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章開沅
摘編｜李永博
《章開沅口述自傳》，章開沅著，譚徐鋒工作室｜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鄧小平題校名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校更改校名成風。很多原本叫做“學院”的高校，都更名成為“大學”。華師從50年代起一直叫做“華中師範學院”，於1985年改名為“華中師範大學”。不過，華師改名比較晚，而且是迫於形勢。
我對於改名的問題，本不太積極。在我看來，數十年來，“華中師範學院”這塊牌子已經打出去了，改成“華中師範大學”，別人反倒不知道了。並且，叫“學院”未必表示水平低，像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傳承幾百年，聞名遐邇。因此，雖然更名的工作在前任就已經啓動，但我接手校長之後，並未急於推進。
沒有想到，我的這種認識在中國顯得太迂腐了。在教育部門編制的高校名錄上，把華師列得很靠後，哈爾濱師範大學、安徽師範大學，都排到了我們前面，湖北大學也排到了我們前面。這種排名本極無聊，但卻有實在的影響，不利於我們的招生。教育部領導也一再敦促，我們只有照此辦理，而且教育部很快就正式批文把校名改為“華中師範大學”。
章開沅1926年生於安徽蕪湖，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吳興縣，生於安徽蕪湖。1946年10月入南京金陵大學歷史系，後於該校肄業。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區，在中原大學政治研究室當研究生。1949年7月隨校南下武漢，在教育學院歷史系任助教、教員。1951年9月入華中大學(今華中師範大學)，在歷史系先後任教員、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2018年12月獲頒第七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在我接任校長之前，學校領導已經派人進京，設法請鄧小平題寫新的校名，但一直未能落實。1985年，我去北京參加黨代表會議時，碰到了好運氣，很快就完成全校師生的囑託。
會議期間，有次舉辦京劇晚會。因為很難聽到名角演唱，我很早便去了劇場。其實參加的人並非很多，我選了一個較好的座位坐下。偶爾一回頭，不由一驚，我的後面坐着自己的老首長、中原大學的創辦人之一、原中原局的宣傳部長趙毅敏。他是“二野”的，鄧小平的老部屬。我立刻利用開場前的空檔，抓緊時間向他致意。我首先自報家門，並喊他“趙部長”，這是他當年的職務，以便勾起他的回憶。
他看着我，想了一下，問道：“您原來在哪個單位？”
我説：“我原來也在二野，中原大學。”
他一聽，就明白了。
我接着説：“我當時是中原大學的學員，後來留校任教。有一次，您為我們做報告，有一句名言，影響了我很久。”
他問：“我當時説什麼了？”
我告訴他：“您當時説：‘什麼叫重要？什麼叫位置？一個單位有你也不多，沒你也不少，這就好嗎？’這句話太經典了。在哪裏也不能變成有你不多，沒你不少。我決心終生不做這樣的人。”
他笑道：“這句話你還記住了，我自己都記不清楚了。”
我立即切入正題，對他説：“趙部長，我有點事情想請您幫忙。”
他很隨和地問我：“什麼事呢？”
我就告訴他，我們請鄧小平同志為我們學校題校名，但已經過了很長時間，到現在還沒有寫……
趙毅敏聽了，正色道：“小平應該寫啊，中原大學是他創辦的嘛。這個簡單，我給他打電話就行了。”
不久之後，華師就收到了鄧小平題寫的“華中師範大學”校名。有人認為我有什麼神通，能夠獲得鄧小平的題詞。其實我沒有什麼特殊關係，只是運氣太好，看京戲碰到趙毅敏，而趙毅敏又願意幫忙。真正起作用的，是趙毅敏，不是我。
學校隆重舉行了更改校名的儀式。我也就成為華中師範學院的最後一任院長和華中師範大學的第一任校長。到了今天，偶爾還能聽到有人叫我“章院長”，都是在“學院”時期畢業的校友，或共事的工作人員，聽着也挺親切的。
“高”與“師”之爭
對師範院校而言，“高”與“師”曾經是一個長期考驗校領導智慧的問題。院系調整之初，對於師範院校的定位，本在一個“師”字，即強調師範院校應該以師範教育為本。因此，在課程設計上，與其他綜合性大學不同，特別強調教育理論與教學技能的培養，並安排大量教育實習的時間。但是，曾幾何時，教育部又開始強調師範院校也應該注重科研，即“高”的一面。於是乎，在很多師範院校裏，圍繞着究竟應該是“高”還是“師”，長期爭論，搖擺不定，難得真解。此等問題，在學理層面似乎很簡單，既然是師範類高校，當然應該既“高”又“師”。但在現實中，則頗不容易解決，且容易造成部門之間的矛盾。説到底，我們是“一僕二主”，上面有兩個婆婆，師範教育司與高等教育司，我們必須周旋於這兩個上級機關之間，為難之事甚多。
