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為什麼無法像東晉南宋一般存活下來

中國歷史上有兩次著名的南渡,一為東晉,二為南宋,雖都是迫不得已,但南渡至少避免了國破家亡,宗廟易主。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靠長江天險,給了中原百姓士子一個逃離戰亂的歸宿,也為中原文化保存了一份火種。
南明為什麼無法像東晉南宋一般存活下來
南明與南宋地圖對比
同樣是南渡,不足一年,南明弘光政權就土崩瓦解,又過了一年,隆武政權也煙消雲散,剩下的永曆政權,東躲西藏,逃到了緬甸,也未能避免身死國滅的下場。
為何東晉南宋能延續國祚百年,而南明卻曇花一現,無以為繼呢?
第一:諸侯遍地,缺乏核心
東晉司馬睿,早在永嘉元年就南渡建鄴,依仗早早相識的王氏家族佈局江東,晉愍帝去世時,司馬睿已經站穩腳跟,無論是江東百姓,還是中原遺老,都以他為晉室正宗。此後“王與馬共天下”,江左之地,穩如泰山。南宋的形式與東晉類似,“靖康之變”後,東京汴梁的趙氏皇族被金國一網打盡,只有康王趙構因為領兵在外,倖免於難,由他來繼承大位就變得順理成章。
而甲申事變後的明王朝,形勢就複雜多了,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後,三位皇子下落不明,藩王們有心繼位,但都缺乏説服力,譬如呼聲甚高的福王,因為荒淫無道,得不到擁兵自重的左良玉的認可,《明史》記載:“福王立南都,頒詔武昌,良玉不拜詔。”好不容易消停下來,又出現個假太子案,駐守長江上游的左良玉和下游的弘光政權一言不合,打了起來。
南明為什麼無法像東晉南宋一般存活下來
滿人入關
左良玉做雞賊,弘光政權的大臣們也不是好東西,比如權傾一時的馬士英,就公開説道:“若輩東林,猶藉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活脱脱“寧與友邦,不與家奴”明朝版。大敵當前,不想着同仇敵愾,外御欺辱,卻把內鬥放在第一位。讓清兵輕易攻破長江防線,本就倉促上陣的南明政權瞬息土崩瓦解。“清君側”的左良玉病死,“擁立有功”的馬士英城破身死,何苦來哉!心有不甘的夏完淳總結到:“朝堂與朝外不和,朝堂與朝堂不和,外鎮與外鎮不和,朋黨勢成,門户大起,清兵之事,置之蔑聞。”,如此一來,縱然“悲歌慷慨千秋血,文采風流一世宗”,也只能仰天長嘆,徒呼奈何。
朝堂內外傾軋,在野之地諸侯四起,何騰蛟、鄭芝龍、白文選、劉文秀、李過、郝搖旗、黃得功、高傑這些漢族軍閥,很少有人願意為民族大業而甘做一個馴服的隨從。就連中學歷史書中大肆渲染的民族英雄鄭成功也私下放言,要做“馳騁天地的鳳凰”。而大順大西政權的建立,又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殘餘勢力。晉宋南遷時期,北方尚有部分領土,可以遙制,到了南明,長江以北為滿人佔據不説,西南蜀地也掌握在叛軍手裏。
福王政權垮台後,魯王朱以海在浙東自封監國,在此之前,唐王朱聿鍵就已經在福州稱帝,即隆武帝,兩人雖説都是朱元璋的子孫,但一個是朱元璋第十子朱檀的後裔,一個是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桱的八世孫,論血緣,與正統崇禎帝相隔甚遠,彼此之間也早已出了五服,於是一場傾軋不可避免,隆武政權倒台後,朱聿鍵的弟弟又在廣州稱帝,同時桂王朱由榔在肇慶稱帝,兩個相隔不遠的政權,不僅沒有攜手共赴國難,還兄弟鬩於牆,讓清廷坐收漁翁之利。
南明為什麼無法像東晉南宋一般存活下來
比起李自成,滿人兵強馬壯
即便是亡命天涯的永曆政權,也沒有逃脱內鬥的悲劇,李定國和孫可望雖然同出自張獻忠旗下的大西軍,但完全沒有同事感情,李定國軍功卓著,逼死孔友德,斬殺親王尼堪,兩蹶名王,天下震動,儼然有南宋中興四將的派頭,但孫可望野心勃勃,妄圖自立門户,爭鬥之下,永曆政權一蹶不振。如果沒有孫可望的叛亂,南明政權至少不會那麼快垮台。
第二:對滿清野心估計不足
客觀的説,南明面臨的形勢較東晉南宋複雜不少,對手也更加強大。東晉南渡後,中原地區陷入了軍閥大混戰,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大部落相互攻伐,其實捲入的胡人遠遠不止五族,也不止史書所説的十六國。從西晉滅亡到鮮卑北魏統一北方,長江以北從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強大政權,給了東晉小朝廷偏安一隅的機會。
