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乾教授（中國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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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元宵節剛過，他就把御書的“為君難”三個大字，掛在了養心殿西暖閣。眾所周知，養心殿西暖閣是雍正為父皇康熙服喪期間召見大臣、處理朝政的地方。
雍正為什麼説他當皇帝，就“尤為難之難者”？有的方面，他做了解釋，有的是他的隱衷，無法説出口。簡單説，雍正所説的“為君難”，就是雍正執掌大清國所面臨的三大壓力。
01 來自繼統的強烈質疑
雍正即位當了皇帝，但他拿不出康熙生前傳位給他的令人信服的諭旨、詔書，加上康熙晚期近二十年的儲位之爭捲進去的皇子、大臣實在太多，因此他即位後承受着與一般君主不一樣的繼統壓力，質疑他、抵制他得位不正的王公大臣絕非個別，而是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團體。這種抵制在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間表現得最強烈。
不但廉親王允禩，貝子允禟、允?質疑他，就連他的同胞弟弟允，回京奔喪時，也明確提出要看康熙的傳位詔書，表明對雍正即位的質疑。
▲《
步步驚心》劇照
這些質疑的影響通過兩個方面表現出來。
雍正一是擔心自己的皇位不穩，被奪了去，二是擔心反對他的人謀害他。
雍正幾次上演“讓位”鬧劇。雍正三年三月，當在西北負責看守允禟的都統褚宗向雍正密報允禟在西北收買人心，大得軍民擁戴時，雍正硃批説：“他們如果真能收服天下，朕實既高興又慚愧，就把皇位讓給他們啊。”這樣的硃批顯得雍正不那麼自信。
半年後，雍正在西安將軍、宗室貝勒延信奏摺上硃批：
朕躬頗安，竟發福了。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輕易挺過去。
雍正沒有想到這三年能夠輕易挺過去。這話説得很直白，也説明他面臨穩固皇權的極大壓力。
雍正甚至擔心自己被允禩等反對他的人謀害。一次，他對大臣們説：“朕受皇考付託，則朕之一身，上關宗廟社稷，不得不嚴加防範。允禩在皇考時毫不遜順，恣意妄行，至今仍然不止。
皇考與允禩是父子君臣的關係，朕與允禩等人是兄弟關係，允禩可以置君父大義於不顧，又豈能在意我這個皇帝哥哥？朕豈能不顧念祖宗的社稷江山？”
為防範別人加害，他幾乎不敢離開京城，而年羹堯、隆科多也
屢次提醒他“諸王有變”，説白了，就是這些兄弟對他當皇帝不服，預謀推翻他，為此他即位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秘密立太子，就是為了讓反對他的兄弟們斷了覬覦皇位的念想，
正告幾位兄弟：即便我雍正有什麼不測，大清的江山仍由我的太子接班。
同時，他把這幾個兄弟進行空間上的區隔，讓他們無法在一起謀事。
雍正的繼統壓力大約持續了四五年之久，直到處死允禩、允禟後，才大體告一段落。但民間仍然議論紛紛。曾靜謀反案出來後，
在偏遠的福建的一個縣裏，還發生一件“三王讓位”的案子。
雍正八年七月，福建學政戴瀚在漳州府進行歲考完畢，路過上杭縣時，有個自稱童生、年近三十，曾在該縣衙門當帖寫書辦的叫範世傑的人，攔路向戴瀚投遞呈詞，戴瀚以不是放告期為由拒絕接收。過了幾天，到了放告期，範世傑向戴瀚投狀子。戴瀚以為是士子之間有什麼爭執的事，但一看呈詞，發現竟然是説曾靜之案，更讓戴瀚感到震驚的是，狀子裏還有這樣一段話：
皇上三兄有撫馭之才，欽遵父命，讓弟居之，而聖君不敢自居於是，三揖三讓，而後升堂踐天子位。
意思是説，康熙本來是讓誠親王允祉即位，但允祉把皇位讓給雍正。由於此事發生在偏遠的福建，又是講皇位傳承的大事，戴瀚不敢私下處理，只好向雍正密奏。雍正接報後令戴瀚同福建總督、巡撫一同秘密審理。戴瀚問上書人，康熙去世、雍正即位“授受之際，正大光明，你的話從哪裏來”？他回答：“聽見城裏人人都是這麼説的。”戴瀚問：雍正六年十一月頒發上諭，“宣示皇上繼統登極之事，甚為著明，你可曾見過嗎”？範世傑説他見過。