華師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困擾已久。我到校部之後才知道，因為常年“高”“師”之爭，負責教務的部門與負責科研的部門之間已經積累了一系列矛盾。有人提議：“我們應該圍繞‘高’與‘師’的問題，在全校範圍內來一次大討論。”我想了想，覺得還是不要討論的好。一方面，既然是師範院校，“師”肯定是要強調的。同時，作為高等院校，“高”也確實是必要的。更何況，大討論一事，弄得不好，容易造成分裂。與其空泛討論，不如勉力實行。因此，我學習鄧小平，擱置爭論。開教務方面的會議時，我就強調要“教學為本”。開科研方面的會議時，我就強調要“勇攀高峯”。這不是和稀泥，沒有原則，而是在我看來，高等師範院校就應該以師範為本，同時在科研方面也要勇攀高峯。
在教學方面，我會經常到課堂上去聽老師講課。事先不會通知，但聽完課之後，會和老師交流，提出一些建議，以切實提高教學效果。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教學方面有些進步，根絕了文革期間“集體上課”的方式，每門課都有專講老師，一步一步往前推進。但教學內容一時難有根本改觀，有些人用的，還是老教材、發黃的講稿。
時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的章開沅與孟菲斯大學校長簽署交流協議。
我發現，教師隊伍自身的素質，是影響課堂教學的一大因素。我提倡課堂討論，但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推廣，其原因，就在於很多教師的知識面太窄。華師是一所師範院校，教師隊伍中，有很多就是本校畢業留校的，或從其他師範院校畢業的。師範院校的課程設置中，師範教育的課程擠佔了專業課的時間，因此，師範院校畢業的人，如果課餘自學不夠，在專業素質方面是容易有些欠缺的。自己知識面太窄，底氣不足，自然無法組織課堂討論。當然，我這麼説，絲毫沒有菲薄師範院校畢業生的意思。像邢福義，就是華師畢業的，那完全是大家風度。
相對於“師”，“高”的問題更迫切。因為教務方面畢竟有多年積累，有章可循，而科研方面則底子確實比較薄。科研處最苦惱的，就是我們的高水平成果不多，成果的開發與利用更差。不過，經過努力，科研方面的起色，比教務方面還要大些。
究其原因，一則科研原來的起點低，因此有一點進步就看得出來。
二則60年代的時候，老黨委在年輕教師中選擇了一些人作為重點培養對象，如馬列主義的高原、教育系的楊葆焜、地理系的景才瑞、物理系的劉年壽、化學系的張景齡、中文系的王慶生等，此時都已成長起來，成為學術中堅。
三則老師們的幹勁足。很多專業的老師，主動來找我談本學科的發展趨勢，站在學科的前沿，論證該從何處下手提高本校的水平。那時找校長的，不是完全沒有私人請託的情況，但出於公心的佔多數。這樣羣策羣力，很多好點子都匯聚到我的面前。學校方面，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創造條件，給予支持。
四則負責科研的副校長鄧宗琦非常出色，認真負責。很多重點研究項目的設計，一些項目的推廣，他都和我一道，親臨一線。那時文科完全沒有經費，為了文科的發展，學數學出身、曾經當過科研處長的他，還主動從理科的經費中想方設法勻一點出來給文科。
經費確實是那時令高校領導頭疼的問題。比如説，我們想恢復音樂系和美術系，上面同意恢復，但經費自籌。我們就只好硬着頭皮，一個錢一個錢摳出來，艱難地往前推進。但也總算走過來了，現在華師音樂系和美術系發展得都不錯。
由於師範院校經費很有限，我們特別強調“好鋼要用到刀刃上”，該扶持的盡力扶持，但也絕不因為怕得罪人而面面俱到，因為那樣做只會壞事，到頭來會什麼都做不成。民國時代的教會大學，經費方面無法與國立大學比，但也做出了很多成績，其“秘訣”就是重點扶植一些學科，因時就利，做出自己的特色。我在教會大學讀過書，對此有些印象，因此自己主政華師的時候，也走重點突破的路。
章開沅（圖左）在藝術節上欣賞學生表演。
副校長負責制
中國高校的管理層，有兩個並行系統，一邊是以書記為首的黨委系統，一邊是以校長為首的行政系統。這種二元格局，在華師曾有一個形象的説法：東半球，西半球。
……
在“西半球”內部，實行嚴格分工。我近乎固執地認為，校長不要做副校長的事情，副校長不要做處長的事情。財權也好，人權也好，我都不抓，全都交給相關的副校長負責。有人來找我，如果是我的職權範圍的，我就直接解決，如果不是我的職權範圍的，我就告訴他，你應該去找某副校長，或某處長，或某科長。我從不為了顯示自己的“全能”，對任何事情都發號施令。因為在我看來，一旦對任何事情都發號施令，就侵犯了副校長的職權，使其無法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力。
