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撕掉“職校生”標籤的表演

在廣州市天河區一所職業學校的排練廳裏，林思想到曾經聽過的一句話：“讀職校學不到任何東西，（學生）就像一張白紙”。2021年，她從江西老家到廣州就讀一所中等職業院校，專業是商務文秘。她幾次聽到親戚們講，讀職校沒有用、混日子、浪費錢，還不如早點打工。

她把眼前的一張白紙撕成數片，每一片寫下一個難聽的詞語，都貼到自己身上。“廢物、差生、壞孩子……”這些詞語她耳聞過不少。她想表達一種感受：因為是職校，大家就把負面標籤硬生生拋了過來。

教育部數據顯示，2021年，全國共有職業學校8780所，在校生2900萬人。今年3月，《教育家》雜誌聯合相關教科院面向全國職業院校、家庭、企業進行問卷調查，面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最大困難”這一問題，投票最多的答案是“社會認可度”。

在職業教育研究者子津看來，這種不認可已經滲入職校學生生活的環境，影響着他們對自我的認知。2020年，她在江西一所職業學校調研，發現在課堂上，老師會有意無意地告訴學生不要對自己有太高期待，家長抱怨讀職高沒有希望，甚至同齡人也會貶低讀職校這一選擇。社會觀念中的敵意，成為個體需要面對的沉重標籤。

今年7月，9位職校生在公益組織“HOPE學堂”的組織下，進入暑期戲劇工作坊。排演時間為11天，劇目的台詞、情節均來自職校生的成長經歷，由集體創作而成。這是一次直面傷痛、表達真實的練習。演員丁一把它比做“拔刺”的過程。起初，在參加表演前，丁一牴觸表達任何負面經歷和情緒，那“就像把刀子倒插在自己胸口，再插到別人胸口”。

但舞台上，看到陌生人注視、鼓掌，眼眶濕潤，他發現曾經的負面經歷不再令他懼怕。他願意直接表達，因為它們“是一根刺，（拔出來）不會扎到任何人，只會引發人們的共鳴和觸動。”

他們把共同創作的這部戲劇命名為《影子》，演員週末説，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經歷過的陰影，把它講出來。往前走，同時也看到自己的影子。

氣氛沉重時，劉沐鑫主動發言。這個男孩語氣温柔，笑起來頭微微向右偏，露出兩顆虎牙。他今年17歲，在廣州一所中等職業學校讀二年級，喜歡看愛情電影。

劉沐鑫半開玩笑地説：“初中的時候沒怎麼在意學習，上課睡覺比較多。初三成績沒跟上，就上職校了。初中晚上就是躺着，睡不着，總覺得我應該有點錢。”

這天是7月7日，線下工作坊第一天。演員圍坐成一圈，逐一介紹自己到職校讀書的經歷。他們大部分來自廣州，都是中職或者高職在讀，最小的16歲，最大的20歲。

此前，大家已經在視頻裏見過面。受疫情影響，過去的幾個月，大家只能在視頻會議裏做戲劇工作坊。項目社工扶雨記得，從三月底開始，每週五晚上7點，十來名學生陸續出現在視頻窗口。大家通常出沒在宿舍、食堂、教室，有人正在操場上跑步。打開音頻，背景音吵鬧嘈雜，偶爾還能聽見學生跟舍友聊幾句遊戲。戲劇不是最緊迫的。進入七月，一位學生要回家打暑期工補貼家用，一位學生要去家裏開的店裏幫忙，退出了工作坊；還有一位叫週末的學生報名了春季高考補習班，要缺席幾天。

這個年紀正是創作想象力爆發的時候。在視頻會議裏，大家即興接龍故事，講出：“羊吃了毒蘋果拉出了金色的蛋，綠色的靴子煮進了咖喱湯”。笑聲通過屏幕迴盪。在以戀愛為主題的故事接龍里，有人問“什麼是真正的愛？”劉沐鑫回答：“當你感覺到被愛的時候就是愛了。”

但見面的第一天，談到讀職校，氣氛就沉重起來了。在導演吳文看來，這種“沉重”或許是某種開端，因為大家需要“面對、梳理自己的生活”。籌備項目時，整個團隊意識到“成為一名職校生”或許是埋藏在學生心中負面情緒的來源，大家不斷體驗着，卻無處可講，也不知怎麼去講，甚至不想講。

工作坊協作者蔣莉萍22歲，今年六月畢業於影視製片專業，六年前開始接觸戲劇。她發現，大家在遊戲環節有些無所適從。起初，她示範了一項練習：伸出雙臂，身體前傾，假裝雙手捧着一個魔法球，它凝結着最美好最脆弱的東西。蔣莉萍讓大家專注想象魔法球的“重量和光芒”。但演員都掛着不好意思的笑容。大多數人剛抬起胳膊，瞥到周圍人沒有抬，尷尬地放下胳膊。