此時，曾靜的案子牽涉呂留良的部分還沒有處理完，雍正也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硃批做低調處理：所奏甚屬可嘉。地方大員果一一將此等事概不隱匿消滅，此等棍徒匪類，何患不淨盡也。但覽其呈詞，乃一不安分、希僥倖之小人，亦無甚悖逆不法之意，究問得情則已，非鋪張徹底之事，將此諭亦令督撫知之。
戴瀚將雍正關於秘密審訊的諭旨傳給福建總督、巡撫後，三人又在總督衙署對範世傑進行秘密審訊。審完後，三人聯銜密奏，説該案應判範世傑流三千里。徒流人犯歷來由一個省的最高司法官按察使向刑部題奏，但如此一來，這個案子豈非盡人皆知？不符合秘密審理的要求。應如何判處，戴瀚請雍正指示。雍正硃批：押交原籍，命範世傑朔望宣講《大義覺迷錄》。
“三王讓位”這個案子説明什麼？説明儘管事實上雍正的江山已經穩固，但關於他得位不正的傳聞並沒有停歇下來。
而且，雖然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發佈的歷史最長諭旨為他即位定了“標準”答案，但民間仍不相信出自雍正諭旨的這個傳位“答案”。
02 康熙，難以跨越的高山
雍正的“為君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他的父皇康熙是一座難以跨越的高山。康熙八歲即位，十四歲親政，在位62 年，實際執掌大清國55 年。更重要的是，康熙在數十年的皇帝生涯中，在臣民中樹立了絕對高的威望，這種威望不但來自康熙的雄才大略，更來自康熙所説的，數十年“心為天下耗其血，神為天下散其形”。
▲康熙
用雍正的話講：父皇是神一級的皇帝，自己事事不如皇考。
這絕非雍正謙虛，也不是對父皇康熙的溢美之詞，堪稱一種實際的表達。因此，雍正即位之初乃至很長一段時間，他能夠打得最響的牌就是父皇。雍正在即位詔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我皇考臨御以來，良法美政，萬世昭垂，朕當永遵成憲，不敢稍有更張，何止三年無改。
——《世宗憲皇帝實錄》
雍正即位詔還説：朕的兄弟子侄甚多，朕一定讓你們共享昇平好福。即位詔書代表新皇帝的施政綱領，在滿朝懷疑聲中，雍正的這個承諾，也是一份安民告示，甚至是他即位後得到臣民支持的先決條件。因而，雍正即位之初，他面臨極大的壓力——
王公大臣自然會把新皇帝的每一個動作與康熙相比較。
果然，康熙去世尚不到百日，雍正還在服喪，朝野就對他議論紛紛，説他任用私人，對兄弟很殘刻。雍正不得已為自己辯護説：“外間匪類，捏造流言，妄生議論。發遣一人，就説朕報復舊怨；擢用一人，又説朕恩出於私。今諸王大臣具在，朕所用之人，何私之有？天子簡用所知之人，乃分內之事，非臣下所可妄議也。還有的説朕對待兄弟很殘刻，殊不知朕諸弟兄家，有奸惡太監數人，用種種辦法引誘他們的主子，如果公開審理，勢必會牽連到朕的兄弟們，朕顧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將這些奸惡小人發遣遠方，而有人就説朕陵逼弟輩。”雍正重申：
《魯論》有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朕受皇考鞠育教誨深恩四十五年，今承大統，惟思永永無改，何止三年…… 朕仰體皇考聖心仁愛慾保全爾等之意，實出於至誠。
宋代政治家歐陽修專門作《為君難論》，特別提出：“語曰為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終雍正一朝，質疑他用人的聲音，從未斷絕過，不是説他喜用新人，就是説他用人太快，退人也太快，官場像走馬燈一樣，更重要的是把一批奔競之人抬到了前面。雍正一一辯駁，他説：“朕所用之人，都是聖祖皇帝的舊臣，朕不過由侍郎用到尚書，由尚書用到大學士。説朕喜用新人，可乎？還有的無知之徒説朕進人太驟，退人太速者。朕在藩邸時從未與外廷諸臣往還，即便有認識的也非常少。
等後來即位後，有內外員缺，難道能不用人，空着崗位嗎？因為平時朕沒有認識的人，不得不在更廣泛的範圍內選用，等用了之後觀察其人，實不可用，又不得不換人。故大自督撫提鎮，乃至於道府參遊州縣，每一缺出，朕將吏兵二部月折，翻閲再四，每至終夜不寢，必得其人，方釋然於中。此為君之難，實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