有人恭維我，説我這是“放權”。我説不對，這本來就是副校長的職權，無所謂放不放的問題，我只是沒有攬權而已。
我有一句氣話，也是自我調侃，那就是，我任校長期間，華師是黨委領導下的副校長負責制。在我看來，在黨政二元體制下，高校是無法實現校長負責制的。校長不能負責，那誰負責？我開玩笑説，副校長負責。
不過，這句話同時確實也是一種寫實，我當校長的時候，華師確實是“黨委領導下的副校長負責制”。武漢大學有一位老領導，聽説我對很多事情都不管不問，覺得不可思議。有一次，她問我：“你這個學校是怎麼辦下來的？”聽我介紹了我的“副校長負責制”，她很驚訝：“啊，你居然這樣子來當校長！那你不是都被架空了？
在“副校長負責制”下，校長確實是架空了，但不是被人架空，而是自我架空。並且，它的好處，全由這一個“空”字而來：
首先，校長“空”了，副校長就“實”了，能夠放手做事，沒有羈絆。能充分發揮副校長的積極性，是“副校長負責制”的最大好處。
同時，“空”對於校長本身也有很大的好處，使我能從各種日常瑣屑中解放出來，以主要精力關注若干宏觀問題，將心思用在發展方向、道路的方面，並且常下基層，深入到一線去，而不至於被各種事情纏困在辦公室或會議室裏。
我一直認為，在大學，好校長不如好制度。有了制度，就一定要執行，千萬不可朝令夕改。我的一位亡友，設計師何涴芬説過一句話：“如果計劃不如變化，那規劃就成了鬼話。”對此，我深表贊同。許多人在“計劃不如變化”的幌子下，隨意更改已成規章，我很反感。
對於既定製度，我嚴格遵守，雖然有時被批評“太機械”，也在所不顧。比如説，我的校長機動費，和副校長一樣多，我不多要，並且，我的錢都交給校辦來管，我自己不管。哪個處要我出差，或者説做點什麼事，經費即由那個處來出，由分管的副校長來批，我不經手。這些規矩定下來之後，我就和大家一起嚴格遵守，從不越雷池一步。看似機械，但運轉起來有條不紊。
有一件事，我的處理可能過於機械，但亦無悔。
一個大雨傾盆的夜晚，大約十點都過了，家人正要休息的時候，傳來“篤篤”的敲門聲。打開門，一大羣年輕教工湧了進來。原來，他們的宿舍漏水了，相約來找我“解決問題”。我首先了解情況，然後承認學校的工作出了差錯，未能及時解決漏水問題。但同時也告訴他們，應該等明天去找某副校長，以及某處長。你們現在來找我，我也解決不了問題。很多人還是講理的，聽我解釋清楚之後就回去了。但也有少數幾人比較情緒化，坐在我家裏不走。
我説：“你們呆在這裏有什麼用呢？你們現在實際上已經是私入民宅了，不講法，這是一。再一個，我兩個孩子明天要上學，你們這樣鬧，影響我家人的休息，不講情。我已經告訴你們明天去找誰找誰，而且我明天會通知他們，這不就行了嗎？你們這樣坐着，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有的人還是不走，像是在發泄一樣，很難辦。後來，我也不客氣了，便對他們説：“既然你們不走，那我走，我到辦公室去！”他們一聽，知道我真的生氣了，終於離去。實際上第二天問題就解決了。
我不攬權，但也不聽人擺佈。
當校長之後，我猛補管理學，並且學以致用。上任之初，我一進辦公室，就有個別校辦的人進來，滔滔不絕地“彙報工作”，但中間夾雜着很重的個人好惡。開始的時候我對他比較客氣，因為我還不太懂。不久，我從管理學上看到有“爭取主動”的説法，即不讓秘書左右領導的工作，爭取每天都按自己的計劃辦事。我恍然大悟，此人的“彙報”，其實就有很強的引導性。在那之後，我就提高了警惕，避免個別人過分親近，經常用他的彙報干擾正常公務。長遠的規劃，都自己拿主意，對人對事，都作客觀判斷。
再一個，既然是“副校長負責制”，副校長就應該在相關方面真正負起責任來。很多問題，必須在底下解決好，不能事無鉅細提交到校長辦公會議上來。有的人為了省事，也為了自己不得罪人，遇到棘手的問題，就推到校長辦公會議來。我不允許這樣，因為如果扯皮拉筋的事情都提交到校長辦公會議，那校長辦公會議就會變得雜亂無章，甚至偏離中心。並且，永遠都會有開不完的會，校長會陷入日常碎屑的泥沼中，那就不要奢談主動，更不要奢談什麼登高望遠了。我是依靠校長辦公室來幫忙做“守門員”的工作，學校的思路、主體是什麼，哪些問題可以提交到校長辦公會議，他所提交的問題應該在哪一級解決，就應該在那一級解決，不能都往上面推。
原作者｜章開沅
摘編｜李永博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李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