贅婿，俗稱“倒插門”。這一現象最近有點火。
所謂倒插門，即男子嫁入女方家中，成為女方家族中的一員，並從此與原生家族毫無瓜葛。中國的入贅傳統由來已久，既有説起源於財產抵押的，也有説是因先秦時期齊國風俗流傳的。但更大的可能應該是源於母系社會的殘存。
母系社會以女性為主導，男子嫁入女方家中，相妻教子，組建家庭。這種婚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所謂男婚女嫁的問題。但自從進入父系社會後，男嫁女，逐漸變得不那麼尋常了。特別是在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儒家思想出現後，更是沉重打擊了過去女子為尊的地位。在這種背景下，下嫁給女子的贅婿，社會地位的卑微，可想而知。
▲《贅婿》劇照。圖源：電視劇截圖
作為中國歷史上千千萬萬個贅婿中的一員，戰國時期齊國的淳于髡絕對算得上其中的先驅。據《史記》記載，淳于髡（kūn）者，齊之贅婿也。他的初始人生，怎一個慘字了得。
根據記載，淳于髡長不滿七尺。在古代，七尺男兒往往代指有能力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不滿七尺，咳咳。
除此之外，淳于髡的髡，源自古代的髡刑。所謂髡刑，就是將罪犯兩鬢的頭髮剃掉。這種事情，在現代人看來不算什麼，不過就是剪個頭髮。但在古代，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剃頭，豈不是要命？
好在，經受了多重打擊的淳于髡，最終練就了一身幽默風趣且極富才學的好本事。憑藉一身好本領，贅婿淳于髡被招入了當時齊國最高學府——稷下學宮，當起了稷下先生。
彼時，齊威王剛剛上位。作為齊國最新話事人，這位君主一開始做事就特別有個性——他不理朝政，縱情享樂，跟大臣説話，也老是打啞謎，讓大傢伙頭疼不已。但這對於已成為齊國著名教授學者的淳于髡而言，新王不過是耍耍小孩子脾氣，要是引導得當，成就一番事業，不成問題。
於是，淳于髡投其所好，以鳥不飛不鳴，比喻齊威王無所作為，刺激其奮發圖強，終於成就了戰國中期“徐州相王”的齊國霸業。
01. 倒插門的悲催
不過，與淳于髡同一時期的其他贅婿們，可就沒有這麼好命了。
根據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簡記載，戰國時期，魏安釐王曾經下令嚴禁授予贅婿田地和宅基地，這意味着贅婿一輩子只能乖乖的在魏國境內，聽老婆的話，連自立門户都不可以，更別説步入仕途，改變人生了。
即便到了秦國統一天下，贅婿地位依舊低下。據《漢書·賈誼傳》記載，“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意思是説，在秦朝時，有錢人家的男子一般長大後，家裏都會劃出財產份額，讓其娶妻生子，開枝散葉。只有那些家中壯勞力多且窮苦的人家，才會將自己的孩子抵押給有錢人家，省一筆婚嫁費用，甚至還可換得女方家部分經濟補償，可謂是不虧的生意。
因此，入贅起源於財產抵押倒也説得通了。既然是抵押品，自然也不需要有什麼地位了。故這一時期的“倒插門”女婿多半成了老丈人家裏免費的勞工。
而在老丈人家受盡磨難的贅婿們，到了社會上同樣被鄙視。在當時社會，人分三六九等，秦始皇就曾頒佈詔令，將贅婿、商人、罪犯等列為同一級。遇到戰爭時，他們將是第一批被髮配到邊疆服勞役的。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就有記載，“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由此可見，在秦始皇眼中，這些入贅男子，和犯人沒啥區別。
▲《贅婿》中的寧毅與蘇檀兒。圖源：電視劇截圖
但你以為到了漢代，贅婿們的好日子就來了嗎？遠遠沒有。
即便到了漢文帝時期，儘管朝廷一再下令禁止對犯人使用黥（刺面）、劓（割掉鼻子）、刖（砍斷腳）、腐（去勢）等先秦殘忍刑罰。但在贅婿問題上，開明的漢文帝卻依舊採取鄙夷的姿態。據《漢書》記載：“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説白了，贅婿和商人、犯人等地位相近，禁止進入仕途，改變命運。
而到了漢武帝時期，隨着對外征伐戰爭的不斷延續，漢朝國力損耗嚴重，為了擴充兵員和維持戰爭運轉，贅婿以及囚徒們又通通被徵召到前線，成了保護漢朝士兵生命的“炮灰”。
