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軒

應州之戰: 明朝歷史上最名不副實的大捷

由 寸建宇 發佈於 經典


1517年,明朝北方邊境上爆發了一場號稱規模宏大的戰役。近十萬明朝官軍與扣邊的蒙古人激戰數日,才最終脱離接觸。當時的明朝皇帝朱厚照,甚至還親自領兵參戰,成為了最後一個親上戰場的大明君主。但他的這場大捷卻只打死了16名敵軍,讓古今所有看客都覺得不可思議而疑雲重重。

那麼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應州大捷究竟應該是一場怎麼樣的戰役呢?


正在騎馬狩獵的明宣宗 一身的蒙古式裝備

明朝在建立之初,就打着號稱是驅逐韃虜的口號,表示要重開大宋之天。但在實際的操作層面,宋朝貴族的後裔們並沒有獲得一點起碼的體面。明朝開創的新紀元,也和宋朝時的風氣沒有半點關係。

相反,明朝人在很多方面都顯得非常的“蒙古化”。除了在服飾上直接抄襲,制度上也大量沿用。就連皇族本身都顯得更像蒙古大汗。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母親是蒙古人的朱棣登基後,就表露的非常明顯。後面的數位皇帝,無論性格脾氣好壞還是身體天賦如何,都喜歡穿着蒙古衣服玩射箭。條件允許還會定期進行野外狩獵。顯然與文弱的宋朝皇帝不同,更有鮮卑化的前期李唐風采。


行樂圖上的明宣宗

作為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在很大程度上也繼承了深入家族基因的蒙古風傾向。從當時與後世留下的許多記載來看,這位年輕君主對傳統儒家帝王教育非常的不削一顧。縱然有貪玩成性的本色,也不失為非中原式君主的風采。這倒不是説明朝的皇室不重視儒家,不搞聖人訓誡的那套天下觀念。但明武宗繼位時年紀尚小,很多教育課程都未開始,根本來不及成為一名合格的“東亞共主”。青春期的叛逆,卻已經讓他對傳統帝王學的薰陶表示反感。因而一頭栽進了離經叛道的各類異域文化之中。


一身蒙古式服裝的明孝宗

同時,朱厚照的統治理想,也被朝堂中的儒家士大夫們所警覺。通過很多帶有抹黑性質的記載,我們足以從中看到這位皇帝的執政理念。他逐步從軍隊與男友中,選拔出很多非科舉出生的寵臣,建立了類似中亞軍事兄弟會的“養子制度”。然後依靠這些軍隊與宦官背景的寵臣與養子們,將原有的士大夫官員都逐步架空。再用這些人控制的軍隊,替換掉原有的京師駐防部隊。最後,索性常駐到靠近邊境的宣府,顯示出與儒家大臣們攤牌的趨勢。

既然朱厚照在個人傾向上,更倚重自己逐步建立的軍事兄弟會,就必須為自己豎立足夠份量的軍功。否則很難在尚未完成轉換的軍隊中,豎立足夠的威信。對於自己一手建立的私人幕府而言,也會讓人覺得成色不足。應州大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明朝的第十位皇帝 朱厚照


北元勢力一直是明朝揮之不去的陰影

1517年10月,明武宗期待已久的機會終於來臨。邊軍發現有大批蒙古部落正在集結的跡象,顯示了大規模扣邊行動的臨近。這波蒙古軍隊的領頭人被稱為達延汗,在蒙古語中就是大元大汗的意思。

達延汗本命孛兒只斤·巴圖孟克,是北元皇帝元昭宗的直系後裔,其血統可以一直追述到著名的成吉思汗本人。他的家族在瓦剌部落的霸權結束後,開始嘗試統一漠南蒙古各部。由於父親的早亡,巴圖孟克很小就繼承了汗位,並在母親的幫助下熟悉軍政事物。一直到1487年,才正式親政。


達延汗其實就是 元朝大汗的音譯

由於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以元朝的唯一繼承人自居,雙方自然經常處於意識上的敵對狀態。明朝邊軍也經常為了用人頭領賞,越境襲擊那些缺乏防備的蒙古牧民。結果,逼着眾多小部落都需要圍繞強人來尋求自保。這些舉動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巴圖孟克的復興大業。