場子冷了下來。到圍坐環節，16歲的女孩李亦然直接講：“職校都很亂的。”她説自己是流動兒童，好幾年隨着父母奔波在武漢與深圳之間，轉學是常態。讓她再聊下，她笑着擺手。

另一位叫劉千紫的同齡女孩盯着一處角落。講了她沒讀成高中的故事。她説自己中考得了630分，但依照錄取政策，非本地户籍考生需要更高的分數才能讀高中。

她不甘心，因為職業學校“教的東西不夠深入，交到真心朋友不容易”。這裏明文規定不能抽煙喝酒，很多同學還是如此。劉千紫又講到自己曾被校園霸凌的故事，把心酸一股腦説完了。末了，她蹦出一句話：“‘友善’對我來説是個陌生的詞。”

全場沉默了兩分鐘。

男生丁一説，這段故事刺痛了他，但他不知道怎麼回應。他18歲，是唯一從南京趕來的演員，這次機會是他上網“打撈”來的。他在知乎上搜索到一個“職校生互助羣”，有羣友發來鏈接：““HOPE學堂”，他點進去報名“人際關係心理互助課堂”，結課以後被邀請加入工作坊。

HOPE學堂是一個服務中職學生與老師的公益團隊，2016年創辦以來，通過在駐點學校舉辦戲劇小組、人際關係互助、職業發展講座、教師培訓等活動，提升學生的自信，增強其對學習與生活的掌控感。受訪者供圖

他淡淡地講，自己曾在初中輟學過個把月，當了一個星期洗頭工。中考結束後，姐姐讓自己到南京一所職業學校就讀。講完，大家沒説什麼。

演員輪番發言過後，討論進入最後一項。“我們成為一名臨時的演員，不斷練習上台表演，最後跟不同身份、不同處境的觀眾講我們職校學生的生活。大家會期待這部戲關注什麼，展現什麼？”問題拋給演員，也拋給在場的所有人。

一位接觸戲劇將近一年的學生徐旺仔發言。他19歲，和劉千紫在同一所學校就讀，學習機械設計、機電一體化。他對這出戏有自己的期待：能否拋開“職校生”這一身份，談一談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其他問題？

他在江西老家長大，四年前到廣州和父母團聚。他最近跟父母吵架，甚至撥打110報警來保護自己。但他的本地朋友都並不這樣。他剛開始反思父母的養育方式是否有問題。

另一位學生譚玉蘭思考得更加宏大。他是年齡最大的演員，今年20歲，身材瘦削，聲音很有底氣。他説，能否用表演呈現大家“完整的狀態”，因為職校生“應當享受和普通高中生一樣被正視的權利。”他坦然評價：“外界對職校生的看法就是：這裏是殘次品收容所”。

聽到這句話，協作者蔣莉萍心情複雜。四個小時的座談會，蔣莉萍靜靜坐在演員中間，聽着這些同輩人的故事。此前，她對職校生活的唯一瞭解是初中老師隨口講：“如果讀職校，那就要去流水線”。她意識到，這只是一個片面的標籤，當它落在人的心中，可能變成強大的否定。

第一天見面會結束後，蔣莉萍決定扮演成“人來瘋”，將場子熱起來，儘管她性格沒有那麼好動。16歲的張萌是蔣莉萍在工作坊交到的第一個新朋友，蔣莉萍記得，張萌會在早上對自己説：“早上好！新年快樂！”這是張萌在學校的口頭禪。她喜歡跳舞，總是説着説着就跳起來。

另一位16歲的女孩林思平時也是笑嘻嘻的。當演員要用物件進行自由創作時，林思看到桌上一張白紙，便想到了親戚的否定和難聽的詞語。

她説自己並沒被傷到，因為她認為“職校並不是他們想的那樣”。另一位協作者王一塔建議她把這種態度表演出來，她便淡淡地説了句：“我是廢物”，帶着諷刺的笑聲。吳文覺得觸動，他沒想到這個孩子在面對這樣暴力的貶低時使用了笑聲，有種輕盈的勇敢。

演出開始前，全體演員為彼此打氣。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在同樣的創作環節，徐旺仔從户外花壇的泥土裏撿出一顆六角形螺絲釘，在手上寫了幾個詞：“自身、社會、家庭、學校”。他一隻手握成空心拳，一隻手拿起螺絲釘從上往下穿過，重複多次。他認為：“人們就像一顆螺絲釘，在自身、社會、家庭、學校四種環節中穿梭，最後可能麻木。”