雍正二年，雍正用黃叔琳為浙江巡撫，但黃叔琳到任不足四個月，雍正就把他罷免，一時引起非常大的波瀾。雍正又為自己辯護。
黃叔琳是清代很有名的學問家，是康熙三十年一甲第三名進士，俗稱探花，當時年僅二十歲。任山東學政時，他獎掖人才，與著名小説家蒲松齡過從頗密。雍正初年他任江南鄉試主考官，博通經籍 的考生多被取為舉人，“儒林文苑名臣，多出其中”。後黃叔琳調任吏部侍郎，受命同兩淮 鹽政赴湖廣酌定鹽價，革除陋規，當地商人百姓為他樹碑立傳。也許是看中黃叔琳是個人才，雍正二年二月，雍正將他外放為浙江巡撫。
黃叔琳到任後，正趕上浙江鬧水災，因此他奏請免除嚴州府所屬建德縣等錢糧，隨即又奏請旌表貞節，雍正對此很不滿意，説黃任巡撫以來凡事不公正辦理，所奏事情不誠實，朕很懷疑他。但這樣的事，仍然不足以讓黃叔琳丟官。巧的是，此時有人上密奏參劾黃叔琳。按照正常處理程序，遇到參劾的摺子，雍正應該讓被參劾者黃叔琳“明白回奏”，即給人講清楚的機會，然後再視問題的嚴重程度決定下一步處理辦法。雍正沒有這樣做。他把參劾人的姓名裁掉，把參劾折交給大臣討論。
大臣一看，參劾的內容主要是兩件事。第一件是黃叔琳庇護海寧鄉紳陳世侃。海寧陳家是清代有名的大姓巨室，陳世侃兄弟四人，三個兄長都是進士，而陳世綰更是民間傳説的“陳閣老”本人。著名武俠小説大家金庸先生也是海寧人，他的小説《書劍恩仇錄》就圍繞乾隆身世展開，並杜撰了陳世綰的三公子，即乾隆的親弟弟陳家洛這個人物，説他繼任紅花會總舵主後，想與乾隆帝共同成就恢復漢家天下的宏業，而熱戀陳家洛的香香公主為此犧牲了自己的愛情，身侍乾隆，欲助陳家洛一臂之力，但不幸失敗自刎，葬於“香冢”。當然這是小説家的杜撰。
▲海寧陳家
參劾書講，陳世侃的家人與人發生糾紛，陳世綰寫信給黃叔琳，請他照顧。而身為浙江巡撫的黃叔琳，竟然在審案時，把民人賀懋芳亂棍打死，而讓陳世侃坐在後堂觀審。此事激起民憤，百姓三次罷市。第二件事，黃叔琳在審理湖廣鹽務時，收受商人吳雨山的賄賂。由於雍正把參劾人的姓名隱去，大臣們對消息來源無法確定，也就無從判斷真偽，故都不表態。
雍正見狀，説：“黃叔琳前差江南主試及任吏部侍郎時，聲名頗好，故用為浙江巡撫。任命下來後朕屢次召見他，觀其神氣頓異，言語浮泛，跪聆訓旨，總不安詳敬聽。及到任後舉薦不公，敷陳不當，密摺奏請之事，多屬支離，朕頻降嚴旨，他竟然置若罔聞。今覽此奏，大概真確。事情雖然屑小，但他初蒙委任，便如此放肆，將來何事不可為？”命將黃叔琳解任，由布政使佟吉圖署理巡撫印務，庇護陳家事情，交杭州將軍安泰、署理巡撫佟吉圖審理。雍正還責備 御史為什麼不參奏！
真正觸怒雍正的是，黃叔琳上密奏之前，先請託在廷諸臣向雍正奏聞，試探雍正的意向，當得到肯定後黃叔琳隨後上折。雍正認為，黃叔琳的做法是對他不信任，也是搖惑他的主見。雍正解釋説：“黃叔琳自到任以來，朕沒有説他一個是字。豈能因朕誤用，就讓他貽害地方？”
隨即將其革職。
此時距黃叔琳到任僅四個月。巡撫乃一省最高行政長官，浙江又是非常重要的省份，雍正在一年之內，換了三個巡撫，而黃叔琳到任僅有一百天，就被革職。這引起很多議論。
雍正一再辯解：因為黃叔琳聲名好，所以朕用他，但他到任後如此行事，又焉得不行罷斥？乃謂朕輕用輕舍，可乎？案件經安泰等審理，並沒有查出黃叔琳庇護陳家的事實。雍正帝為此斥責安泰矇混結案，將黃叔琳革職嚴審，不久又將其抄家，罰赴浙東監修海塘工程。雍正十年，黃叔琳返回京城。乾隆即位後起用黃叔琳，並將黃家抄沒房產賜還。當時黃叔琳的祖母年已九十二歲，率孫、曾輩謝恩。
康熙時期，封疆大吏在一個地方任職，少則四五年，多則十幾年，是為了避免“官如傳舍”的弊端。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封疆大吏換得非常快，這有客觀原因，也有雍正主觀上“新人新氣象”的考慮。但人換得快、換得勤，就會有一些議論。雍正做了很多解釋工作，希望取得臣僚的理解與支持。
康熙在臣民中樹立了崇高的形象，他的很多做法帶有祖宗家法的性質。
因而，雍正想實施任何新的舉措，都要冒破壞祖制的風險。這也是雍正要面對的挑戰。
雍正五年正月，河道總督齊蘇勒等疏報，去年十二月黃河澄清六百餘里，這是幾百年罕見的嘉瑞。王大臣（總理事務王大臣）據此恭請雍正升殿受賀。雍正謙虛一番。不久又有河南巡撫田文鏡、漕運總督張大有等陸續奏報，黃河之水澄清，遠跨陝西、河南、江南、山東四省之境，經歷二十日之久，誠亙古以來未有之瑞。