在巴圖孟克親政後,他便開始利用逐步增加的資源,征戰四方。首先是將比自己實力更強的衞拉特蒙古擊敗。然後又花了多年時間,將靠近明朝邊境的部落降服。到1510年左右,已經控制大片領地的巴圖孟克,開始大力分封自己的兒子。將他們派往各地,擔任萬户,以便形成有效的管理控制。


明軍的不斷襲擊 迫使已經分成小部落的蒙古人再度抱團

對於經常與自己不對付的明朝,巴圖孟克的也屢屢採取報復行動。他的騎兵定期騷擾寧夏、大同、宣府和榆林,攪得明朝邊軍不得安寧。但這些行動往往都不是為了攻城略地,而僅僅是要迫使明朝開發邊境貿易。這對於已經被衞拉特等西蒙古勢力截斷西部貿易的他們來説,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明朝方面則總是以拖待變,偶爾開放邊境貿易為自己減輕壓力。等到蒙古主力撤退,又繼續一切照舊。巴圖孟克對於這種以空間換時間的做法,也沒有太多辦法。


蒙古人屢屢南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尋求自由貿易

政治上,明朝在自己的朝貢體系中以蒙元繼承者自居,對於巴圖孟克的稱號非常警惕。所以在明朝人的記載中,大元大汗的封號會被用直接音譯的達延汗代替。達延汗希望獲得平等的貿易機會,自然不願以臣服姿態加入大明朝的朝貢體系。否則家族本身的政治號召力,也會因為暫時的經濟利益而受到永久性的傷害。

既然貿易開放總是時斷時續,蒙古人就只能依靠與明朝境內的走私犯合作,做點擦邊球買賣。同時也要定期出兵南下,襲擾明朝控制的邊境線。撈一點好處的同時,也算是對明朝方面的示威。最後,這樣的大規模集結本身,也是比較不錯的軍事訓練。



1517年的應州大捷,就是明武宗與達延汗這兩位君主個人理想的衝突。按照慣例進行扣邊襲擾的蒙古人,遇上了急於需要戰功的明朝少主。所以照常理而言,這將會是一場火星撞地球般的惡戰。但實際情況卻與朱厚照想象的截然不同。

當估計有3-5萬的蒙古騎兵南下後,已經跑到去大同尋求軍功的明武宗也決定北上決戰。但明朝糟糕的軍政狀況,卻不可能為他準備自己期望統領的軍隊。儘管邊境的衞所一直比內地的同行要更為善戰,卻依然架不住糟糕制度設計所帶來的頹廢與貧困。這就讓很多駐地的實際兵力數目,要大大小於朝廷在花名冊上看到的數字。將領在平日裏靠集合自己的精鋭家丁出陣,應付各種規模有限的衝突。真的攤上大規模戰事,則必須進行傷經動骨的動員。何況對於明朝軍隊來説,規模越大,戰鬥力反而越弱。


只是這些情況並不能消退朱厚照的熱情。他在率領大同的駐軍北上後,也命令邊境上其他各軍鎮派兵馬來支援自己。這樣,如果他自己遭到敵人的優勢兵力包圍,從遼東、宣府和寧夏趕來的援軍,將會從兩翼打擊缺乏準備的蒙古人。

從軍事角度而言,朱厚照的部署在大體上沒有問題。但他僅僅考慮到了明朝一方的部署態勢,而忽略了對蒙古軍隊的估算。這種將對手想當然弱化的思維,註定了應州大捷將會是以鬧劇收場。


因為蒙古騎兵南下的目的大都是為了劫掠與示威,並沒有強行攻破城關的慾望。在這樣的戰略目標下,3-5萬人的騎兵將會以最大覆蓋範圍佈置。以便在同一時間內,掃蕩最大的單位面積。這麼做的另一個好處,則是在明軍的長城防禦沿線,製造更多的混亂。讓明軍無從判斷蒙古人的主攻方向,不能從容的抽調沿線兵力進行重點防禦。

從幾路明軍的增援情況來看,來自遼東與宣府的邊軍,最快抵達了朱厚照所在的大同地區。説明達延汗並沒有在這個方向上展開什麼軍事行動。但西面的榆林和寧夏等地駐軍就沒有很快抵達,顯然是在自己的當面也發現了蒙古軍隊。蒙古人也會根據自己的戰術傳統,也會在各支分隊的外圍都派遣偵查兵力,不可能對大規模明軍的出現沒有任何察覺。即便是全軍後撤,都會留下部分斷後的兵力應付。