總而言之，生活在這一時期的贅婿，就如草芥，卑賤如泥。
02. 贅婿的春天
漢朝以後，儘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贅婿們不用再上前線送死，但社會大眾對贅婿們的蔑視未有減輕。直到盛唐的出現，贅婿們才總算能鬆一口氣。
由於盛唐處於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繁榮上升期，因此，無論是在國家政策層面還是在民間風俗習慣上，禁錮人性的封建禮教不像後世朝代那樣嚴格。男子大膽擇偶、女子離婚再嫁是常有的事。與其他朝代相比，在唐朝上層社會中，較普遍的實行着多重形態的“多偶制”。如皇帝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王侯貴族、富商巨賈，多則姬妾成羣，少亦三妻四妾。就連與妻子感情甚篤的白居易，在正室之外，也有樊素、小蠻等姬妾。
▲大唐詩人白居易畫像
唐朝貴族女性羣體，除了有武則天在當唐太宗才人時，私通皇子李治以及成為皇帝后公開收養面首（男寵）的記載，還有如唐太宗之女高陽公主私通辨機和尚、上官婉兒風流成性之事。而作為皇家駙馬爺，儘管入贅與他毫不相干，但膽敢借着酒勁“家暴”公主的，縱觀千年歷史，有且僅有唐朝的郭曖。
隸屬於唐朝婚姻制度的入贅制度，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放。根據《舊唐書》記載：“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親迎其歸。役日已滿，女家分財物，夫妻同車而載，鼓舞共歸。”也就是説，從唐朝開始，贅婿們不再是完全沒有人身自由的“質押品”，而是與岳父家存在一種契約關係，男方只需要在岳父家賣力幹活，以合同訂立的三年為期限，時間一到，就能拿到岳父分給自己的財產，拉着自個兒的媳婦，大大方方地回到生身父母身邊或者另立門户，組成自己的小家庭。
隨着社會對贅婿們的態度發生轉變，“倒插門”的聯姻也逐漸為人們所接受，並盛行一時。
03. 大唐最強贅婿
作為唐代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詩仙”李白除了創作有一手外，入贅技術也號稱大唐最強。史載，李白一輩子與4個女人同居過，其中一前一後兩任夫人都是宰相家的小姐，一個是宰相許圉師的孫女許氏，一個是宰相宗楚客的孫女宗氏。
雖然大唐時期贅婿地位有所上升，但入贅始終是低人一等。作為“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骨氣詩人，這種自降身份的事情，李白做起來怎麼又如此心甘情願呢？
▲李白畫像
其實這句詩，不過是他在長安受冷遇後，發牢騷所作。畢竟在此事發生以前，他還曾留下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豪言壯語，説明他打心眼裏還是覺得自己是個當官的好材料。只不過他到京城走了一遭，發現自個兒只能混個翰林供奉的名號，未能接觸實際政務，心情相當失落。
按唐朝科舉制度的設定，凡從事工商活動的人一律不準參加考試。很不幸，李白就是這類人。因此，為了早日實現自己為國效力的願望，李白意識到人脈是個關鍵因素。於是，在“天府之國”生活了24年的李白，踏上了遠遊的征途。在此次長達三年的旅途中，他沿長江自西向東，遊覽了三峽、荊門、揚州等地，在路上也結識了一批如孟浩然、杜甫等與自己志同道合的文人。在新的人脈關係下，孟浩然為李白牽來了人生中的第一根“紅線”——已故宰相許圉師的孫女許氏。
這個許氏的曾祖父許紹，與唐高祖李淵是同學關係，自小認識。大唐建立後，許紹憑着這層關係以及軍功，進爵大唐國公之列。因此，許氏家族在此時的唐朝也算得上是百年豪門。
按説在古代，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雙方的婚姻基本就塵埃落定了。可這一方面也得看男方家是否與女方門當户對。很顯然，李白還差得遠。
為了不錯過好姻緣，李白只能選擇入贅。
