是對他指揮作戰的高度評價，還是他繁忙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而劉帥的翻譯工作，就安插在繁忙的軍事指揮的間歇。因此在劉帥翻譯的序和附言中，常常會出現“於前線”、“被敵人的槍炮壓迫着”等字樣，劉帥也被冠上了“火線上的軍事翻譯家”、“馬背上的軍事翻譯家”等美名。
1927年，劉伯承元帥遠赴莫斯科留學。當時已經過了而立之年的劉帥，到達蘇聯後，以驚人的毅力克服了語言交流上的困難，還在俄語上有了很深的造詣。1930年，劉帥回國後，便擔任了專司軍事翻譯的軍委編譯科長。
當時工作多，工作人員卻非常少，劉帥便根據實際情況判定挑選最緊迫需要的書籍材料進行翻譯。在這期間，劉帥先後組織翻譯、校譯了《游擊隊怎樣動作》、《蘇軍步兵戰鬥條令》、《蘇聯紅軍政治工作條例》等著作，為中國紅軍的正規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1932年春，劉帥開始擔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在這期間，他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戰鬥條令。9月，劉帥出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再次回到了戰場上，雖然面臨高強度的指揮作戰，但劉帥仍在前線翻譯了《蘇聯的山地戰鬥》、《戰鬥勝利的基本原則》等軍事論著。
後來紅軍長征，在幾乎天天作戰，各項條件都沒有辦法保證的環境下，劉帥依舊沒有停止他翻譯俄文軍事論著的工作，在長征途中，完成了《蘇軍參謀業務》的翻譯與校正工作。
在緊隨其後的抗日戰爭中，面對日寇的步步緊逼，在艱難的抗戰歲月裏，劉帥依舊堅持翻譯工作，翻譯了大量的軍事論著。
1940年3月，《蘇聯步兵戰鬥條例》幾經輾轉到了左權的手上，雖然是俄文版本，但是左權依舊非常興奮，在看過一遍後，立即派人給劉帥送了過去，並向劉帥提出了合作翻譯的請求。
劉帥深知這本書的重要性，《蘇聯步兵戰鬥條令》不僅集中了蘇聯紅軍作戰經驗的精華，而且折射着世界軍事發展的趨勢。得到這本著作，劉帥如獲至寶，不顧指揮作戰的勞累，立即提筆譯出了第一章，與原著一起送回，請左權校正。
左權在看過劉帥翻譯的第一章後，便立即開始了第二至第七章的翻譯工作，剩下的第八九章及附錄部分，由劉帥負責。劉帥翻譯這本書的時候，正是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的時候。劉帥在取得斃傷日、偽軍7507名，收復縣城9座的戰績之餘，還完成了全部的譯製工作。
1942年5月25日，左權將軍在遼縣麻田掩護八路軍總部轉移時不幸壯烈犧牲。後來劉帥完成了全部的翻譯和校譯工作，並在《蘇聯步兵戰鬥條令》譯版的序中寫道：“回答左權同志生前的希望。”以此懷念左權。
劉帥不僅擔任大量著作的直接翻譯工作，還承擔了大量的校譯工作。在承擔翻譯《蘇聯步兵戰鬥條令》工作的同時，劉帥還接受了校譯《合同戰術》(上部)的任務。這部著作，先在延安譯出，而後突破敵人重重封鎖，送往太行山交由劉帥校正。
這部書的校譯工作，恰好經歷日軍對根據地的大掃蕩，而且是前後經歷了三次。劉帥也是在指揮作戰之餘，利用一切時間進行校譯工作，沒有桌子，就趴在牀板、炕頭上工作。白天沒有時間，就晚上在煤油燈下校正。劉帥由於謹慎左眼，而且也有問題，劉帥便在昏暗的燈光下，拿着放大鏡，逐字逐行的校對。
1945年，正值上黨戰役的關鍵時刻，劉帥又開始並完成了《合同戰術》（下部）的校譯工作。劉帥真的可謂將軍與學者集於一身，既能從容地指揮戰鬥，令敵人聞風喪膽；又能以“談笑靜胡沙”的從容氣度，在戰鬥的間隙完成翻譯工作。因此劉帥又被人們稱為“戰壕裏的軍事翻譯家”。
1946年12月16日，《合同戰術》出版的消息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文中評價道：“這是劉伯承將軍殲滅蔣軍11個旅（師）之外又一重大貢獻。”
劉帥在翻譯工作上的確是古今罕見，他作為一系列重要戰役的最高指揮員，能在烽火連天，戰報不斷的工作條件下，擠出時間，而且還能夠從容不迫的完成累計數百萬字的翻譯工作，在古今中外的戰史上，都是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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