南宋能夠苟且偷生,與金國的南進政策有很大關係,金國軍事實力雖然強悍,但內部的政治制度並不完善,權利結構十分混亂。立國之初,金國實行的是一種貴族集體領導的勃極烈制度,其目的在於限制一家獨大,但隨着金國在戰爭中的勝利,高層權貴之間開始爭權奪利。完顏阿古達死後,完顏吳乞買即位,作為金國一代聖主,完顏吳乞買完善了金國政治制度,平衡了各方權力,也正是在他任上,金國形成了對北宋的軍事優勢,完顏吳乞買死後,繼任者完顏亶是個昏君,嗜酒如命,濫殺無辜,最終為完顏亮所殺,而完顏亮卻是另外一位昏君,不僅昏庸,而是荒淫,最終被部下所殺。在此之前,留守後方的完顏雍發動政變,繼位為帝,金國才算穩定下來。經歷多代權力鬥爭,立國之初的血性早已消磨殆盡,宮鬥中上台的官僚,不由自主的把重心放在內部鬥爭上,唯恐征戰過多,引發武人獨大威脅自身權力,南征從此束之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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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攻入揚州
北方政權在兩個不同時期的類似表現都説明,比起戰場上的彪悍,在政治文明方面,這些遊牧民族依然處於落後階段,尚未建立起穩定的治國理念和政治方向,北方多民族混雜的社會背景又加劇了這種不穩定性,給南方政權留下了生存空間,而儒家文化中的家國意識,也在危急時刻迸發出來,形成了十分強悍的戰鬥力,一些人認為南宋軟弱可欺,殊不知南宋滅國之時,俄羅斯、東歐、中亞早已亡於蒙古人之手,最先開戰,最後滅國,也算是一件怪事。
到南明時期,形勢又發生了變化。自耶律阿保機開始,北方遊牧民族就開始引入中原政治文化,蒙古人入主中原可以看做是這一學習的階段性成果,元朝的建立不僅驗證了學習的有效性,還給了這些遊牧民族充足的信心,當然,蒙古人的學習並不徹底,他們在取得軍事上的勝利後,生硬的拒絕了儒家文化,以為可以依靠起家的那一套實現長期統治,結果短短百年就亡國了,但他們的影響力卻十分深遠,尤其是以金人後裔自居的滿人。
>《清史稿·范文程傳》記載:睿親王多爾袞帥師伐明,文程上書言:“中原百姓蹇離喪亂,備極荼毒,思擇令主,以圖樂業。曩者棄遵化,屠永平,兩次深入而復返。彼必以我為無大志,唯金帛子女是圖,因懷疑貳。今當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宣諭進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恤無告。大河以北,可傳檄定也。”
作為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漢奸,范文程的見識可謂深遠,他早早看到了中原大亂所帶來的機會,不再把掠奪資產土地當做唯一的目標,而是張開大嘴,妄圖取而代之,一統華夏。如果放在金國,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意外身亡很有可能打斷這一長期戰略規劃,但滿人在政治領域的進化將這種潛藏的危機消弭於無形,大權在握的多爾袞高瞻遠矚,他不僅採納了范文程的建議,還快速將首都從盛京遷移到北京,搶佔政治上的制高點,此後,滿人軍隊居高臨下,直到將南明和大順政權斬殺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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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剃髮
而無知的南明政權,不僅沒有意識到自身危機,對滿清的野心也是毫無察覺,在初期,甚至採取聯虜平寇的國策,與清軍合力對付李自成,低估了清軍的威脅,給了對方登頂的好機會。
第三:精英叛國