徐旺仔也是一位“穿梭者”。他在表演闡釋裏寫：“食堂、操場、超市、高樓、軍訓標兵，優秀學生幹部。”這些都曾是他的小小夢想。四年前，徐旺仔在中考後，離開江西老家考入廣州的一所職業學校，計劃升入高職，讀喜歡的IT專業。他還進了學校裏的CAD（管理軟件計算機輔助設計）社團參加集訓，停掉所有課程，學習3D打印、計算機建模等所有和工業設計相關的技術。

他沒想到，高職第一年，這樣積極的生活開始展現負面性。為了準備技能大賽，他把全部精力投入訓練，“曾經兩次通宵，有兩週腰痛不能久坐”。一天，他沒有預料地發病，被診斷為“症狀性癲癇”。他開始思考人生，或許是因為自己未曾“尊重自己”，“把彈簧壓得太死、太緊、太長時間。”

工作坊後幾天，或許是排練室的氛圍足夠安全，或許是因為有所輸出，大家逐漸在聲音訓練和形體訓練裏放開自己。但對第一次接觸劇場的丁一來説，袒露情緒並不容易。他早就習慣自己消化。在創作時，丁一寫了一小段虛構故事，隱晦地提到父親。他寫道：“我想問父親那是什麼，但父親的沉默刺激到了我。”吳文順着問，你對父親有什麼印象？丁一説，很複雜。

後來創作間隙，吳文好奇地問：“是怎樣一種複雜？”丁一突然跑出排練室，仰着頭跑進廁所流淚。他想了一會，追到廁所，丁一説，沒事。吳文明白，面對自己需要時間，也需要特定的環境。

丁一習慣隱藏“負面”的自己。他還記得，2019年11月份，他在杭州的一家健身房健身，和一位男士共用一台器械。對方主動找自己聊天。被問到在哪裏讀書，丁一回答：在南京。

對方問：是不是南京外國語？這是一所省重點中學，丁一想搖頭，但卻點了點頭。對方又問他，是否曾在杭州學軍中學讀書？這同樣是一所省重點中學。對方評論：從學軍到南京外國語，是一次很好的飛躍。

丁一很想告訴他真話，最終沒説出口。他擔心，如果説出“職校”兩個字，對方會沉默，要麼直接結束聊天。

在戲劇工作坊，丁一記得自己在排練中最舒爽的一刻是做聲音訓練時，大聲地喊自己當下想做的事情。

原本，這是一次“聲音投擲”練習。根據規則，演員把有關職校學生的關鍵詞喊出來，用動作把這些抽象之物投給別人。孩子們説了幾輪，一下子沒找到話説。蔣莉萍帶頭喊：“我想回去睡覺！”有演員跟着喊：“我想開心！”“我想回家！”丁一扯着嗓子在台上胡亂喊着，不記得究竟喊了哪些念頭，只記得幾分鐘後聲音啞了，心情也輕鬆不少。

7月15日，戲劇《影子》在廣東時代美術館免費提供的多功能廳上演。這是一部只耗費2.5萬眾籌款的公益戲劇，由HOPE學堂組織。除去必要的食宿、差旅、保險等費用，所有勞動都是志願的。此外，學生們每人自制了一副面具、幾個紙飛機作為道具。

劉千紫從舞台左側慢慢走向中部，發力，猛地跑向前方。“砰”的一聲悶響，她結實地倒在舞台上。

這是學生們第一次向全場90多名觀眾表達自己。身體的痛感和記憶裏的疼痛翻滾在一起，劉千紫想起在去年學校廣播站，自己和高年級同學起衝突，被其他同學集體孤立。台詞的經歷則源於初中：有人把她關進浴室，有人往她的牀上扔垃圾。

坐在右側台下的幾個演員眼眶濕潤。

李亦然坐在舞台左側，念出寫在手機備忘錄裏的詩：“所有的一切都掉落下來/我的頭髮總是在掉/我的眼淚總是在掉/我的嘴角總是在掉/我能拿起來的，能提起來的，不能再多了/需要我碎掉的心嗎/需要我看到人來就會害怕的眼神嗎/我願意把一切都獻給你/就像我把自己掏空也找不到愛/把自己砸碎也得不到渴望的”。