正式入贅後的李白，也重新燃起了入仕當官的理想。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李白向時任荊州長史的韓朝宗遞交了一封信，即《與韓荊州書》。在信中，李白讚美韓朝宗禮賢下士，並趁機附上了自己的簡歷：“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
這封信遞了出去後，猶如石沉大海，沒有下文。李白的入仕之夢，就此泡湯。但好在，孟浩然這個媒人當得還算可以，介紹的許氏也走進了李白的心中，沒能收穫功名的李白，反倒收穫了愛情，與許氏育有一子一女，子曰李伯禽，女曰李平陽。
不過，美好的時光總是短暫的。沒過多久，李白的第一任夫人許氏因病去世，李白也因此離開了岳父家。
當李白遇到宗氏並再次入贅時，已是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這些年沒了許氏的他，又先後與兩個女人生活過，並誕下一子。儘管如此，這位出身宰相家族的宗氏夫人卻沒有冷落李白，相反與之感情頗深，當時李白因捲入永王謀反案，按罪當斬。而宗氏為了救她，不惜動用家族關係全力保他，才使李白有機會改判流放，留下名篇《早發白帝城》。
04. 贅婿之後建立的王朝
自從出了李白這種名聞天下的贅婿之後，到了宋代，入贅已經不是什麼醜事了。
正如電視劇《贅婿》中演繹的那樣，武朝借鑑的原型宋朝，商品經濟發達，貿易盛行，封建社會的民間經濟亦發展到頂峯。此時的聯姻更像是一場金錢交易。正如宋真宗時期，兩位宰相張齊賢和向敏中，為了得到寡婦柴氏的家產，居然相互爭鬥着要娶柴氏，最後兩人雙雙罷相，連累家人，成為一時笑柄。
而那些想一朝鯉躍龍門的窮苦漢子，更是大有人在。若能入贅到女方家中，好歹算岳丈大人的“半個兒子”，即便不能得償所願，至少不會太窮。宋人範致明《岳陽風土記》中記載，“生男往往作贅，生女反招贅舍居”，這説明這個時候，在今天湖南一帶，男人入贅已經成了一種現象，不入贅反而不正常。
▲《贅婿》男主角寧毅。圖源：電視劇截圖
在宋代諸多贅婿的身影中，有一個身影比較特別。他是宋太祖、宋太宗兄弟倆的父親——宋宣祖趙弘殷。儘管擁有廟號，但他一天皇帝也沒當過。關於宋宣祖的入贅事宜，在北宋範鎮的《東齋記事》中可以查閲到：趙父自何朔來，至杜家莊院，當時大雪，不得前行，避於門下。久之，看莊院的人私下給他送飯，見其狀貌奇偉，又十分勤謹，於是告訴主人。主人出見，愛之，遂留下趙父，並讓他成為女兒舍居婿。
憑藉自己的才能和岳父的幫襯，趙弘殷步步高昇，成為後周世宗柴榮的部將，併為趙匡胤兄弟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趙匡胤後來得以成為後周世宗的託孤大臣，並以“黃袍加身”換來了一番帝業。
正因全民喜行贅婚儀式，所以立法之人不得不對這個羣體做出較為明確的法律規定。首先是在婚書制度上，此時的贅婿，與明媒正娶者相同，朝廷會要求在問名和納吉兩個階段中各簽一份婚書，並註明男子入贅身份。同時，朝廷也對贅婿們的同居時間進一步放鬆，從唐代的三年變成了沒有時間限制。但為防止心懷叵測的贅婿侵吞岳父財產，除喪葬費用外，贅婿所能繼承的財產也從原來的三分之二，鋭減到十分之三。
儘管宋朝時期的贅婿現象普遍，且受法律保護，但在傳統婚姻家庭中，贅婿始終是婚姻的被支配者。用來束縛宋代女性的“七出”之規，到了贅婿這兒，也同樣適用。
05. 多元入贅的元朝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一段十分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中國首個以少數民族——蒙古族為主體統治的王朝，蒙古族舊制和漢人文化相互交融，在贅婚現象上也產生了諸多特殊的要求。
贅婚形式在蒙古族內部早已有之，且十分流行，蒙古人將贅婿稱為“庫兒堅”，意即將男子送入女方家。作為贅婿，大蒙古國的開創者，成吉思汗早年間就曾入老丈人德·薛禪家住過一段時間。但鑑於漢人內部始終對入贅一事“耿耿於懷”，元代統治者決定取消元以前贅婿服役三年拿財產的制度，改以將贅婿劃分為養老、年限、出舍、歸宗四種方式。所謂養老型贅婿，就是終身服侍老丈人；而年限制，就是原來的三年服役分家產；至於出舍，則是服役期滿後，允許贅婿自立門户；而歸宗型，就是贅婿服役期滿後，可以選擇離婚，回家認祖歸宗去。
▲《贅婿》劇照。圖源：電視劇截圖
以往朝代雖然有這些形式上的劃分，卻從沒有訂立制度。對於贅婿們，元朝的統治者算是給予了前朝所未曾有過的寬鬆。