不同於晉室南渡所引發的士子南遷,也不同於南宋時期的同仇敵愾,晚明的精英們,集體選擇叛變, 網絡上常有談及的崖山以後無華夏,可看做是對此場景的辛辣諷刺。經過蒙古人的統治,中原士子文化中的家國情懷大大褪色,實用主義犬儒思想開始大行其道,縱然朱元璋光復中原,但文化上的征服所引發的後遺症遠不是改朝換代可以輕易去除,且有明一朝,宦官專權,黨同伐異,忠君之道被異化,愛國之心被打壓,惡劣的政治生態環境造就了畸形的官場文化,下層的讀書人,不明就裏,依然把忠君愛國掛在嘴邊,希望藉此躋身上層社會,上層的決策者們,食髓知味,不停的將權力變現,宏大的政治口號變成了他們實現私慾的遮羞布。
重用漢臣的滿清政權很早就意識到了這種苗頭,所以在入關之初就打出為崇禎皇帝復仇的旗號,以大明朝的繼承者自居,迷惑了不少人,也給了不少明朝將領一個冠冕堂皇的投降理由,譬如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就曾言道:“三桂蒙受厚恩,憐民罹大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於大清……念之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吾朝酬報大清相助,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以吳三桂的知識背景,當然知道滿清口號背後所隱含的政治企圖,但他也需要一個道義上的藉口來為自己叛變開脱。
南明為什麼無法像東晉南宋一般存活下來
滿人用漢人的辦法坐穩江山
當然也有真糊塗的,比如大同總兵姜瓖,先是投降大順朝,後聽到李自成山海關戰敗時,以復明為號召積極響應,之後姜瓖又反正歸順南明。
但更多人其實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他們看的很清楚,南明王朝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清朝入主中原已成定局,與其三貞九烈,引刀一快,不如苟且偷生,再作馮婦。而處於社會中間的士紳階層,在“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口號帶動下,早早拋棄腐朽透頂的明政權,投入到新主子的懷抱中。譬如與吳偉業、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的東林領袖錢謙益,面對柳如是的逼問,以“水太涼”為藉口苟活下來,後人説他的節操連妓女都不如,也不算冤枉,但站在個人的角度,卻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與其被禮法束縛,為腐朽的舊政權陪葬,不如活下來,至少對得起自己。
晚明精英的集體叛變,生動的説明了一個道理,當皇權與社會脱節,無法滿足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單單指望用禮義廉恥來套取社會的支持,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南明為什麼無法像東晉南宋一般存活下來
滿人單兵戰鬥力,遠高於明軍和大順軍
日慕點評:
不同於東晉和南宋,南明的失敗是多重成因共同作用的產物,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雖然發展緩慢,但遊牧民族在漢文化的影響下,逐漸擺脱了傻大黑粗的野蠻做法,不再把掠奪財物和一城一地作為主攻方向,尤其元朝以後,入主中原成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明末的大亂局給了他們千載難逢的機會,在內部動亂和外部入侵的雙重壓力下,明王朝土崩瓦解,且由於缺乏準備,在解體以後,其殘餘勢力無法快速組織起來,形成合力,讓人口上處於劣勢的滿清王朝順利做大,進而各個擊破,最終一統華夏。
南明的快速解體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但其內部問題依然是主要問題,明朝中後期的黨爭文化早已深入骨髓,個人利益取捨代替民族大義,成為朝堂內外的主旋律,而因為平叛崛起的各路軍閥,缺乏戰略眼光,錯誤的以為可以如歷史上的其他大亂時期一樣,藉機割據一方,窺伺天下,這種內鬥消解了人口優勢,最終導致快速失敗。
參考:《明史》,《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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