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皇家典制中，對於未成年和無封爵的皇子之喪禮，本來並未做系統的規定。然而，皇帝們對其愛子之喪往往表現得十分悲傷，故常就他們的葬禮和祭奠儀式做出具體的諭示，久之沿襲成例，並視為辦理皇子喪禮的基本原則。
康熙時期定製，凡皇子幼年早殤，都用小式硃紅色棺木盛殮，葬於黃花山（河北遵化清東陵附近），其葬所按妃嬪親王的等級稱作“園寢”但制度有別，即“惟開墓穴平蕐葬，不封不樹”，沒有墳包、碑享一類的建築，
這是根據民間埋葬未成年孩童習俗演變而來，其制較為簡單。雍正以後，規格有明顯提高，將殮葬皇子所用棺木改為“金棺”，並逐漸成為定例。這種“金棺”並非採用黃金製作、裝飾，而是用杉木為原料製成，然後用金漆塗十五遍，外髹朱漆，再施繪雲龍等圖案，顯得高貴華麗，棺內用妝龍緞、閃緞等面料的被褥，又用織金梵文字院羅尼經被，是為死者“超度亡靈”的用品。此外，發引出殯之日所用帷帳等綢緞的質料、顏色等更同皇子身份相符，抬棺槓夫例用八十人，均穿綠緞繡獅團花衣，頭戴插有紅翝的帽子這些都已衍化成固定的制度，原則上適用於每一個同類情況的皇子。
清宮皇子的喪葬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死者雖同為皇帝的親骨肉，但由於其生母后妃和本人在皇帝心目中的位置不同，往往受到不同的待遇。
而對於寵妃所生的愛子，理所當然地要禮儀從優。如順治十五年，董鄂氏皇貴妃所生的皇四子剛滿百日便不幸天折，順治帝為撫慰愛妃喪子之痛，傳諭皇四子葬禮“視親王加厚”，即禮節不得低於親王喪禮的檔次，這也就是除皇帝以外的最高等級了。
雍正六年，年僅八歲的皇八子福惠病殤，他是皇貴妃年氏所生，也是最受父皇鍾愛的小皇子，所以治喪規格也很高，
皇帝輟朝三日，宮中所有人員都要穿孝服，親王以下奉恩將軍以上的皇室貴族，公侯伯以下騎都尉品級以上官員，公主、福晉以下二品夫人以上命婦都集於皇官，每日兩次向福惠靈柩供獻祭品。下葬以後百日內仍然每日朝夕二祭。在此期間和以後，逢有重要祭日還要用金銀紙糊的元寶和紙錢（初祭、大祭均各用七萬枚）、羊羊、酒、筵等行祭。
上述儀節雖是為福惠治喪而頒行，但基本上是參照當時的親王喪儀制定的，很適合皇子的身份因而此後的一些皇子喪儀多援引此例辦理，但仍視皇帝對死者及其生母的感情有隆重、簡單之別。現舉乾隆年間記載清楚且比較典型的一例。
乾隆帝即位初年，秘立皇后富察氏所生嫡長子永璉（皇次子）為太子但他在乾隆三年剛滿九歲便不幸早天。乾隆十一年四月，富察皇后又生下皇七子永琮，乾隆帝又把繼承皇位的希望寄託在這個唯一的嫡子身上。然而天不遂人願，永琮尚未滿兩歲，又因出痘（天花）於十二年臘月二十九日身亡。十年之間兩喪嫡子，皇帝和皇后都悲痛異常，為了表示自己對這位早喪幼子的鐘愛，乾隆決定“皇七子喪儀應視皇子為優”，經機部等答門奏準，擬定喪儀，剛剛過完乾隆十三年的大年初一，便開始為其力理喪事。
正月初二日，將皇七子遺體盛入“金棺”。諸王大臣官員及公主、福音等齊集致哀。初四日，將“金棺”移至城外曹八里屯暫安，沿途設親王儀衞，表示喪儀相當於這一等級的禮節。初六日，賜皇七子諡號為“悼敏皇子”，這在清代皇子中是極為少見的特例。
隨後行“初祭禮”、“繹祭禮” 、“周月禮” 、“百日禮”、“奉移禮”“暫安禮”、“奉安禮”。“奉安禮”即正式下葬，用金銀紙錠、紙錢各一萬，饌筵十五席、羊九隻、酒五尊；按制奠祭後，將“金棺”移入墓內安奉於石牀之上，封閉墓門再奠酒行禮，並將儀衞等焚化。
以上便是乾隆帝第七子永琮喪儀的簡單過程。從裝殮入棺到安葬入土歷時近九個月，參與祭奠人和執役人員達萬人以上，花費用度難以計算，可以用“九宗罪”來形容。一個不到兩歲的襁褓小兒，只因為是皇帝的愛子，其喪葬就要牽動如此驚人的人力物力，他們死後的喪儀，甚至比活着的時候更能體現其皇家貴子的超凡身份。因為這是他們的父皇對其表達慈愛之情的最後機會，自然不借巨資，把兒子的喪事辦得儘量隆重氣派，以全自己的一份愛子深情。相比之下，一些在自己兄弟繼承皇位後去世的前朝皇子，即使爵列親王郡王，卻只與當朝皇帝有手足之情，其喪禮雖按制而行，但與一些受寵的幼年皇子喪儀相比，就顯得比較平淡了。以至於一些親王對此很是不可思議，甚至有憤青道：荒誕無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