她説，這首詩不只在發泄痛苦，而是“情緒的延伸”。以劇場的方式，演員選擇把職校生活中的痛感不加包裝地呈現出來。第一次觀看錶演的觀眾，也許會驚訝於這份痛苦的濃度。

丁一獨白：“我不愛挫鐵，可我又不得不挫鐵，我幹着不愛乾的事。也許我的人生只能如此。”話不多的他喜歡用文字表達自己。他坐在舞台上的鐵製道具上，凝視着觀眾説出自己的句子：“我是不想去讀職校的，就像兩條河流，一條通向大海，一條流向污水廠。你願意當哪條河流裏的水滴呢？”

他在職校裏有一門實習課，需要到鉗工車間切割、打磨鐵板。就讀於智能製造專業的丁一，上學兩年沒有被任何一門課吸引，嚮往的無人機課程要到第三年才出現。第一學期臨近期末，他打開老舍的小説《四世同堂》讀了一個月，又迷上《三體》，閲讀成了一間情緒庇護所。

按照劇本設定，懷着與丁一相反的另一種態度，徐旺仔穿上一件電工制服，手拿六角螺絲釘，自信地走到燈光下。他向觀眾介紹自己：“優秀的電工師傅，優秀的心理委員，全宇宙技能大賽60名”。

徐旺仔在舞台上舉起螺絲釘，進行表演。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生病之後，徐旺仔開始練習“尊重自己”、關心自己。最一開始，他退出技能大賽，讓自己休息，也開始玩攝影、報名舞蹈班。他還試着改變和他父母的相處模式，希望對方不再指責、控制他，相互尊重。

被問到“尊重自己”到底是什麼？徐旺仔想了一分鐘左右，説不出確切的含義，給出了一個答案——説不出來就不要逼自己説，這就是“尊重自己”。

在吳文眼裏，另一位演員譚玉蘭的身體很“脆”，很緊張。

他説自己一直在和現實角力。中考落榜後，父母幾乎兩個月沒有同他講話。他記得，父母總強調，“差生是沒有資格享受快樂的。”自從六年級數學成績下滑，母親便開始打罵自己。

譚玉蘭在去年春天搬到了和同學合租的一居室，他住客廳。為了省錢，他每頓飯最多花10元，多數時候吃素面。他習慣做日結工，舉牌、扮演玩偶，當過餐廳營業員和司儀。

在舞台上，譚玉蘭回到更孩子氣的自己。他喜歡看日本動漫，便模仿特攝劇《侍戰隊真劍者》中的“居合斬”造型出場。他慢慢地邁着步子，繞場一週，環視左右，“隨時準備迎戰”。他對不在場的父親説：“爸，我想去做公益。”扮演父親的演員週末回應：“別老幹有的沒的，萬一是傳銷組織呢？”

坐在台下的社工子津聯想起譚玉蘭進入工作坊時的樣子。那時，他走路的速度總比其他演員快一大截，在行走速度訓練中顯得“失控”。但在7月15日的舞台上，譚玉蘭控制住了節奏，身體多了一份韌性。

戲劇快要結尾時，丁一突然起身走向觀眾。他看向第一排的中年男士，問：“你會去職校讀書嗎？你會當一名工人嗎？”對方措手不及，回答：“不願意。”聽到否定答案後，丁一沒再追問。

劇場裏坐滿了對“職校生”話題感興趣的觀眾，按照組織方設想，希望通過這場戲把“職校生”從標籤變成議題，拋向觀眾。吳文與丁一討論，要直接地問觀眾“你願意讀職校嗎？”就像是做採訪，真誠發問。倘若對方回答“願意”，就追問“你想讀什麼專業？”這樣做不是要冒犯觀眾，而是為了讓大家共同思考“在當下，工人與職校生的生活是什麼樣子的”。

演員謝幕後，有觀眾拋回了即時反饋。一個長髮紮成辮子的男性觀眾舉手提問：自己去過貴州調研，發現當地職業學校中的很多女生在16、17歲輟學，去浙江紡織廠、廣東電子廠打工，隨後認識同鄉青年，回家鄉結婚生子。他好奇：在職校裏，有何種婚戀觀念，具體情況如何？

全場沉默幾秒。吳文拿起話筒問：“你主要想了解什麼？這個問題似乎有很強的預設在裏面。”坐在舞台上的丁一觀察着，看到對方一面抖腿一面辯解説：“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廣州這和我調研的那地方是否一樣。”這是一個刻板印象，在場的觀眾沉默幾秒，氛圍顯得尷尬。一位女孩拿過話筒：“那我來説一下吧”。她介紹自己曾是一名職校學生，“我們班60個女生讀學前教育，現在有4位當媽媽，這個比例還好。”

