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暑假以來，“雙減”一直是輿論場上的熱門話題。不論是對學業壓力有切身體會的青少年和學生家長，還是廣大校園教育工作者與教培行業從業人員，都是不小的社會羣體。與此同時，哪怕是那些不受“雙減”直接影響的人，也不難感覺到：“雙減”的成敗得失，不僅是單純的教育問題，也關係着下一代的成長前景，進而影響着整個社會的未來。
此前，有關部門嚴令整頓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外培訓，在行業層面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佔用節假日時間的小學、初中補習班幾乎絕跡，平日補習、網課等校外培訓形式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站在學生與家長的立場上，不論是否完全認同“雙減”，孩子們的自由時間與自由空間多了，同儕之間的競爭壓力小了，都是清晰可見的事實。
然而，隨着學校開學，對子女的“教育焦慮”再度在不少家長心中浮現出來。一方面，新聞中時常出現校外培訓借其他名義“死灰復燃”的情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家長擔心：在政府嚴令整頓教培行業的大背景下，經濟實力更強的家庭會不會更有條件尋找別的“門路”，反而損害教育公平？
上週，一則題為“上海保姆式家教月薪超3萬元”的新聞衝上熱搜，引爆了不少人心中的擔憂。報道顯示：“雙減”之下，學科類培訓機構被嚴格監管，但披着“馬甲”轉入地下的學科類培訓住家教師、一對一輔導等現象仍然存在。針對這一現象，上海廣播電視台的記者就一月薪標註為3萬元的崗位，向家政公司諮詢應聘條件，對方表示需要本科以上學歷、英語六級、有教師資格證、能用英文輔導小學全科、有海外留學經歷，且年齡在40歲以下。在上海地區，有資歷的老師可以開價到3萬元甚至更高。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保姆式家教”第一次出現在輿論視野內。此前，“雙減”剛剛啓動時，就有不少人探討過校外培訓以“一對一”的形式化整為零、轉入“地下”的可能。對此，許多網友認為這是對“雙減”政策的變相躲避，理當得到糾正。但是，也有網友認為:這類做法在法律法規層面處於灰色地帶，一方面缺少明確的規範，另一方面即便有規範依據，出於家庭環境的私密性，也較難實現有效的監管。
面對這一現象，率先報道此事的上海廣播電視台採訪了教育專家熊丙奇。熊丙奇表示：“教育部針對相關行為正在研究制定具體的指導意見，其中明確，包括在職教師家教、沒有合法教師資格的人員家教、以住家保姆名義請家教等都是違規的。”
同一周，人民網也發表了熊丙奇的署名評論《“高端家教”受追捧，“雙減”還需進行需求側治理》。評論指出：“那些動歪腦筋、‘暗度陳倉’、資質存疑的地下學科類培訓，無論穿着什麼‘馬甲’，都在堅決查處的範疇之內。之所以要對此類行為予以嚴肅整治，除了是為了落實‘雙減’方針，更是因為教育天平不容傾斜，教育公平更不能被金錢破壞。”
不過，在抨擊此類現象時，作者也坦率承認：相關查處存在“認定難”“查處難”“監管難”這“三難”。因此，要從根本上治理私教問題，還在於引導家長減少“填鴨衝動”。文章寫道：社會“需要加強對家長的教育引導，讓家長掌握科學的育兒理念和方法，摒棄功利的教育觀和成才觀，使家長根據孩子的個性、能力，為孩子規劃適合的成才道路。在規範校外培訓機構後，家長也可以逐漸從‘教育軍備競賽’中走出來，學校和社會輿論應該倡導科學育兒理念，不再刺激家長的焦慮。”
針對同一話題，《楚天都市報》也於10月14日刊登了評論員吳雙建的文章《家教變高端家政，“雙減”不能減公平》。針對明顯只有個別家庭請得起的“天價家教”，作者質問道：“如此高昂的費用，又有多少人能夠承擔得起呢？原來不少家庭為了購買學區房，已經貢獻了‘六個錢包’，難道現在請個家教，也要拿‘六個錢包’出來嗎？”
質問之後，作者寫道：“‘高端家政’的出現，給人一種‘雙減’只減家庭條件差的觀感。如果真的是家庭條件較差的孩子被‘無痛分流’，談何公平公正可言。如果不及時堵上漏洞，加強監管，會讓更多的家庭不顧條件創造條件也要比拼，結果又導致一場‘競賽’。”
價格高昂的“保姆式家教”有其問題，其他形式的家教也面臨着種種爭議。此前，杭州市教育局就“雙減”政策背景下大學生家教問題作出了一則答覆：“不具備教師資格的大學生不能開展針對中學生的學科類培訓”，引發不少討論。説到底，不論是收費高昂的“高端保姆”，還是勤工儉學的大學生，都同樣涉及到“雙減”的執行力度問題。
對此，封面新聞9月發表的一篇評論寫道：“教育是一門科學，有內在的規律、內在的要求在。從某種意義上説，全面收縮校外良莠不齊的培訓，讓學生迴歸校園這一教書育人的主陣地，踏實接收全面、體系化、規範化的學科教育，也許恰恰更容易出成績。”歸根結底，教育公平不僅與家庭條件有關，如何保障“雙減”在落實中一視同仁，才是更多人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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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