元朝曾一度廢除科舉制度，僅在元仁宗時期實行“以儒治國”時短暫恢復過。但元代官方始終沒有禁止贅婿入仕當官，甚至有不少人是中舉之後，再入贅。這在同一時期興起的元雜劇創作中，有着近乎一致的論調。如《破窯記》中呂蒙正為窮酸秀才時，與劉月娥相愛，但直到中了舉後，劉員外才讓呂蒙正入贅，成了自己的上門女婿。而在另一出元雜劇《東牆記》中，也有書生馬文輔高中入贅董家，成就美好姻緣的故事。
或許是出於同情，元代統治者廢除了宋朝贅婿只能繼承岳父十分之三財產的規定，改為贅婿繼承十分之七，岳父家傳十分之三，並規定養老送終型贅婿必須有岳父財產的繼承權。而元代《通制條格》中還規定：“只有一子者不許出贅，若貧家只有一子，立年限出舍者聽。”總之，元代的入贅不再是強行的，成為贅婿之後，發展方向也是多種多樣，任君選擇。
06. 史上最牛贅婿登場
元朝滅亡後，中國進入了封建時期最後的兩個王朝。明清時期是中國皇權專制的最後歲月，無論是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還是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贅婿發展到這時，也產生了史上最牛倒插門女婿——左宗棠。
作為晚清湘軍著名統帥之一，左宗棠在成名前是湖湘周家的上門女婿。前文提到，湖湘人士在宋代之時就有招婿入贅的傳統，所以左宗棠的入贅多半與地方習俗有着一定的關係。
▲史上最強贅婿、民族英雄左宗棠畫像。
左宗棠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然祖上七代皆是秀才，左家傳承到他這一代已經家道中落。因此説左宗棠出身貧寒亦不為過。按照傳統，左宗棠15歲那年就在“父母之命”中完成了古代婚姻的第一個流程——問名，算是正式進入訂婚階段。然而，接下來左家發生的一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先是左宗棠母親因病去世，隨後左宗棠父親也撒手人寰。短短几年間，左宗棠從一個待娶少年成了無人問津的孤兒。更加雪上加霜的是，這些年左宗棠曾多次參加科舉，每每名落孫山。
眼見婚期將近，周家決定敦促左宗棠早做決定。此時接連遭遇雙親去世、科舉不第的打擊，左宗棠的日常生活都有問題了，哪還有精力完成接下來的婚禮安排。於是，婚姻之事一拖再拖。
而周家面對這樁婚姻更是着急，思來想去，左宗棠的準岳父周系輿向左宗棠提出招婿入贅的要求。這既可以解決女兒的出嫁問題，又可以解決左宗棠的生活問題。心中略有愧疚之意的左宗棠，最終答應了岳父的要求，在湖湘周家當了10多年的上門女婿。
由於此時的贅婿已經可以自立門户了，因此“嫁入”周家的左宗棠並不着急。作為贅婿的他，除了繼續參加科舉外，也應湖南巡撫吳榮光的邀請，去湖南淥江書院主持教學，同時在家研究中國地理，繪製中國地圖。
而對於這個本來如無意外即是自己乘龍快婿的左宗棠，周家二老並沒有半分輕視。再加上週家向來開明，左宗棠的夫人周詒端更是賢惠。在岳父全家的鼎力支持下，左宗棠終於憑藉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推動洋務運動、收復新疆等多項功績，成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參考文獻：陳鵬：《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局，1990年餘大鈞譯註：《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日]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商務印書館，2013年[法]安德烈·比爾基茨：《家庭史》，三聯書店，1998年陸璐：《論宋代贅婚》，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李偉峯：《香火接續：傳統社會的招贅婚姻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於孔寶：《與齊俗》，《管子學刊》，2000年第4期牛志平：《唐代婚姻的開放風氣》，《歷史研究》，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