大臣一再奏請雍正應該接受天下臣民的祝賀。雍正説，天下事務巨繁，不是皇帝一個人所能處理，這是君臣努力，皇考保佑的結果，應該向皇考康熙帝祭告。於是雍正派人前去景陵告祭。內外大小官員全部加一級。
這時，太常寺卿鄒汝魯進獻《河清頌》，文中引用《尚書》“胤徵”中的典故，其中“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一句雍正大為不滿，説自己即位以來，“用人行政，事事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務，皆皇考已行之舊章，所頒諭旨，皆皇考已頒之寶訓。初未嘗少有所增損更張也……今鄒汝魯所云‘舊染維新，風移俗易’，不知出自何心？亦不知有何所指？且所移者何風，所易者何俗？舊染者何事，維新者何政”？
且《尚書》上的這句話，此處豈可引用？雍正隨即翻出鄒汝魯從前在奉天府尹任內的舊賬，説他並不實心供職，諸事怠忽，聲名亦很平常，轉用為太常寺卿，又因他的弟弟縱容家人生事，被參革職，於是心懷怨望，形於顏色。今有河清祥瑞，“朕並未令臣工進獻詩文”。
雍正認為，鄒汝魯在所進冊頁內出此悖謬之語，顯系譏訕，甚屬可惡，命交與九卿嚴審定罪。鄒汝魯隨即被革職，發往湖廣荊州府沿江堤岸工程處效力。雍正對鄒汝魯的處理，並非單純的“因文治罪”，而是雍正還沒有建立自己的施政體系，他認為自己是康熙事業的繼承者，不願與父皇康熙做區分。但問題就來了。
03 雍正本人的擔當
雍正登基做了皇帝，他感到這是一份沉甸甸的大責任。雍正二年四月，他對大臣們説：
古云：為君難。若只一身逸樂，亦復何難？惟欲繼美皇考之治，則憂勤惕勵，莫難於為君矣。
不久，他又向滿漢大臣當面解釋為什麼“自古為君難，至於朕躬纘承大統，尤為難之難者”。他説：“世祖皇帝以沖齡繼位，聖祖皇帝以八歲即位，一切制度皆漸次創定。朕由藩邸入登大位，四十年來諸凡利弊，悉所目睹，全在朕躬經綸規畫，以為萬世子孫之法。是以朝乾夕惕、兢兢業業，務使寬嚴得中，方可垂之永久。若明知有弊不加整頓，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非治國經邦之道也。朕若竭力整頓，而內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何以為政？”
總之，朕若能為令主，則聖祖皇帝付託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當，則並聖祖皇帝六十餘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朕屢召大小臣工，開誠佈公，淳淳教諭，至再至三，今見爾等居心行事，竟究積習未除…… 而乃以苛求之名歸之於朕。
——《雍正朝起居注冊》
這段話，可以説是雍正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對自己與大臣們的期許和擔當。
大的方面説，是他給自己的歷史定位。
中國歷史屢次上演“三代現象”。入關後經順治皇帝、康熙皇帝，到雍正恰好是第三代。一切制度經過近80 年的運行，基本定型，給雍正留下的施展空間實在有限。雍正不想做庸君，他期許自己做一個“令主”，也只有這樣，才能證明大清江山康熙託付得人，而那些對傳位的種種質疑，都會煙消雲散，歷史總會還我雍正一個公道。也唯有如此，康熙一生的心血才能有持久回報。
但“法久生弊”，任何好的制度實行時間久了，都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弊端。特別是康熙晚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為政尚寬理念，留下許多問題。這樣的現實逼迫雍正必須改變，而且要立即改變。但改變顯然不是皇帝一個人所能完成的，必須有中央和地方的文武大臣的共同努力。而習慣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康熙晚年之政的大臣們，進入雍正時代，有一類官員顯得很不適應，也跟不上步伐；還有一類官員由於自身利益受到影響，進而採取或明或暗的辦法予以抵制。
如此一來，不但雍正的用人遭非議，雍正的為政也受到極大質疑。這些議論、質疑大體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
一個説他苛刻，一個説他操切。
