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錢學森之問”和“李約瑟之問”，承擔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重任的一流研究型大學，能夠做什麼？
今天上午，由教育部高教司指導、上海交通大學承辦的“2021 年度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2.0 工作推進會暨第二屆致遠學院拔尖人才培養論壇”舉行，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院士結合西湖大學的辦學經驗，同時分享自己成長經歷。他的“反思”，也給當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帶來思考。
施一公分享了洛克菲勒大學和以色列的創新人才培養的案例。不過，在他看來，“雖然大家都關注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但我認為，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是沒有一定的模式科研照搬的，只能通過多元化的方式探索。”“創新，其實需要一個文化氛圍；如果沒有文化氛圍，即便大學的科研院所設計各種創新培養模式、課程等，都很難實現創新人才培養的目標。”
在他看來，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在於解決幾個重要問題：
如何打通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的壁壘；
如何真正去改革招考選拔機制，鑑別拔尖人才；
如何打破現有的學科專業設置限制，鼓勵學科交叉；
如何真正鼓勵多元差異的共存，因為多元差異是創新的源泉；
如何賦予高校更多自主權，高校如何賦予院系更多自主權，教授更多自主權，真正從底層推動培養模式創新。
當前，西湖大學也在探索拔尖人才培養的模式。施一公直言，他的經歷，就使得他自己有刻骨銘心的思考。
“我本人是中國教育的產物，出國時快23歲了。我對我們的教育特別認同，特別有感情，以至於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教授期間，至少兩次或者三次，當中國教育部去普林斯頓大學調研的時候，大家也許都難以想象我對教育部領導是怎麼説的。”
當時的施一公説，“我知道很多人對中國的應試教育制度有非議，對高考有非議，但是，我就是應試教育的產物，我只用了4年，就從助理教授晉升到終身正教授。而我普林斯頓的美國同事有的用了8年，有的用了12年。應試教育培養了一大批基礎紮實，事業寬闊，能夠舉一反三的像我這樣的優秀人才。”
如今回想起來，他説，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對話。但在他2008年全職回到清華以後，他的想法開始發生了變化。
因為種種原因，他當時把在普林斯頓大學期間做的科研全部停掉，在清華大學重啓了4個全新的研究方向。但正是重啓了這些新的研究方向後，他發現自己錯過了在科研“黃金期”做出更大貢獻的可能，“在我年輕時精力最旺盛、記憶力最好、反應最迅速的時候，失去了全力以赴，在科研上進取的勇氣”。
他解釋稱，因為我們的應試教育真的非常優秀，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學生培養到考出高分，而且會舉一反三，包括在科研時會選題。
他回憶，自己在1997年底到普林斯頓大學後，“我曾經是中學裏幾乎每一門功課的第一名。而我所有的科研方法也都是來自於我應試教育的基礎。我選擇課題的時候有兩個標準：一是這個課題是否重要，不重要的課題我不做，這是應試教育教給我的要有重點，考試複習要有重點，不考的內容少複習；二是這個課題選擇以後，如果三五年內出不了結果，就不要做，因為應試教育告訴我，如果你準備考試的時候，如果你複習的東西跟考試無關，你是不會高分的。”
所以，當他把應試教育的精髓用於科研課題的選擇上，果真“勢如破竹”。但是，“我如今已經在《科學》和《自然》等頂尖雜誌上的文章已經發表了60多篇。回頭看，絕大部分文章雖然在科學研究領域很重要，但意義不大。因為這些成果無法在科學史上留下重要的影響。”他説，因為這些研究課題都是在當時具有足夠的重要性，也是當時能夠做出來的，但“如果當時我不依照應試教育的思路選擇課題，也許我可以做更重要的課題。顯然，有更重要的課題存在。遺憾的是當時，我未必敢做，甚至想都不會想。”
也正是在2009年以後，他意識到自己的能力遠比過去對自己的判斷要強，“我意識到我可以去搏一搏，甚至可以代表中國在基礎研究領域有更大的突破。我想，如果再讓我選擇一次，我會選擇在年輕的時候義無反顧的去搏一次，哪怕失敗了，那在青年時期肯定不會後悔。”
他也希望他自己對個人經歷的一些反思，能夠讓大家對教育，對人才培養有另外一種思考。
作者：姜澎
編輯：姜澎
責任編輯：樊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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