兩支話筒在觀眾席中傳遞着。一位帶着孩子來看戲的女士説：“二十幾年前我也是職校生，通過自己的努力從職校走到金融行業。我想告訴孩子們，外面怎麼看我們是正常的，因為自己怎麼認為才最重要。不要給自己貼標籤，如果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誰也不會對你有更大的希望。希望你們做最好的自己。”台上的演員鼓掌表示感謝，當丁一還在打腹稿想發言時，吳文問女士：您是什麼時候讀的職校？

對方回答：1992年。吳文解釋，在工作坊期間，大家也討論過這個問題。那時他了解到，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讀中專意味着畢業後找到相對不錯的工作，還是被社會認可的。但在今天，讀職校的所得與當年截然不同。

另一位觀眾誠懇地對台上演員説：“不管是（進廠打工還是）坐辦公室也好，本質上非常流水線，我被工作折磨得痛苦，但來到劇場，自己又被點燃了。可能在未來，還會面對很重複很枯燥的工作，但是總有一個點讓人覺得自己還活着，今天這個點就是你們。”

一位從14歲起離開家進廠打工的觀眾回應：工地的工資可能有八九千，外賣員騎手一個月七八千，辦公室裏面可能六七千，但沒有人主動選擇去工地工作。即使看起來大家的工作都是流水線，但工作與工作之間存在真實的差異。

“演後談”環節是個重頭戲。這不是吳文第一次和觀眾一起討論。2014年到2016年，他曾跟隨上海的民間劇團“草台班”全國巡演，那時的演後談環節甚至耗時更長，觀眾的思維也更發散：有人提到即使在高校實驗室裏做科研，也會枯燥得像流水線；有人討論是不是小企業比大企業更加人性化；有人提出小時候應該刻苦讀書，長大後才不會吃苦，又被其他觀眾反駁。吳文記得，氣氛是開放的、熱烈的，大家都講出真心話，聽到彼此的心聲。他認為，這些都是劇場表演的延伸。

演出過程中，演員邀請觀眾上台一起蹦迪。受訪者供圖

在多數演員看來，觀眾們在爭論什麼不那麼重要。他們更在意是否聽到温暖的肯定。所有人都記得，那位畢業於職業學校的女孩連續看了兩天表演，激動地説：“在場所有的同學，讀職校的人也很棒。”她坦言，自己從小受到嚴重打擊和冷落，從職校畢業後不停換工作去證明自己、尋找熱愛的事業。前段時間，自己開始研究原生家庭問題，“突然就悟了，自己本來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女孩誇劉沐鑫：“彈吉他很有氣質”。劉沐鑫説，自己回家後哭了二十分鐘，因為很少聽到稱讚，隱隱約約覺得自己“配不上這樣的讚美”。

有位中年男士在劇場裏反思：在自己的女兒讀初三時，希望選擇職業學校。但他擔心子女讀職校讓自己沒有面子，便堅持送女兒補習、衝刺中考，最後如願。可是，如今的女兒已經開始厭學。他看過同學們的心裏話之後，想到，是否自己當年對女兒太不尊重？那些關於“職校生”的壞標籤，是否也通過自己的反覆“教育”，在女兒心中紮根？

這些話似乎安慰到坐在台上的譚玉蘭。談到這位父親，譚玉蘭説他開始去理解在教育問題面前，父母心中的強烈焦慮。

除了激發討論和分享，一半以上觀眾表達了共情。一位觀眾有些哽咽：“聽到你們講述校園霸凌，我很難受。也很好奇，當同學們對着我們這一羣陌生人講述這段記憶時，你們是怎樣的心態？你們想表達什麼？”

譚玉蘭坐在舞台最右側，最先拿起話筒答道：“説句不好聽的，淚流多了就幹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視自己所遭受的那些黑暗，向上走，尋找自己的那一片星空。”

像是鏗鏘的宣告，他給自己指明瞭星空所在的位置——明年畢業以後，自己將會騎着單車旅行兩年、進入私企工作。同時，在工作之餘準備自考歷史系本科。如果攢夠了錢，就去摩爾曼斯克看極光。

演出後第五天，譚玉蘭開始了暑假裏的另一“重頭戲”。像大部分高職學生一樣，他到一家公司做實習生，拿實習證明。工作是流水線，每天工作八小時，給電線貼膜、裝配零件。公司是一棟白色大樓，一架大號電風扇裝在天花板上。

迴歸現實生活，再問他現在怎麼看待那些誤解職校生的標籤，短暫從工作裏抽離出來的他回覆：“千人千面，總有人看你不順眼，看不起你，真沒啥好在意的。把這些時間用在彈琴讀詩喝茶遊山玩水不好嗎？”

（除子津、扶雨、蔣莉萍外，吳文、王一塔及所有學生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