雍正二年四月，因在朝會大典上，刑部司官李建勳、羅植紊越朝章，雍正將二人革職，交刑部治罪。刑部隨即以大不敬罪，將二人判處斬立決，雍正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死。雍正説，他即位以來，立心不以己意輕殺一人。為什麼將二人改為斬監候？就是看官員們是否畏懼法律。如果眾人仍不畏法，秋後定行處決，以為大不敬者之戒。
如此一來，二人就是眾大臣所殺的，不是雍正所殺。後來在青海獻俘之日，見班行整齊，祭壇之日，大臣都很敬謹，雍正説，既然通過整頓司官事件，大臣們都遵章守法了，也達到了整肅朝綱的目的，那麼，這兩個人就不用殺了。但刑部沒有體會到雍正的用意，仍欲照法律辦事。雍正解釋説：“二人之所以可殺，朕是想通過這件事，彰明法律，現在既然人人皆知遵法，是法已明矣，則犯法之人可從寬宥，這是眾大臣生之也。”命將李建勳、羅植免罪釋放，勒令回籍，並行文該地方官勿令出境。
儘管這樣處理，但官員仍然認為雍正苛刻。
雍正以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大刀闊斧推行新的舉措，希望用雷厲風行的手段，一掃康熙晚年頹怠的風氣，從而帶來新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初一，雍正一連發布11 道諭旨，分別訓諭地方文武官員。這11道諭旨，絕非泛泛的官樣文章，而是很有針對性，也切中時弊。更重要的是，雍正説到做到，還親自抓落實，這也讓很多官員牴觸。到雍正即位滿四年，官員仍對此耿耿於懷。
雍正四年十月，他對大臣們説：“又有議朕求治太速者。朕受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實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然於臣下辦理政務，從未嘗刻期促限也，但勵精圖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奮興，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勸勉，庶底於有成。苟此志有或弛，則庶務積而叢脞矣。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覽各處章奏，目不停視，手不停批，訓諭諸臣，日不下數千百言，悉出於至公至正之心。如從前政令果有未協之處，爾等能直陳其非，朕即為改定。此時不言，日後私相議論，發覺之日，必治以重罪。”
正面講，雍正希望立竿見影，快點見成效，但反對他的人説他“操切”，意思是政策出得太快、過於倉促。但雍正有他的抱負和擔當。他對屬下説：“為君難，為臣不易，但知難諸事是矣！為君為臣原是一苦境，不過盡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蒼生，造他日之福耳！”表現出一種難得的擔當。
雍正即位後，無數次與封疆大吏打招呼。雍正元年七月，他在兩廣總督楊琳密奏上的硃批，最能表達一個新皇帝的決心。他講了三層意思。
第一，朕要給你們重新立規矩。
聖祖數十年來所立一切法度紀綱，何一事不盡善盡美，皆緣爾等大吏負恩虛誑，怠忽從事，日甚一日，武備吏治馴至不可問矣……今朕不過將皇考所行之政、所立之法，再宣諭爾等一次，爾等若仍似康熙年間之奉行，恐朕未必能如皇考之寬仁容恕也。身家性命，當再三留心保重要緊。
第二，朕要給你們提要求。
自茲以往，若仍以因循為安靜，以隱飾為愛君，以納賄為要務，以賣法為巧宦，則既負皇考之恩於前，又負朕恩於後，一負而再負，二罪俱罰，恐爾等噬臍莫及也。
第三，為君臣做出歷史的大期許。
朕雖不謂上等聖明之君，亦不為庸愚下流之主。爾等既遇知於此時，要當吐氣揚眉，明目張膽，上以報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為務。
這一切，標誌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也預示雍正執掌江山的13年，定會不平凡。
以上精彩內容節選自《雍正十三年》
書名：《雍正十三年：一個硬漢皇帝的破局之道》
出版社：
百花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