朱厚照所率領的大同駐軍,就以最快速度追擊他所認為的蒙古主力。只是蒙古騎兵的反應速度超乎了明武宗的想象。在一路撤退之後,突然讓他遭遇了更大規模的敵軍。這同樣是蒙古人非常經典的後退包抄戰術。有時候只需要一支戰力不強的輕騎兵隊伍,便可以把對手的精鋭重騎兵吸引到自己的主力跟前。若非蒙古人已經處於全軍後撤的局面,明朝歷史上的第二次土木堡事變就會上演。

最終挽救明武宗命運的是次日清晨的大霧,這幫助他成功的逃出了蒙古人臨時組織的反擊陷阱。


蒙古人顯然比大明皇帝更瞭解附近戰區的整體情況。達延汗很容易的就看穿了朱厚照的策略,並以最輕微的代價,化解了明軍的合圍之勢。倒是朱厚照自己在宣佈大捷的情況下,直接撤回了宣府,顯得舉止有些怪異。

戰後,明軍清點自己的戰果,發現僅僅打死了16個蒙古人,自己一邊卻有52人戰死。即便是將兩個數字相加,也不可能是一場大規模遭遇戰所應有的傷亡。所謂的大捷之説,自然是不攻自破。



應州大捷無疑是明朝邊境局勢與軍事力量狀態的體現。無論蒙古人在當時如何衰落,都有能力給每況愈下的明軍以意想不到的打擊。明朝人無論如何吹噓自己的赫赫武功,都無法掩蓋戰鬥規模小、戰鬥強度低的事實。

達延汗在1517後病死,漠南蒙古開始進入了新的權力結構調整。這讓他們暫時無法組織起規模很大的襲擾行動。以至於明朝人都注意到蒙古勢力的暫時消停,並被很多不求甚解的後人解讀為應州大捷在實際上重挫了蒙古軍隊。這種充滿主觀臆斷的想象,不僅常見於知識水平有限的古代士大夫身上,也不斷提醒着今天的很多人還要學習一個。


至於明武宗自己,則在兩年後又找到了為自己增添武功的機會。遠在江西的南昌,爆發了雷聲大雨點小的寧王叛亂。這場鬧劇式的叛變行動,很快就被日後聲名遠播的王陽明所平息。但局勢的瞬息萬變,並不能消退朱厚照的裝逼熱情。姍姍來遲的他,命人故意給寧王鬆綁。以便自己帶着養子們,再上演一遍擒拿叛逆的好戲。

也是在這一年,朱厚照首次接見了從馬六甲趕來的葡萄牙國王特使。他將使團全部帶回北京,並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內,學會了葡萄牙語。這對於喜好異域風情和外族語言的皇帝來説,可能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他在此之前,就已經學習了蒙古、回回和西藏等地的方言。他的身邊除了養子與寵臣,也經常會有來訪的喇嘛、商人和使節。


只是這次“南征”,也給明武宗的早亡,埋下伏筆。第二年,在回程途中的一次落水,讓常年掏空身子的皇帝開始患病。到1521年4月,這位離經叛道的年輕帝王,就結束了自己短暫的統治生涯。他的寵臣與養子們,很快就被撥亂反正的士大夫官員所清洗。

伴隨明武宗而去的,不僅是他生前建立和維護的幕府兄弟會,也包括了明朝前期皇帝們所特有的蒙古化性格。這層文化繼承因素,在朱厚照身上閃現了最終消亡前的迴光返照。也為遠在里斯本和君士坦丁堡的宮廷,帶去了極具誘惑力的傳説。


最耐人尋味的,無疑還是武宗一朝的士大夫官員們。他們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抗爭着明武宗所推行的非中原式政策。但同時也不能沒有一個皇權象徵來作為自身地位的保障。當皇帝不習儒家經典,卻熱衷西域的神秘儀式,他們一定也是看在眼裏、恨在心裏,卻又無可奈何。當皇帝不斷擴大自己的養子隊伍,這些人也更是察覺到了一絲涼意。


當然,即便明武宗有更長的壽命,也很難在根本上改變明朝的中原化趨勢。他所建立的軍事兄弟會,只是徒有其表而實際能力不足。一旦需要處理遠方的事物,仍需仰仗儒家士大夫們構成的官僚系統。他一直注意從宦官和軍鎮中提拔人才,也是對這種大趨勢的本能抗爭。但整體環境的每況愈下,由不得任何人以一己之力去強行扭轉。